2025年5月，一幅标价8800万元人民币的明代《江南春》手卷正静静展出，站在展柜前的庞叔令女士，此时感受到的只有错愕与愤怒。

对于这位收藏巨擘庞莱臣的曾孙女而言，早在66年前，这幅画就连同其他136件稀世珍宝，由她的父亲庞增和亲手交到了南京博物院的手中。

当时并没有任何商业算计，有的只是一颗“化私为公”的赤子之心，以及那一纸承诺“永久珍藏”的荣誉证书，谁能想到，这一藏竟藏到了商业拍卖会的货架上？

如果不是庞家后人记性好，又恰巧的走进了拍卖行，这幅在文博系统内部被定义为“赝品”的国宝，恐怕就要在他人的掌声中完成最后一次完美的洗白，彻底消失在私家藏室的深处。

而随着庞叔令当场那一嗓子举报，以及随后她申请强行进入南博库房清点的举动，一个隐藏了近三十年、横跨文物鉴定、馆藏管理与市场变现的惊天“暗箱”，终于被掀开了一角。

“国宝”变“废纸”

这起事件最荒诞的地方，在于文物的身份是如何被置换的，在普通人的认知里，博物馆是文物的保险箱，但在这里，博物馆似乎变成了一个精密的过滤器。

这幅《江南春》，虽然署名是仇英，但在庞家“虚斋”的收藏体系里，一直是被郑重对待的，即便它是后世高仿，作为庞莱臣流传有序的旧藏，其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也远非地摊货可比。

早在1959年捐赠之初，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甚至点名垂询过此画，足以见其分量，但到了南博的档案里，它的命运急转直下。

根据目前南博方面对外抛出的解释，一切源于对真伪的认定，按照他们的逻辑，经过专家鉴定这画是假的，既然是赝品，就不属于珍贵文物。

那么为了腾退库房空间，就可以走“划拨调剂”的流程进行处理，这听起来似乎合乎行政逻辑，但若细究其中的时间线与细节，便会发现满地狼藉。

所谓的鉴定结论，本身就充满了可操作的弹性空间，1961年包括张珩、谢稚柳在内的书画鉴定泰斗确实看过此画，给出的评语虽然认为是“伪作”。

但紧接着有一句极具分量的评价“伪得很好，庞家当年是当真迹收藏的”，这本是对其文物价值的另一种肯定，暗示其作为“老仿”同样具备极高的馆藏意义。

但在随后1964年的第二次鉴定中，情况变得诡异起来，参与签字的人员名单里，赫然出现了一位根本不是书画鉴定专家的徐沄秋，此人的身份仅仅是一名文物征集员。

让外行参与给国宝“判死刑”，这如同让勤杂工去签发手术单一样荒谬，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粗糙且带有强烈目的性的“降级”鉴定，竟然成为了日后将文物剔除出馆的尚方宝剑。

既然被定性为“废品”，那么废品自然有废品的去处，这就引出了1997年那份关键的“调拨单”。

签字笔下的乾坤挪移

把时间拨回到1997年5月8日这一天，对于南博的库存文物来说，是一个命运的分水岭，一份《藏品拨交/处理报批表》被正式签署生效。

这份文件不仅决定了《江南春》的流向，更像是一张复杂利益网的“显影纸”，在申请人一栏，签着“凌波”的名字，在院领导审批一栏，则龙飞凤舞地签着“徐湖平”三个大字。

这两个名字，如今看来每一个都重若千钧，徐湖平时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也是这起事件如今处于舆论暴风眼中的核心人物，你以为这只是正常的行政审批？

但另一个关键信息点足以让人脊背发凉，在1997年的那个时间节点上，徐湖平不仅掌握着博物馆的大权，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

也就是说，这位徐院长左手握着博物馆的审批章，批准将馆藏“赝品”调拨出去，右手握着文物商店的接收章，将这些被剥离了“国有资产”护身符的宝贝收入囊中等待变现。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瓜田李下，一度被外界誉为是一场赤裸裸的“左手倒右手”戏码，作为裁判员，他判定画作不值钱，作为运动员，他在另一块场地上等着接球。

如今，当媒体和公众的质问声铺天盖地而来，已经82岁的徐老先生拿身体健康当“挡箭牌”，面对镜头，他说自己有高血糖，强调前列腺也不好，退休快二十年了，什么都不管了。

对于那至关重要的签字，他给出的回应堪称“甩锅”界的教科书：“这个事没有经过我手，我又不是书画鉴定家，我什么都不懂。”

这种试图用“糊涂老翁”形象来切割责任的做法，在如山的铁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那份1997年的单据上，白纸黑字盖着公章，签着他的大名。

这不是一句“身体不好”就能用橡皮擦擦掉的，更何况这也不是他第一次面临类似的指控，早在2012年，就有南博内部职工实名举报过他。

涉及账目混乱、私用国宝等问题，桩桩件件都指向管理黑洞，只可惜当年的举报如泥牛入海，没有泛起太大的浪花，直到今天才以一种更具爆裂性的方式回旋镖般打了回来。

如果说徐湖平是那个在聚光灯下签字的人，而凌波则是那个在幕后推动流程的关键一环。

隐秘的“看守人”与消失的账单

作为1997年那份调拨申请的发起人，凌波的角色耐人寻味，他在当时的逻辑是，申请将这批被定性为“赝品”的物件调给文物商店。

按理说，一个经手“废品处理”的办事员，其职业生涯本该平平无奇，奈何极其讽刺的是，根据公开履历显示，到了2008年，凌波已经摇身一变，升任为南京博物院保管部的主任。

更具戏剧性的是，当年那一则关于北宋《大方广佛华严经》残片惊现南博库房、填补千年空白的重磅新闻里，凌波作为发现者和保管负责人，曾满面红光地接受过媒体的赞誉。

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悖论：一个当年负责把馆藏“赝品”不论真假一律往外清理的人，后来竟然成了整个博物馆最核心机密，掌控库房安全的守护神。

当年的调拨流程到底是他由于专业能力不足而被动执行，还是他心知肚明地配合默契？如果连负责保管的人都在想方设法把东西往外送，那库房的大门还能防得住谁？

除了人的问题，账目的问题更是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按照南博现在公开的记录，《江南春》被调拨到文物总店后，在2001年4月16日被卖掉了。

在这个账本上，买家的名字是一栏极其敷衍的空白，或者说是用了两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代称“顾客”，而成交价格是6800元。

2001年的6800元虽然还算值点钱，但在文物圈里，哪怕是用来买一张晚清的普通字画都未必够，更何况是带有“虚斋”鉴藏印的明代手卷？

这种违反市场常识的低价，只有一个解释：这是为了做平账目而炮制的“阴阳单”，这并非无端猜测，因为早在多年前，另一位已故收藏家陆挺的妻子丁蔚文，就在其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中不经意间泄露了天机。

文中明确记载，陆挺的艺兰斋收藏的那幅《江南春》，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花费17万元从“庞氏后人”手中购得的。

这里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庞家坚决否认卖过画，他们一直以为画在南博，那么陆挺90年代买到的画是从哪出来的？

如果90年代画就已经以17万（甚至更高）的价格流入了陆挺手中，那么南博账面上2001年那笔“6800元卖给顾客”的交易记录，岂不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幽灵交易？

唯一的真相路径可能是：画早在90年代就被相关利益链条私下高价倒卖出去了，其中的巨额差价不知进了谁的私囊。

而到了2001年，为了在财务上把这个窟窿抹平，才补录了这么一笔只有6800元、买家无法查证的虚假交易，所谓的“顾客”，不过是这群硕鼠给自己找的替罪羊。

信任的坍塌

庞叔令在清点完库房后，感到手脚冰凉的不仅仅是那幅《江南春》，庞家当年捐赠的137件文物里，竟然少了5件，除了这幅估价8800万的手卷，还有北宋赵光辅的《双马图》等珍品也不翼而飞。

讽刺的是，那幅同样被定为“赝品”处理掉的《双马图》，早在2014年就已经在拍卖市场上露过面，并且以230万元的高价成交，每一笔成交的锤声，都在狠狠抽打着所谓“赝品处理”规章的脸。

如果真是废纸，市场凭什么真金白银地买单？如果市场认可其价值，博物馆又凭什么以几千块的白菜价将其贱卖？

这种操作模式一旦被证实，其破坏力将是毁灭性的，它意味着，只要掌握了鉴定权和行政审批权，某些人就可以利用专业壁垒和制度缝隙，将公共资产甚至是爱国人士的捐赠，合法地转化为私人利益。

他们先把真东西说成是假的，把贵的说成是贱的，然后通过一个合规的“左手倒右手”程序，将国宝洗进市场，几年或者几十年后再通过拍卖行变现，哪怕其中隔了多少层手套，最终流失的都是国家的文化血脉。

眼下，虽然江苏省文旅厅的工作专班已经进驻，庞叔令申请的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也正在一步步逼出原始档案，但这早已不再是庞家与南博之间关于物权的私法纠纷。

徐湖平那句“退休不管事”的辩解，在这个五月的舆论场上激起的不仅仅是愤怒，更是深层的恐慌，因为大家害怕的不是一幅画的真伪，而是如果连“向国家捐赠”这样最高级别的契约都能被如此轻慢地撕毁。

如果连国家博物馆的库房都能因为人为的操弄而出现漏洞，那么以后谁还敢把自家的传家宝托付给公共机构？

接下来望相关部门能够彻查此事，直至水落石出，莫让“顾客”身份成永久谜团，莫使捐赠者善心变寒心，既给庞家以交代，亦守护博物馆之公信力。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2025-12-20

南京博物院《江南春》被谁买走、流转何处仍存疑，关键环节梳理→

大河报2025-12-19

南博藏品现身拍卖事件追踪：被鉴定为“伪作”后拨交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以6800元价格卖出！

极目新闻2025-12-18

江苏文旅厅调查南博藏品现身拍卖事件，庞莱臣后人不认可伪作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