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尚未发动，总统之位引起纷争，孙中山被人鄙夷为“孙大炮”

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孙中山20岁即名列“四大寇”之首，其他“三大寇”各是什么来头？》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孙中山在弱冠之年到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结识了陈少白、杨鹤龄，再加上之前在广州南华医学堂学医结识的尤列，四人均以“反清”为己任，大谈反清言论，因而被同学们称为了“四大寇”。

不过，这个时候的“四大寇”只是把革命挂在嘴巴上，并没有付诸行动。

那么，“四大寇”将反清事业付诸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老覃在今年春节期间发布过《<唐探1900>反复提到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在忙啥？正在尾随李鸿章》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00年7月，孙中山曾在香港谋求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一见，最终，两人还是擦肩而过了。

关于孙中山与李鸿章的渊源，又得从香港西医书院讲起。

这座西医书院是留英博士何启所创，李鸿章是四个名誉赞助者之一。

李鸿章曾称赞这个学校“将使知识由黑暗转为光明”。

1892年，孙中山从该西医学院毕业，在香港西医学院教务长康德黎和香港总督罗便臣的推荐下，差点就进入了李鸿章开设在天津的西医学院里任教，但因阴差阳错，转往澳门镜湖中医院挂牌行医，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名医。

因为和李鸿章的这层关系，孙中山在1894年5月，竭尽平生之智写下了著名的《上李鸿章书》，希望通过走改良道路来改变中国。

但这个时候，发生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作为国家重臣，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哪有时间和心思来研究孙中山的上书？

孙中山大感失望，从此完全断绝了走改良道路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思想。

陈少白后来说：

“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

孙中山在澳门卖药行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本来可以凭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他志不在此，反而借着医生的职务，“出入衙署”，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人，为革命运动打基础，酝酿着要成立一个革命机关。

经与革命挚友陆皓东、尤列、陈少白等人商议，该革命机关定名为“兴汉会”，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上书李鸿章失败，孙中山义无反顾地前往檀香山，“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以其非凡的魅力召集了何宽、李昌、刘祥、钟宇、程蔚南、郑金、黄亮、许直臣、宋居仁等20余人，在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家里召开了反清组织“兴中会”的成立大会。

随后写给陈少白，兴奋地说：

“前次从香港到澳门去，在香山轮船栏杆旁所说的话，不要忘记。这件事可以做得到的，你预备，我就要来了。”

“在香山轮船栏杆旁所说的话”，是些什么话呢？

“这件事”，又是指哪件事呢？

原来，孙中山当日在船上和陈少白等人讲的就是将来怎么造反的事。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但孙中山却是一个超级务实的行动家。

1895年一月，他从檀香山满载而归。

在香港，他把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人组织起来，商议如何发动武装起义之事。

从陈少白口中，孙中山得知杨衢云、谢缵泰在香港创办的辅仁文社是一个以改革政治为宗旨的组织，便有意将之收纳入兴中会。

改日，他单刀直入，和杨衢云、谢缵泰等人见了面，大谈革命前景。

杨衢云毕业于香港圣保罗书院，曾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英文教员、招商局书记、香港新沙宣洋行副经理，很有见地，和孙中山意气相，一见如故，欣然表示同意取消辅仁文社，文社全体成员加入兴中会。

如此这般，1895年2月21日，香港兴中会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的乾亨行成立，入会人员共有49人。

接下来，经过大半年的经营和运作，起义行动提上了日程。

这一年的10月10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黄咏商、谢缵泰等一大批兴中会的头目集中商讨起义大计，并推选子出兴中会的“总办”。

大家有约在先，都表示，这个“总办”就是起义成功后所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显而易见，这个时候的兴中会主要由两股势力组成，一股以孙中山为首，另一股以杨衢云为首。

陈少白、郑士良等人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认为此位非孙中山莫属。

而谢缵泰等人则唯则杨衢云马首是瞻，故极力拥戴杨衢云。

相对来说，孙中山这一边人多，杨衢云那边人少。

选举后的结果是：孙中山当总统。

谢缵泰大为不满。

他认为孙中山不过是一介自以为是的轻率的莽汉，当众鄙夷孙中山是个“大炮”——这是孙中山首次被人冠以“大炮”之名。

谢缵泰后来在《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是这样评论孙中山的：

“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情——事事一帆风顺——‘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