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印度的历史,总有些事让人觉得既离谱又心酸。
19世纪的喀拉拉邦,曾经有过一种税,叫“乳房税”,专门针对低种姓女性的身体,强迫她们袒露胸部或者交钱才能遮体。
这税听着就让人瞠目结舌,不仅是对女性的羞辱,更是种姓制度压迫底层的赤裸裸体现。
纳根娜,一位普通的低种姓女性,用自己的生命抗争,点燃了改变的火花。这段历史背后,藏着多少屈辱与反抗?它又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印度社会?
“乳房税”,在当地被称为“穆拉卡拉姆”(Mulakkaram),是19世纪初印度南部特拉凡科(Travancore)王国的一项奇葩税收。
这税种专门针对低种姓女性,特别是伊扎瓦和达利特(贱民)群体,规定她们在公共场合不得遮盖胸部,否则需缴纳一笔税款。
税额高低由税务官根据女性胸部大小决定,越大税额越高。这种制度不仅是对女性身体的物化,更是对低种姓群体的羞辱,强化了种姓制度下高低等级的森严界限。
种姓制度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后建立的社会等级体系,将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等级,还有被排除在外的“不可接触者”——贱民。
婆罗门作为最高种姓,掌控宗教和文化,享有至高特权,而低种姓和贱民则被视为“不洁”,连基本的生活自由都被剥夺。
公元前200年前后,《摩奴法典》的颁布进一步固化了这种等级制度,明确规定低种姓的服饰、行为和权利受限,甚至连女性身体的遮盖都被严格管控。
在特拉凡科,衣服是种姓地位的象征。高种姓女性可以穿着华丽的纱丽,胸部覆盖精致的布料,而低种姓女性被禁止遮盖上身,以此彰显她们的“低贱”。
“乳房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表面上是为增加财政收入,实则是高种姓巩固统治、羞辱低种姓的工具。
英国殖民者虽在18世纪末掌控了喀拉拉邦,但并未废除这一制度,反而将其纳入税收体系,地方统治者借机向底层榨取更多财富。
低种姓家庭本就一贫如洗,这笔税款对他们来说是沉重负担,许多女性无力支付,只能选择袒露胸部,忍受高种姓的目光和嘲笑。
税收的征收过程充满屈辱。税务官通常由高种姓男性担任,带着随从挨家挨户检查。他们手持账簿,逐一记录每位女性的身体特征,确定税额。
年轻女孩刚进入青春期就得接受检查,甚至婚配与否、年龄增长都会导致税额调整。税务官的行为肆无忌惮,常常伴随言语羞辱和粗暴对待。
拒绝缴纳的女性会被当众扯下衣物,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这种羞辱不仅针对个人,更是对整个低种姓群体的精神压迫。
“乳房税”的存在,反映了种姓制度与性别歧视的交织。高种姓宣称,低种姓女性袒露身体是对他们的“尊敬”,这种观念源于印度教的“洁净”理念。
《摩奴法典》中将女性视为“污秽”的源头,认为她们的身体天生低贱,必须通过暴露来强化等级差异。低种姓女性被彻底物化,身体成为高种姓炫耀权力的工具。
更有甚者,进入神庙或法院时,低种姓女性必须袒露胸部,否则被视为对神灵或权威的不敬。这种规定让女性在公共场合无处遁形,尊严被彻底践踏。
尽管如此,底层女性的反抗从未停止。19世纪初,低种姓女性开始零星抗争,拒绝缴纳税款或公开遮盖身体。
纳根娜的行动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1813年,税务官来到她家,要求缴纳高额税款。
纳根娜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她拒绝妥协,愤怒中用镰刀割下自己的双乳,扔向税务官,以生命为代价表达对不公制度的抗议。
她因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切尔塔拉。村民们将她的故事口口相传,愤怒在低种姓群体中蔓延,点燃了更大规模的反抗。
纳根娜的牺牲并非孤立事件。她的行动激励了其他女性,抗争逐渐从个体蔓延到集体。
低种姓女性开始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手持竹竿和火把,撕毁税务官的账簿,公开遮盖身体,挑战高种姓的权威。
1813年爆发的“钱纳尔起义”成为这一抗争的高潮。这场起义主要由纳达尔和伊扎瓦等低种姓群体发起,针对的不只是“乳房税”,还包括英国殖民者的经济剥削和种姓制度的整体压迫。
起义中,女性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与男性并肩作战,烧毁税官的记录,甚至与前来镇压的士兵发生冲突。
与此同时,基督教的传播为反抗提供了精神支持。19世纪中叶,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喀拉拉邦,宣扬“人人平等”的理念,吸引了大量低种姓民众。
改信基督教的女性开始大胆遮盖身体,拒绝缴纳“乳房税”,这进一步激化了与高种姓的冲突。
传教士在村庄建立教堂,组织低种姓女性学习识字和宗教教义,这些活动为她们提供了聚集和讨论的机会。
教堂的木制长椅上,女性们在昏暗的油灯下低声商讨反抗计划,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抗争网络。
高种姓统治者对基督教的传播极为警惕,担心其平等理念动摇种姓制度根基。他们采取暴力手段镇压,逮捕传教士,殴打改信基督教的女性,甚至焚烧教堂。
尽管如此,基督教的理念仍在底层民众中扎根,为低种姓女性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撑。
一些女性在集会上公开宣读圣经,强调平等的权利,拒绝接受“低贱”的标签。这种宗教转变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对种姓制度的有力挑战。
“钱纳尔起义”虽然在1813年被镇压,但其影响深远。低种姓女性的抗争让特拉凡科的统治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起义暴露了种姓制度的脆弱性,也让英国殖民者意识到继续纵容这种税制可能引发更大的动乱。1859年,英国殖民政府迫于民意和国际舆论,正式宣布废除“乳房税”。
这一决定标志着低种姓女性在公共场合遮盖身体的权利得到承认,也成为印度女性争取尊严的重要一步。
“乳房税”的废除是印度女性争取平等的重要里程碑,但种姓制度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
1859年后,特拉凡科的低种姓女性终于可以合法遮盖身体,但高种姓群体仍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言语和行为歧视她们。
英国殖民者在废除“乳房税”时,更多是出于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而非真正关心底层女性的权益。
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直到1950年印度宪法禁止种姓歧视,法律上才明确废除这一体系。然而,现实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低种姓女性依然面临教育匮乏、童婚和暴力等威胁。
“乳房税”的废除让人们开始反思种姓制度和性别歧视的深层问题。
20世纪,印度独立运动兴起,圣雄甘地等领袖呼吁废除种姓压迫,女权运动也逐渐兴起。然而,种姓观念在现代印度依然存在,低种姓女性在就业、婚姻和教育方面仍面临不公。
更新时间:2025-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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