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忆蔡澜:倘若再有一次打边炉的机会,交流或会有所不同


6月25日,蔡澜先生安详离世,我们特刊出《十三邀》当期对话全文,是为悼念。“倘若再有一次打边炉的机会,交流或会有所不同。蔡生,对于自由、受限与人生之欢愉,我亦有了些新感受。”


会面发生在2016年7月的香港九龙。


▲画面内容来自纪实类谈话节目《十三邀》

许知远 : 你父亲那一代“五四”青年,到南洋去,其实也蛮苦闷的吧?


蔡澜 : 有他们的苦闷,有他们的思乡啊,所以我父亲的笔名叫“柳北岸”。从那边看,中国是在北边嘛。



许知远 : 那时候郁达夫应该也在新加坡待过。


蔡澜 : 待过待过,是我父亲的好朋友。郁达夫到了南洋,能够跟他聊得来的人也不多,我们家在蓝天戏院,隔壁就是郁达夫住的旅馆。下面是旅馆,上面是舞厅,都去跳舞啊。他送我父亲很多字,后来郁风(郁达夫侄女)说要做全集,我父亲统统给她了。我父亲是那种人,即便知道儿子喜欢也不行,那边更亲。


蔡澜2015年发布在微博的南天旅馆与舞厅近照。
这里位于牛车水(即新加坡的唐人街)繁华之处,许多南来文人初到便下榻于此。

许知远 : 郁达夫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


蔡澜 : 很乱的。


许知远 : 所以王映霞(1)跟他分手是有道理的。


蔡澜 : 对。


许知远 : 但这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性格了。


蔡澜 : 没问题的嘛我觉得,有什么问题?


许知远 :他真的是有才华啊,写得好。


蔡澜 : 是,诗已经很厉害了。


许知远 : 我觉得很遗憾,写古体诗的传统消失了。


蔡澜 : 对。我父亲特别喜欢古体诗,但他又认为要有突破,所以他写新诗,但他的新诗是押韵的。那时候我也在报纸上写文章了,我说这种什么屁诗,用笔名骂了他。他很生气,说这个人不知道是谁。我就偷偷笑。


孤零零,我闷坐咖啡店,
看着各样客人在表演,
有的跷了脚,吃沙爹,
有的狂吞沙河粉,
有的抽着泊来烟,
有的手张报纸半面掩,
小伙计,跑来跑去像飞燕,
店里唧唧又哝哝,个个看来似神仙,
忽然有人叫结数,
许多人,争着付了钱。
只有我,不像样,肚挂肠又牵,
最起跑过好长山芭红土路,
白布鞋,色彩变成破旧的春联……
——节选自柳北岸诗作《无色的虹》

许知远 : 你十四五岁写文章的时候,偶像是谁?


蔡澜 : 没有特别的偶像,也没有特别想模仿谁。那时候看的翻译书多,比如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我父亲是身教。四个孩子,他一买两大袋书。那时候的书应该不贵,两大袋,一回来往客厅一倒,你们选。我姐姐大概受冰心的影响,我哥哥喜欢看一点商业,我就喜欢看比较虚无一点的小说。所以他就一直买,买这些给我,买那些给我姐姐,买那些给我哥哥,他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我很多地方像我父亲,年轻的时候穿西装打领带,我父亲喜欢打黑领带。包括我父亲教我的准时、守诺言。


许知远 : 所以姐姐当校长是有道理的。



蔡澜 : 有道理,绝对有道理。


许知远 : 去日本上学是什么感觉?


蔡澜 : 我从小就喜欢喝酒,我偷我母亲的酒喝。留学的时候到了,我那时候画画的,我母亲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法国,我画画。她说不行不行,法国人到处喝酒,你去一定变成酒鬼。我说那么我去日本吧,我也喜欢日本嘛。我母亲说,日本好,日本人是吃白饭的,你去日本吧。她不知道白饭可以做酒的,她也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清酒,她那时候没有去过日本。那么就决定去日本。



我最记得我在日本的时候,沟口健二(2)死掉了。报纸上写,沟口健二死了,我们再也出不了一个沟口健二,黑泽明死了我们还有很多黑泽明。把黑泽明气死了。这个也可以看得出,他们很不喜欢黑泽明,因为他是个洋派嘛。


许知远 : 当时日本左派运动嘛,反《日美安保条约》(3)。那是非常激烈的时代。


蔡澜 : 我们那时候在学校里面已经有这些学生运动了。我记得同学中间有一个驼背的,警察拿了催泪弹枪打到他的背,他不感觉到痛,他拾起来丢回去。


许知远 : 你看到村上春树回忆六十年代的日本学生,你觉得他写得对吗?


蔡澜 : 村上没有经历过什么,是很浅薄的一个人。


许知远 : 你小时候喜欢看雷马克(4),后来呢?


蔡澜 : 对,起先是看所有最晦涩的东西,《战争与和平》,每天看。经过那个时代以后就开始什么都看了。


许知远 : 小时候看《约翰·克利斯朵夫》,非常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肯定还在,不可能丢掉的。


蔡澜 : 丢掉,丢掉!《战争与和平》怎么会记得,没有了。年纪一大通通没有了。而且发现不值得。


《十三邀》第一季第八期截图


许知远 : 会觉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


蔡澜 : 没有什么背叛,每个阶段都不同,那个阶段你就要经过,看你经过得高级不高级。


许知远 : 你今年七十五了,人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呢?


蔡澜 : 就是一开始到现在,很好奇地把这一生活完。我说人生有烦恼是因为AB你通通要爱,你两个都爱,因为你很贪心,所以烦恼就来了。我们现在就是把所有烦恼的事情弄成最简单的,像电脑那样,01,有了一个答案你就不会烦恼,我现在的情形是这样。


蔡澜在日本。16岁即赴日留学,专攻电影。


许知远 : 年轻时候有选择困难症吗?什么时候开始比较自在地做选择了?


蔡澜 : 现在比较可以放下。我看到很多人办公室都写“自在放下”,但是都放下不,自在不了。弘一法师最厉害的一句——“自性真清静,诸法无去来”。他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你不必去搞那么多。去看丰子恺吧,就会回归自然。他二十几岁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渐》。这个已经解释了很多了。这个字,他说在无形中渐渐地在转变,但是我的理解是一下子的转变。我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十几二十岁。一桌人坐下来,我永远是最年轻的。一坐下来,忽然间我就想到了,有一天我一坐下来我会是最老的。果然,这句话好像昨天在讲,我现在已经是最老的。


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

——节选自丰子恺散文《渐》


许知远 : 喜欢鲁迅吗?


蔡澜 : 看完了以后,我更喜欢他弟弟,没有那么尖酸刻薄。亦舒早期就受一个作家的影响,叫她看鲁迅,把亦舒看坏掉了,看得尖酸刻薄。我跟亦舒讲,我说那个年代,你看他弟弟的话有多好,到现在她还尖酸刻薄。我喜欢周作人多一点。鲁迅的小说无可否认,经典的经典,但是他那些散文,那些骂人的东西不欣赏。真的是没有他弟弟那么可爱。


许知远 : 那你怎么看他弟弟和日本人合作这个事情?


蔡澜 : 后面这个真的很难讲。你说是汉奸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认为他的著作是好的,而且你只能够讲你喜欢不喜欢,批评都没有资格。


许知远 : 中文作家你还读谁?


蔡澜 : 中文作家,当然把所有名著都看一遍。我看书喜欢所谓的作者论,把他所有的书都看完,那才叫看书嘛。但是如果著作很多的,像我这种,就很难了。


许知远 : 对,(您出版了)两百本,怎么看啊?


蔡澜 : 不过我那些很容易看,说正统又不是正统,所谓文学又不是文学,所以艺术界、文学界一定要把我摒出去的。他们不认我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归纳。我说归纳成“洗手间文学”好了,一次看完一篇。如果那天吃的四川火锅的话,就看两篇吧。


许知远 : 我觉得你那是明末小品文的延续,应该是那种感觉。包括李渔啊,应该是你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吧?


蔡澜 : 最喜欢,最向往。



许知远 : 其实你看起来生活在现代,实际上也是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人。


蔡澜 : 都会吧,文人都会这样吧。


许知远 : 对于享乐,我不知道这是对现实的反抗,还是对现实的逃避?可能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明末清初,做李渔这样的人是一个选择。但是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享乐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呢?


蔡澜 : 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想通了什么都可以。还有最大的问题是你敢想不敢想嘛。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你自己的思想说怎么样,你就往那边去,可以改变的。


许知远 : 其实食物和社会心理、政治结构都有关系的。香港食物和它背后的社会心理是什么关系?


蔡澜 : 香港不想那么多,香港人就是说——我这么辛苦,我吃一顿好的可不可以?那么就开始吃一顿好的。吃一顿好的很贵,不要紧,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花多一点钱。一花钱的时候,这个好的东西就来了。香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个非常集中的地方。泰国菜来了,日本菜也来了。日本人来了以后说,我们在日本开寿司店,一个礼拜从筑地进货两次,你们进六次。筑地两次,九州两次,北海道两次,我们特别肯花钱。人家说我们上海有钱,我们追得上”——不能,因为你不能自由进口。



许知远 : 日本人的食物和他们的民族性格是什么关系?


蔡澜 : 他们是一个爱干净的民族,所以他们对食物的安全意识比别的地方强。他们对食物的观念,像开一个餐厅,他们有一句话,你把我的のれん保住。什么叫のれん?就是开门的时候挂上去的那块布——暖帘。他们不要赚得太多,只要开得久,就胜利了。他们比较把功利主义摆在一边,更愿意这块老招牌做得久一点,好胜的个性比赚钱还要厉害。所以百年老店那边很多。


日式暖帘(电影《浅草小子》剧照)


有一些特色,在有些地方特别明显,有些地方就不那么明显,因为生活节奏慢。比方说有些东西新加坡没有了,吉隆坡还有。吉隆坡有一种沙喙嘛。先用竹叶编好,把饭包在里面,很香,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蘸酱吃,很好吃。现在嫌编这个竹叶麻烦,结果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我说你拿一个保险袋给我干什么?被我破口大骂。我说新加坡的东西没有吉隆坡好吃,新加坡人又骂我了。事实是不好吃。人家节奏慢,小贩的东西才好,节奏一快,就完了。


许知远 : 你怎么看英语世界的美食批评家呢?


蔡澜 : When you cannotyou teach.(越做不到越指手画脚。)


许知远 : 这个太刻薄了吧!你感觉美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日本的、中国的美食评论家,差别非常大吗?


蔡澜 : 还是有某个地位在那边。这些人也不是白白成为评论家的,他们也是争取回来的。但是这些人往往一变质就完蛋了。我说好吃,大家去吃,因为大家相信我。为什么大家相信我?因为我自己给钱,不是人家请的,所以我可以畅所欲言。你去香港看,很多餐厅都有我的照片。是因为大家说蔡先生拍一张,我就拍一张。我吃了不好吃我也没有办法说我不拍。我吃过了,非常喜欢,我就报答人家。


香港乐园餐厅,蔡澜题字的“胜过鲍参翅肚”是他们的第二块招牌

(指旁边一家店)这个几十年了,我写一张字给他——“胜过鲍参翅肚。这种很普通的东西我更喜欢。周润发和他们拍过一张照片,你去看。这些都是老街坊、老朋友。


许知远 : 香港当时是黄金时代,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你怀念吗?


蔡澜 : 我不能。太怀念的话,你就要沉迷了,不可以。你永远要新一点,新一点的东西总是比怀旧的多一点。而且学习的过程,从学习到变成专家的过程很过瘾。我们练书法,从不会练到会,到最后写草书的时候,我的老师说可以像划艇桨,等于是在一个小艇上,用桨。我们写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在摇动,多过瘾的一件事情。


许知远 : 你的书法跟美食有关系吗?


蔡澜 : 我发现写文章是不可以醉的,否则你的思维就不精密了。但写诗可以的,写书法可以的。醉的时候特别自由奔放,尤其写草书,真的,最近我开始对草书着迷。


许知远 : 你最着迷谁的草书?


蔡澜 : 黄山谷,一流;元稹,一流。


许知远 : 王羲之的字,喜欢吗?


蔡澜 : 基础,等于素描,你要打好基础。不要说基础没打好就坐直升机来了。


许知远 : 加缪说,一个人如果是个感官主义者,一定是个道德主义者。或者说如果这个人想成为一个道德主义者,必须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5)。你怎么看?


蔡澜 : 食物是本能嘛,我们常常忘记本能。吃得好的话自己高兴,对别人也好,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吃得好就很健康的。我认为健康有两种,一种是精神上的健康,一种是肉体上的健康。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怕来怕去就是怕出毛病来了。你吃一块不要紧嘛。而且要减肥最好吃好东西,吃了好东西就不能吃坏东西了,就可以减肥了。


许知远 : 你最长一顿饭吃多久啊?


蔡澜 : 好几个好朋友,一面吃一面聊天,都聊到天亮啊。年轻的时候。


许知远 : 在香港住了这么多年对它的归属感强吗?


蔡澜 : 很强,香港还是最好的地方,有生活,有人的味道。如果香港住不下去我只有住纽约了,只有这两个地方住得下。要不然就去巴塞罗那,那我是喜欢的。


许知远 : 你觉得香港精神是什么呢?


蔡澜 : 拼命嘛,拼搏嘛,节奏快嘛。你到电梯那儿一看,有一个一个,那个给人家按得模糊了。你看到过马路的时候那个红绿灯嘀嘀嗒嗒的吗?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快的。以前我在纽约我追不上人家,现在纽约人来这里追不上香港人。我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因为我母亲急嘛,所以我也急。所以我要做东西很快,一定要做十几样东西。

许知远 : 最有野心是什么时候?


蔡澜 : 当然是在邵氏那几年了,一直想说拍一部好一点的戏啊,一直说对不起自己,太商业了。



许知远 : 后来怎么想通的呢?


蔡澜 : 你要对艺术有良心,要对老板有良心,对人有良心嘛。王家卫的作品,有多少个人死在他脚下啊?有多少老板亏本啊?有多少人支持才会有王家卫作品?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如果有太强烈的个人主义,你不要拍电影,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它是全体创作。所以我开始写作,一张纸,没有人控制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不好我撕掉了。

许知远 : 从八十年代初到现在写了三十多年,最顺利的是什么时候?

蔡澜 : 刚开始的时候精力比较旺盛,同时写两个专栏,“龙门阵”一个,《明报》上一个。“龙门阵”那边写故事,《明报》那边我就写人物喽。黄霑、林燕妮(6)、倪亦舒(7),那时候什么都是最鲜活的,能够在那边写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许知远 : 金庸的管理能力也很强吗?


蔡澜 : 很强,他江浙人那一套,节省啊。金庸其实人蛮幽默的。亦舒说加稿费加稿费,金庸很木讷,讲不过她。吃了饭回去写了八张纸,解释今年怎么困难,所以不能加稿费。我会告诉亦舒,我说留下来拿去拍卖,那才值钱呢。亦舒又抱怨了,《明报》那时候在七楼,没有电梯,要走上七楼才能找出纳拿稿费,所以我本来想住八楼的。当年古龙很狂,说“我现在写什么就卖什么”。我问比方说呢?他说,“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女儿,嫁了七个丈夫,这样就卖钱了。”我就讲给金庸听,金庸说“我也可以”,我问他要怎么写。“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女儿,嫁了八个老公,文章来了。”

许知远 : 你最早读金庸是在新加坡,报纸上连载的吗?

蔡澜 : 报纸一来,我姐姐先中毒,我第二个中毒。报纸一打开,这半边是一个小说,那半边是另外一个。报纸一到我家里,撕一半,你看一半,我看一半,急成这样。金庸是大师,到现在我也始终认为是大师。他们把我们拉在一起,弄成“四大才子”,不是胡说八道吗?人家大师了,我们是三个小流氓。

许知远 : 为什么很多外地人会觉得金庸有点伪君子呢?


蔡澜 : 你总要讲人家一点不好那才像人嘛,对不对?他很厉害,很多人物都给他写尽了,很多人性都给他写完了,很难。外国也没有几部小说可以把你想象中的人写尽的。


许知远 : 你觉得邵逸夫先生身上最厉害的是什么?

蔡澜 : 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动脑筋。他有一本笔记本,很大年纪了用笔记本,字写得很小。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努力的一个人。我那种努力完全是学他的,一件事情要努力做好它。他说蔡澜啊,生意不好了,我们的戏都已经开始不卖钱了,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拍点色情片吧。我们这行如果要活久一点,我们什么戏都应该拍的。


许知远 : 你觉得他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蔡澜 : 他的问题是他一面倒地去搞那个商业片,他不知道文艺片也可以赚钱。他的思想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我说邵先生,我们一年拍四十部戏,四十部都赚钱——那时候黄金时代嘛,我们拍一部不赚钱的怎么样?第四十一部,不赚钱又怎么样?他说,第四十一部也赚钱更好。他没有这种观念。你给他看伯格曼,他说什么东西。他不能接受。


许知远 : 你最初做电视节目的时候,镜头整天对着你,你烦不烦?


蔡澜 : 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我对着那些女明星。她们调皮捣蛋,我就对自己发誓,有一天我站在镜头前面的时候,我一定很听话。


许知远 : 你觉得做这么多不同的事情,哪件事情最有天赋,最得心应手?


蔡澜 : 我对食物很了解。我知道西方人的口味,中国人东南西北的口味,所以现在要是有一个大财团想开发新产品,我一天可以帮他开发十种。我自己开发很辛苦,现在这个年代先给租金压死了,给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把你掐得死死的,我从来不喜欢给人家掐死的感觉。这是做事情要快活的年代嘛,为什么要给你那么剥削。好在有互联网。


许知远 : 你现在最想开发的产品是什么?


蔡澜 : 我什么都想开发的,食物我最了解嘛,饮品又好卖送人又高兴。我主要是拿来送人。送女孩子,很高兴的知道吧。


许知远 : 如果选一个朝代,你想生活在什么时候?


蔡澜 : 还是现在。因为现在太容易得到资讯了,有太多新技术给你学了,我一直学。而且为什么这么老了还要拼命赚钱?因为有什么新科技我就买啊。我很大方啊,我买一个送人一个。要是我生活很紧的话,我哪里可以得到这些快感。

许知远 : 金钱是自由嘛。在你心中史蒂夫·乔布斯是怎么样一个人?


蔡澜 : 另类,另类,外星人。好啊,你拼命做,我拼命享受啊。


许知远 : 但手机这个东西,它看起来有很多自由,其实又变成一个新的牢笼。


蔡澜 : 你不当它是就不是。


许知远 : 如果你生在晚清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蔡澜 : 抽鸦片。抽不起的叫败家子,有钱的话怎么败都败不了,不然怎么叫“福寿膏”呀?


许知远 : 你抽过吗?


蔡澜 : 一次。九龙城里面是什么都有的。我当时要拍一部戏,要去里面考察一下。因为我说不进去不行,进去才知道。就带着导演,跟一个在那边很吃得开的人,还带了一个探长。到了九龙城去看人家抽鸦片是什么情形,一看,他们说蔡先生来一口吧,没有试过的东西总要试一试。忽然间这个罩得住的探长罩不住了,上来说快点走了,有警察来抓人了。我说你不是警长吗,他说走啦,我说好。倪匡跑到香港大学去演讲,问学生:你们放学了以后,有没有去喝酒?他们说没有去。有酒吧没有?很少。你们读大学来干什么的?来我家吧。就带到家里去。其中有一个学生跑去报告,从此倪匡再不受邀请去大学演讲了。


许知远 : 华人还是非常压抑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从来不真正地尊重自由。


蔡澜 : 所以我最想做的就是拉丁民族嘛,我认为活得最快乐的是拉丁民族。我以前很忧郁、不开朗的一个人,后来我一旅行,就知道原来人家可以这么活的。


许知远 :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蔡澜 : 我十几岁已经开始旅行了。去日本之前,我去过马来西亚,到过很多地方。去日本的时候我又去了韩国。后来又因为拍戏的关系,什么地方都去了。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些马来少女,开着水龙头,围着一条纱笼,就在那边洗头发。


许知远 : 现在最让你感伤的是什么?不可能没有。


蔡澜 :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有什么感伤我都尽量把它锁在保险箱里,用一条大锁链把它锁起来,把它踢进海里去。


许知远 : 有没有碰到某些女人特别理解你这个保险箱,理解你感伤这一面的?


蔡澜 : 没有。一些老朋友理解的,倪匡兄当然理解了,这些不必讲的。


许知远 : 你父亲那代人身上都有中国文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包括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父亲讲的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个东西怎么平衡呢?


蔡澜 : 后来你发现,吃吃喝喝后才可以平衡。


许知远 : 我很喜欢这句话——“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件事情困扰你吗?


蔡澜 : 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没有必要。要是我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可以去。我认为有时候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不了。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三十几岁,我已经回来香港,我已经明白,这个大局我改变不了。


许知远 : 那这过程应该有点痛苦吧?


蔡澜 : 有。但是不讲了。


许知远 : 我觉得应该讲的,我希望你有一天写出来,这个对下一代非常重要,对你自己也重要。西方有很强烈的自我分析的清教传统,自我分析可能不一定解决,但也会解决一部分。


蔡澜 : 解决不了。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


许知远 : 你说过很多黑暗的东西,把它放到箱子里沉下去,以及很多东西无法改变。我记得是宋代哪幅画里,森林着火了,小鸟去衔一点点水浇火。你怎么看中国文人的这种传统?


蔡澜 : 也是也是,基本上都要这样。但是要有一个过程,你做过,这种事情也做过了,那么就做另外一种事情。不冲突的。匹夫有责,我明白。你能做的时候你就去做了。你要重点出击,不能够只牢骚几句,有什么用呢?对吗?


许知远 : 你一直向前看,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捕捉时代精神,但是中国传统文人又是很崇拜失败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失败君王啊,大家觉得美。你对中国文人崇拜失败这事是什么感受?


蔡澜 : 我从前很欣赏,现在不会了。从我要买最贵的器材,从我要穿最好的衣服开始。我开始做生意了,以前我听到生意两个字,我说脏得要死,我不要。以前朋友给我很多机会,通通不要。后来我开始做生意了,我那些朋友骂,谁说的做生意是不好的?谁说的无奸不商?谁说的?回头来看,生意这两个字是活生生的意思。我朋友又来讲了,奸商怎么讲?我说,商者,商量也,我先跟你商量,你愿意了我才“奸”你嘛,我没有拿枪指着你嘛。这个过程很好玩的。

《十三邀》第一季第八期截图

许知远 : 你人生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蔡澜 : 没有。

许知远 : 真没有?

蔡澜 : 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听过了,容许我重播一次。我曾经去外国旅行,在飞机上,会遇到气旋,所谓气旋是忽然间飞机飞到一半有一个真空的状态,这时飞机会一直降,可以持续五分钟,蛮恐怖的。我旁边坐了一个澳洲来的大汉,抓住扶手两边。等停下来之后,这个澳洲大汉很讨厌我的眼神,就问我死过吗。我告诉他,NoNo,我活过呀,你活过你何必怕死呢?我相信我活得比一般人精彩一点,所以我不怕。


许知远 : 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死亡的?

蔡澜 : 第一次接触当然是宠物死亡啊。第二次接触是我一个大舅被一个坏学生诬告,枪毙了。那是我母亲的大哥。我开始想死亡,为什么要哭成这样,就一直看死亡的书,看了很多。后来旅行接触更多了。再后来好朋友一个一个走了。大概你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我说学习怎么活很重要,学习怎么死更重要。中国人从来不去谈。反正是要来的事情,为什么不去聊呢?我在墨西哥拍戏的时候看到炮仗,要买来放,他们说蔡先生不可以,这个是死人才放的。我说你们死人这么欢乐?他说是很欢乐,我们常常死人,因为我们的人很短命,我们医学不发达,我们还有一个亡灵节。所以他们了解死亡,他们接触,他们拥抱。这些是我学习的过程。我的旅行完全是学习怎么生,怎么死,怎么活。


2016年

内容编辑:左尧依

排版:彭薏璇(实习生)

封面设计:涂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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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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