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让我们从《作家城堡》这本书谈起。

纽伦堡，德国命运之地。

过去，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纳粹党代会举办之地，希特勒也正是在此颁布了史上最骇人听闻、灭绝人性的《纽伦堡法案》。如今，这里是审判纳粹主要战犯的地方，美、英、法、苏四国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将对一个罪恶政权的军政高层进行法律追责。

1945至1946年纽伦堡审判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与作家，曾在被称作 “铅笔城堡” 的记者营里，记录历史真相、反思战争罪责。

作者: [德] 乌韦·诺伊玛尔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译者: 柳雨薇

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名记者、11位摄影和摄像师齐聚由被没收的城堡改建而成的记者营，当时仅存的可同时容纳如此多人的完好之地。这里既是他们的住处也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住在十人间，地震仪般捕捉着重塑战后新世界的脉动。几公里外，就是关押着的世界级头号战犯。

书籍《作家城堡》便还原了这段历史中他们面临的极端处境：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诸如作家艾丽卡·曼、战地记者玛莎·盖尔霍恩、《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夏伊勒等众多文化名人的现场观察与内心挣扎，既有历史现场的电影感，也不乏人性叙事的温度。当他们凝视历史的深渊、思考罪责和正义时，他们的写作方式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这本书，正是这些 “历史记录者” 的故事集。

《作家城堡》还原了他们遇到的极端状况，展现了人类面对暴力、创伤的方式，以及参与审判如何影响了他们日后的生活。正如书中所传递的：“我们不能沉默，却也无法言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翻开《作家城堡》第十二章，走进战地记者玛莎・盖尔霍恩的故事，在阅读中致敬每一位 “真相的摆渡人”，重新读懂记者的职业重量。

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是决不会有事的。

——玛莎·盖尔霍恩

第十二章玛莎·盖尔霍恩、海明威的阴影和达豪的冲击

1946年6月，也就是玛莎·盖尔霍恩（1908—1998）抵达纽伦堡的几个月前，她的话剧在伦敦大获成功。这完全出乎她的预料。毕竟，这部剧本最初不过是一个冲动的念头，只是友人说服了她，让她将之付诸笔端。在此之前，这位38岁的女作家从未涉足过剧本写作，也没有这种打算。她发表过一些长篇和短篇小说，但她首先是一名坚定的新闻记者。盖尔霍恩热爱新闻事业，因为新闻总能带给她“见识和学习新事物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她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通过报道揭示社会的不公。

1941年，战事正紧，同事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一番言论激怒了盖尔霍恩，因为他在伦敦的国际笔会大会上表示，作家不应当在这个时代继续写作。对此，盖尔霍恩在一封写给出版商麦克斯·珀金斯（Max Perkins）的信中愤怒地反驳道：“只要一个作家还有一丝勇气，他就应当在任何时代都坚持写作。世界越糟糕，作家就越应该努力创作，因为即便做不了什么建设性的事，来让这个世界更适合人们生活，或是减少世间的残暴和愚蠢，他至少可以记录。除他之外，没有人会做这件事，但这又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对那些遭到侮辱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够指望的复仇：有人会白纸黑字地记录下他们的遭遇。”盖尔霍恩不是一般意义上那种客观中立的记者，相反，她的文章从来都观点明确、立场鲜明、满怀关切。她的报道既是对人类苦难的动情描绘，也是一种愤怒的控诉。对她而言，新闻报道是教育那些位高权重之人的一种手段。

盖尔霍恩为人们的悲惨遭遇和当权者对权力的迷恋愤愤不平，正是在这个动荡的战争年代，她找到了她的使命：战地记者。她后来写道：“若不是身处战争那普遍的混沌中，我个人的无序便无处安放。”作为战地记者，她常年随军奔赴前线。从西班牙内战到越南战争，再到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她的报道从未缺席，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盖尔霍恩是这场战争最忠实的记录者之一，此外，她还是女性战地记者的先驱，在这个几乎全由男性霸占的领域，她的存在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她的成就不仅要归功于她卓越的写作能力，还得益于她无止境的好奇心、勇气和杰出的社交能力。她非常善于倾听，即便是在炸毁的地下室或是泥泞的田地间，伴着廉价的威士忌和来自五六个不同国家的士兵用英语、德语或法语七嘴八舌地聊天，她也乐在其中。

同样是这份好奇心，让她在1936年的圣诞节和欧内斯特·海明威走到了一起。他们是在基韦斯特的一间酒吧里偶然相遇的，当时她正和母亲在那里度假。一天下午，一个“身材高大、不修边幅，穿着皱巴巴、沾着污渍的白短裤和白衬衫的男人”坐在了她对面。她鼓起勇气和这位她仰慕的作家攀谈起来。他外表邋遢，当时已与第二任妻子结婚，但这没能阻碍他们把谈话变成一场调情。这种关系很快便更进一步。1940年，海明威与妻子离婚，和盖尔霍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玛莎·盖尔霍恩出生于圣路易斯，有一半德国血统。她的父亲是一名德裔妇科医生，有着犹太血统的他为了躲避反犹主义的浪潮移居美国；母亲则来自上流社会，是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还是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朋友。盖尔霍恩后来常常提到，父母在这段婚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耳濡目染也间接导致了她与海明威婚姻的破裂。她的童年很优渥，接受的是私立学校的教育，还常去欧洲旅行。长大后，盖尔霍恩顺利升入距离费城不远的布林莫尔女子学院（Bryn Mawr College），但她很快就发现那里令人窒息的氛围和中西部的家乡别无二致——终其一生，她最害怕的便是无聊。

年轻的盖尔霍恩于是中断了学业，踏上了记者之路。她在几家报社工作过，还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和海明威相遇时，这位活泼的年轻人已然成为当时文学界的新星。她的短篇小说集《我亲眼见过的艰难时世》（1936）大受好评，她在书中描绘了一系列在大萧条中挣扎求生的人物，从年轻的妓女，到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老妇人，他们的故事都相互勾连。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书评中对这部作品赞赏有加，还称盖尔霍恩的文风“毫无女性化的色彩，令人吃惊”。媒体将她的写作风格与海明威相提并论。正是因为有这层渊源，当自信而迷人的盖尔霍恩主动与海明威攀谈时，后者也十分受用，更不用说她还将他视为文学上的大师。早在1931年，盖尔霍恩就在文章中提及，她的座右铭正是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的一句话：“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是决不会有事的。”

不久后，这对情侣决定一同前往西班牙，报道内战的情况。盖尔霍恩发表在《柯里尔周刊》上的电讯报道很快引起了轰动，主要是因为她新颖的视角。她的报道满怀使命感和战斗的热情，追求生动直观的呈现，力求为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阅读感受。这种报道风格最初被她称为“写你所见”，随后，她又找到了另一种比喻，将自己比作一台“长眼睛、会移动的磁带录音机”。她要求自己，付诸纸面的，必须是一丝不苟的、真实的感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盖尔霍恩一直在德国追踪报道希特勒的崛起。1938年春天，也就是《慕尼黑条约》签署短短几个月前，她还曾去到捷克斯洛伐克实地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经历都被她写进了小说《被蹂躏的土地》（1940）中。战争期间，她持续为《柯里尔周刊》撰写报道，为此到过芬兰、香港、缅甸、新加坡、爪哇、加勒比海和英国。由于没有获得官方的记者证，她不被允许随军亲眼见证诺曼底登陆。于是，她躲进了一艘医疗船，并在登陆时假扮担架工混入军中，成为D-Day，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登陆诺曼底的唯一一名女记者。

海明威的阴影

1940年12月，盖尔霍恩与海明威结婚，在此之前，二人已经共同生活了四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古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明威对盖尔霍恩的长期离家愈发不满。在她1943年离开哈瓦那附近的庄园、赶赴意大利前线报道时，他写信质问她：“你究竟是个战地记者，还是我床上的女人？”诺曼底登陆前夕，他自己也来到了欧洲前线。盖尔霍恩有自己的任务，但他总是试图阻挠她的行程。最严重的背叛发生在 1944年春天，海明威也向她工作的《柯里尔周刊》自荐，想要成为战地记者，而编辑部在欧洲前线只需要一名记者，名气更大的海明威得到了这份工作。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对她的独立和他眼中的种种挑衅行为有所不满，这次背叛更是让盖尔霍恩倍感受伤。但盖尔霍恩也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击：她之所以在诺曼底登陆时“偷渡”上那艘医疗船，就是为了写出比海明威更真实的报道。

他们的竞争也延伸到了报道的内容上。海明威的报道乐于渲染战争英雄主义的一面，而盖尔霍恩则把战事还原到它的本质，好似有意要与丈夫对立：“一场战役就是这些元素组成的七巧板：战斗的男人、困惑而恐慌的平民、噪声、气味、笑话、疼痛、恐惧、戛然而止的对话和烈性炸药。”

盖尔霍恩和海明威再次相见是在1944年的平安夜，一位美国上校出于好意，在卢森堡小城罗当堡举办了一场圣诞晚宴。这个夜晚沦为了一场灾难。海明威和盖尔霍恩恶语相向，前者在所有宾客面前侮辱她，还否认了她的写作才华。随后不久，她在一次危险的航行后回到了被战火摧残的伦敦，随即告知海明威，她受够了。她不适合扮演“天才的妻子”，她一生中也从未在男人的自负面前退缩。面对这段已然在恶意中分崩离析的婚姻，她提出了离婚。

海明威尝试过控制盖尔霍恩，遏制她的职业抱负。据盖尔霍恩所说，他甚至希望她以“玛莎·海明威”为作品署名，好让她所有的创作都和他产生关联。她的一半德国血统也成了海明威攻击的对象，盖尔霍恩选择离婚并改回她的德国姓氏时，他斥责她流着“普鲁士的血”，是个“泡菜佬”。二人离婚后，盖尔霍恩再也没有给过他一句正面的评价。她将自己描绘成单方面的受害者，但她的性格比起海明威也不遑多让。许多人认为她死板、严厉，不够通情达理，她的固执和专横连亲近的家人也难以忍受。她在1969年写给养子桑迪的信中尖刻地批评他：“动力来源于勇气、想象力和意志力，是由内而生的。而你什么都没有。”她直言道：“在我看来，你是个愚蠢的可怜虫。如果我是你，我会羞愧得从悬崖上跳下去。”盖尔霍恩报道中体现出的同情心和共情能力只留给了战争的受害者。她的养子在寄宿学校长大，染上了毒瘾，还有过犯罪经历。

在与海明威正式离婚前几个月，盖尔霍恩已和美国的詹姆斯·加文将军（General James Gavin）有了外遇，后者是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也是战后美国驻柏林占领军总司令。他的身份对盖尔霍恩很有意义，因为通过这位前线指挥官，她能够直接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二人的相遇堪比电影：在阿登战役期间，第82空降师的士兵在战场上意外发现了盖尔霍恩，她当时既没有记者证，也没有穿任何制服，正独自在雪原上跋涉。士兵于是把她带到了加文所在的指挥部。盖尔霍恩和这位美军最年轻的师长迅速陷入热恋爱火从被解放的巴黎燃起，一直烧到废墟中的柏林，直到其后主演《纽伦堡的审判》的玛琳·黛德丽出于嫉妒散播了有关盖尔霍恩的谣言，自己则与加文展开了另一段恋情为止。已有家室的加文原本打算与盖尔霍恩结婚，但她完全无法接受作为军属的生活，便以加文出轨黛德丽为契机，在1946年结束了这段关系。

达豪的冲击

如果这位记者所言属实，那么被关在门外的人里也包括英国人丽贝卡·韦斯特。她和盖尔霍恩在纽伦堡的确见过面，尽管双方都没有留下相关记录。盖尔霍恩在1946年9月底抵达纽伦堡，二人都出席了判决的宣布，并且在这之前就彼此认识。对于盖尔霍恩来说，这次重逢多少有些尴尬，因为韦斯特儿子的生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935年向盖尔霍恩求过婚。甚至有流言称二人之间有过一段情史，而韦斯特对此一无所知。盖尔霍恩虽然钦佩韦斯特的写作才华，但还是与后者保持了距离。她很难与这位年长的记者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尽管这并不影响她对她的尊重，她还是认为韦斯特有些神经质，而这还只是“过于温和”的说法。1987年，韦斯特去世三年后，盖尔霍恩致信她的传记作者维多利亚·格伦迪宁（Victoria Glendinning），向她表达了对韦斯特成就的敬仰，也直白地提到了同她沟通的困难之处：“你是怎么看待她对八卦的热衷的？……我不擅长议论别人，我觉得恶毒和仇恨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至少值得尊重。”

然而，善于仇恨也正是盖尔霍恩和韦斯特的共同点——尤其是对德国人的仇恨。“这是一个怎样的种族啊，这群德国人？既然我们试图根除疟疾，那为什么不花些时间，把德国人也彻底消灭呢？他们造成的死亡更多，手段也更恶劣。”这是盖尔霍恩在1944年8月写给朋友霍滕丝·弗莱克斯纳（Hortense Flexner）信中的一段，那时她刚在意大利目睹了她从未见过的最残酷的景象。那是一个万人坑，里面埋着320名被德国人枪决的人质。写信时的她还不知道，更为可怖的场景还在后面。

1945年4月29日，盟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几天后，盖尔霍恩便抵达了现场，展开报道。那一天是5月7日，德国投降日。盖尔霍恩在战争中从未受过伤，甚至连擦伤都没有，但达豪的见闻刺伤了她。她后来回忆，那时的感受如同跌下了悬崖。作为战地记者，盖尔霍恩的足迹遍布半个地球，常常见到满地尸体像包裹一样躺在街上。“但没有一处能与这里相提并论。那些饥饿的、受虐的、赤裸而无名的尸体横陈着，没有一场战争中出现过如此丧心病狂的景象。”她写道，幸存者们看起来一模一样，失去了任何个人特征，也分辨不出年龄。在那些枯瘦的面孔上，已经很难找出足以区分他们的相貌特点。一些囚犯曾被用作人体实验：纳粹把他们暴露在低氧环境下，以测试飞行员在高空中的生存极限；把他们浸入冰水中，研究极端的低温对人体的影响；给他们注射疟疾病原体，寻找为德国士兵研发对应疫苗的可能；另一些人则被强行阉割或绝育。

盖尔霍恩在写给《柯里尔周刊》的报道中详细记录了这些暴行，还采访了一位集中营的波兰医生，他本人也曾是囚犯。人类竟能做出这种魔鬼般的行径，这让他感到既愤怒又羞耻。谈话中途，盖尔霍恩一度因无法继续而中断了采访，只能转而查看集中营的其他地方，然而在铺天盖地的恐怖之中，她几乎找不到任何喘息之机：和电话亭一样狭小的审讯室、堆满尸体的毒气室——党卫队还没有来得及焚烧它们。在踏进毒气室时，甚至有人劝她用手帕遮住鼻子。她还在达豪见到了一名布痕瓦尔德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他的身体或许会活下去、再度恢复力气，但很难想象他的眼睛还能找回普通人那样的神采。”一些囚犯在获救的狂喜下猝死，还有人因为饥饿过久而暴饮暴食，他们的身体却已无法承受。一些人欣喜地奔向他们的解放者，却在途中被电网夺去了生命。盖尔霍恩正是在达豪听到了欧洲胜利的消息，她也因此将这里视作战争的象征。达豪就是战争的缩影，而胜利只有在所有的达豪都彻底消失时才会到来。

至少有39名德国卫兵被美军当场射杀，他们当时已经投降。玛莎·盖尔霍恩对此由衷称快。“在成堆这样的死尸后面，躺着那些衣冠楚楚、身体健康的德国士兵的尸体。他们驻扎在集中营，在美军突入时被当场射杀。见到死人第一次成了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她没有提到的是，这些死者属于一支不久前才被征召的预备役，其中一些士兵还是少年，而负责管理集中营的党卫队骷髅总队早已逃之夭夭。或许盖尔霍恩对此并不知情，即便如此，报复的念头对她来说也并不陌生，甚至成为贯穿在她作品中的母题。

基于达豪的见闻，盖尔霍恩在小说《覆水难收》中描绘了一段彻底的复仇幻想。小说出版于1948年，它带领读者跟随欧洲战场上一个美军步兵营经历了“二战”最后的几个月，从阿登战役到死亡集中营的发现。主人公雅各布·莱维是一名来自圣路易斯的年轻士兵，在此之前，他从未关心过政治、世界局势或自己的犹太出身。但在亲眼见证达豪集中营的解放后——他在集中营内走过的路线几乎和盖尔霍恩的亲身经历一模一样——他被迫直面超乎他想象的非人行径。幸存者海因里希已经在集中营中被关押了十二年，他向莱维平淡地讲述了酷刑和大屠杀的种种细节，这已经成为他的日常，而在莱维眼中，这种命运本可能降临在他自己头上。在此之前，他也对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有所耳闻，但从未真正意识到它恐怖的规模。他迄今为止的人生都建立在一种幻想之上，认为自己只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就能生存下来，甚至取得成功。然而这些犹太人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他们想要的也不过是正常的人生。

达豪的冲击彻底改变了莱维。回到吉普车上，他看到一群说说笑笑的德国女人站在路中央，听到他的喇叭声却无动于衷。仇恨席卷了他，他失控地发动汽车，猛踩油门，冲向那群女人，把她们碾在车轮之下，自己则撞上了一棵树。在医院里，莱维承认自己犯下了谋杀罪，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意味着他终于接受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相应地，他也感到有义务牺牲个人的幸福，来让世人直面他们在大屠杀发生时袖手旁观的罪责。莱维最终被判过失杀人，免予监禁，故事也在此落下帷幕。

盖尔霍恩在后记中写道，她创作这部小说是为了驱逐那些挥之不去的画面，她已经无法再背负着它们生活。和莱维一样，她也没能在战争期间关注到集中营的惨状，没能为之发声，她也曾拒绝直面事实，因为她根本想象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然而，无论盖尔霍恩如何想方设法为书中这起虚构的谋杀辩解，它依然是一种无差别的报复。同样，她固然有理由感到愤怒，有时却难免片面和偏颇。与盖尔霍恩的大部分作品不同，《覆水难收》从未被翻译成德文。

文 编辑 韩哈哈

资料提供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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