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为了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可以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声明：本文内容均是根据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撰写的原创内容，文未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在亚洲经济的舞台上，有三座无可忽视的大山：日本三菱、韩国三星，以及来自中国的一家企业，这三大企业资产庞大，在各自国家的地位也举足轻重。

三星的总资产达2.1万亿人民币，占韩国GDP五分之一；三菱则更夸张，21万亿的体量横跨全球。

那么中国能抗衡的企业是谁？那又是如何崛起的？

提到韩国最大的企业，几乎没有人会忽略三星，三星集团是电子产品的制造商，也是韩国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关键支柱。

数据显示，三星总资产约为2.1万亿元人民币，每年贡献的GDP占比接近20%，换句话说，韩国五分之一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一个企业手中。

从1938年开始，创始人李秉喆在大邱租下30平米的铺子，最初贩卖白糖和米粮。

朝鲜半岛当时还处于日本统治下，战争频发，经济秩序混乱，物资短缺成为普遍现象，在这种环境中，能组织稳定的供应链，反而成了最大的优势。

二战结束后，韩国需要工业化，也需要本土企业担当制造中坚，三星率先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进入制衣、化肥、建材等基础制造领域。

到20世纪60年代，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政府主动扶持一批财阀企业，三星因此乘势崛起。

1969年，三星电子正式成立，成为集团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三星陆续涉足电视、半导体、手机制造，并在1983年成功研发出第一块64K DRAM内存芯片，从此，三星开始在全球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韩国政府为财阀提供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和政策倾斜，给予三星极大的资源调配空间，而三星则以“全产业链闭环”回报国家，这种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效率，也建立起对外部的高壁垒。

到21世纪初，三星业务覆盖了保险、医院、重工、建筑、军工等数十个领域，从家电产品到造船军舰，从高速公路到医疗服务，三星几乎构建了一个“平行社会系统”。

但是三星因其“超级垄断地位”而饱受争议，不少中小企业被边缘化，创新活力遭压缩。

在公司治理上，三星依然采用家族继承制度，几代掌门人之间的权力更替常伴随争议与调查，李在镕的行贿案一度震动全国，但即便如此，集团的实际运营几乎没有受影响。

三星自有一套庞大的法律团队，据称拥有约3000名律师，帮助集团在各种诉讼与监管中游刃有余。

曾有韩国学者指出，三星法务部“比司法部更懂法律”，一些触犯法律的重大事故，最终常以和解、罚款了结，真正追责的个体极少。

哪怕在面对疫情、全球芯片危机等外部挑战时，三星依旧能保持强劲盈利，并继续扩张海外市场。

如今，三星在韩国拥有巨大的经济话语权，在政治和外交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公司总部所在的首尔江南区，距离总统府不过数公里。

多位韩国总统因与三星的“关系过密”遭受舆论攻击乃至司法处理，而三星依旧稳居塔尖。

一个企业影响国家财政、主导经济走向、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国家的资产，也是国家的风险。

如果三星靠的是政策助推与技术驱动，三菱又是如何在没有现代电子业的加持下，攀升至21万亿资产的巅峰？

相比三星的现代化轨迹，日本的三菱集团拥有更加漫长、更加工业化的成长路径，这家横跨多个世纪的财团，不仅资产远超三星，更是日本现代化进程的象征。

数据显示，三菱的总资产已超过21万亿人民币，是三星的十倍不止，但它的庞大，并非完全来自电子、科技等新兴领域，而是深扎于军工、重工业和金融等传统行业。

三菱的发迹要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正值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国家推行“殖产兴业”战略，试图以工业化实现国力崛起。

彼时的岩崎弥太郎看准时机，以航运为起点，通过购置二手蒸汽船开启商业活动，最初的三菱，仅是几艘船只组成的民营公司，主要承接物资运输。

1874年，“台湾出兵事件”成为了三菱的转机，面对军事物资运输的巨大需求，三菱果断承担高风险订单，最终不仅获得丰厚利润，也赢得政府信任，随即获得长崎至上海航线的垄断经营权。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频繁对外战争，让三菱通过军工制造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它涉足的产业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一个涵盖航运、造船、煤炭、钢铁、机械、银行、保险的庞大财团。

到了20世纪中叶，三菱成为了日本工业的代表，也成为了军工制造的核心力量，在二战中，三菱为日本军队制造大量舰船与飞机，其中包括著名的“零式战斗机”。

战后虽然因战败被拆解为多个独立公司，但短短几年内又在美国扶持日本经济复苏的背景下重组，并逐步恢复了集团的形态。

如今的三菱，更是全球海上工程、重型机械、精密制造等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驱逐舰、二分之一的潜艇均由三菱重工承建，它也在能源、航天、造船等关键工业环节牢牢占据主导地位。

与三星类似，三菱也采用家族继承制度，但相较之下更加稳定和低调。

企业由岩崎家族数代传承，尽管外界对其“封闭性”有所质疑，但也因此保持了战略一致性和企业文化的持续性。

不过，这种“世袭制”在应对技术革命与全球化浪潮时，显得有些迟缓与保守，三菱的治理结构与政府关系极为紧密，属于日本典型的“官商合一”模式。

在战后至今，日本政府多次出台政策支持三菱等财团进行重组、转型甚至债务协调，使其在经济动荡中屡次化险为夷。

1980年代泡沫经济期间，三菱涉入房地产和信贷扩张，虽一度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但最终仍靠政府资源恢复元气。

但是三菱的产业虽广，却过于依赖传统工业，难以与科技巨头竞争，在全球数字经济、AI、绿色能源主导的大背景下，三菱并没有明显优势。

曾经主导时代的军工与重工业，如今逐渐成为“沉重的资产”，转型难度不断上升，与三星大举“出海”不同，三菱更多在亚洲区域内布局，全球品牌认知度不如后者。

他的产品，汽车、工程设备等在部分国家有影响力，但在终端消费领域的存在感明显减弱，数字化程度也不高，缺乏像三星那样以智能产品打通全球市场的能力。

虽然如此三菱依然是日本国力的象征，其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度高，执行力强，对比三星更为“激进”的市场策略，三菱代表了另一种稳健而深植国家产业结构的企业形态。

今天的三菱不是最耀眼的企业，却可能是最稳重、最难被撼动的财团之一。

与韩国三星的科技巨头身份、日本三菱的军工重工业传统不同，中国的招商局集团，是一条彻底不同的发展路径。

没有庞大的家族传承，也没有财阀色彩下的政商纠葛，这家企业依靠的，是制度创新与国家战略的双轮驱动。

早在1872年就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建，初名“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当时的使命，是打破洋行对中国航运的垄断。

招商局集团并非一家以资本扩张为首要目标的企业，而是带着“国家任务”诞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它的存在，是为了“救国图强”而不是逐利。

改革开放之后，招商局迅速进入现代企业体系，从港口、航运拓展至金融、房地产、物流、能源，再到数字科技、供应链服务，业务领域日益广泛。

截至2024年，其总资产已达到14.7万亿元人民币，虽然略低于三菱的21万亿，但远超三星的2.1万亿，稳居中国企业之首。

但招商局真正的特殊之处，并不止于数字规模，而在于其治理结构与发展理念，它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财团”。

近一半的股份由社会资本持有，并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实现市场机制与国有属性的融合，这种制度创新，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打破了“铁饭碗”，为国企注入了活力。

招商局从未试图主导政治或垄断市场，它始终将“服务国家”“服务民生”作为主线，这种“稳健发展+人民导向”的组合策略，使其在多个危机时刻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疫情冲击中，招商局通过产业整合与风险管控稳定了运营，没有裁员，继续扩展海外投资。

目前，招商局已在全球六大洲开展港口与物流业务，其港口吞吐量比十年前提升了七成，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它是国家出海战略的核心执行者之一。

三星面临公众对其垄断行为和权力结构的质疑，三菱则因军工与战时背景时常受到历史批判，而招商局没有任何“负面标签”。

它不插手政治、不追逐权力，甚至在多数人眼中显得“低调而朴实”，但就是这种低调，恰恰是一种极高水平的战略选择。

中国不缺大企业，但招商局之所以能被称为“第一财团”，正是因为它兼具规模、治理、社会责任和全球影响力，在制度多元化、风险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均衡结构成为难得的优势。

它没有靠军工起家，也不依赖科技垄断，更没有封闭的家族血统，却走出了独立发展之路。

正如招商局的崛起所展示的：中国有能力走出自己的“第一”，也有底气创造不一样的世界范式。

参考信源

财联社2025-3-31《招商局港口：2024年净利润为79.19亿港元 同比上升27%》

新浪财经2020-6-15《日本三菱财团富可敌国，美国摩根财团最强，中国哪个财团最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