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这么大工程，为何鲜有遗址痕迹？俄专家：治的不是黄河

三过家门而不入，治理用疏不拥堵。

说起大禹治水，几乎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没听过这个故事，从小学课本到各种纪录片，从雕像到祭祀典礼，大禹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里扎下了极深的根。

他带着人马，走遍九州，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把洪水给制服了，这个过程还被赋予了很多传奇色彩，比如“三过家门而不入”，比如“开山导水，疏通九河”，这些描述让人很容易脑补出一个远古工程浩大的画面。

但问题来了，这么大的工程，照理说应该留下不少痕迹，可事实是，全国从南到北，考古学家找了几十年，真正能和大禹治水直接挂钩的遗址，几乎没有。

这不是个小问题，毕竟我们不是在讲一段神话，而是把这件事当作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水利工程来看待，如果真有这么一场持续十几年的大规模工程，那应该有渠道痕迹、人工开凿痕迹、工具遗存，甚至施工中留下的聚落遗址。

可这些年黄河流域被挖得透透的，真正能和大禹直接联系起来的东西，还是没挖出来，于是，有人开始质疑，是不是这件事根本就没发生过？大禹是不是神话人物？甚至有人说，这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一种“文化象征”。

不过就在大家对这个话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来自俄罗斯的水利专家的一番话，把讨论引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他研究了中国的古代水系之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大禹治的，根本就不是黄河。

其实，俄专家的此项结论，也并非是空口白牙，他花了很多年时间研究中国的古地貌和水系变化，还查阅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

他发现，很多古籍中对大禹治水的描述，其实并不完全指向黄河主干道，比如在《尚书》《山海经》《水经注》这些古书里，有不少地方提到大禹“随山导水”“疏通沟洫”，但并没有明确写出黄河是主要治理对象。

甚至有的记载提到他在伊水、洛水、淮水、涂山这些地方开展治水行动，可能很多人对伊水不太熟悉，其实伊水是黄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今天的河南登封，流经洛阳、偃师等地。

此地地势复杂，南高北低，又夹在两山之间，确实非常适合进行疏导式治水操作，而且最关键的是，考古学家确实在伊水流域发现过不少新石器晚期的遗址。

这些遗址里不仅有大量的陶器、石器工具，还有人工开凿水道的痕迹，这些发现虽然不能百分百证明就是大禹当年留下的，但至少说明这里在几千年前确实有过大规模的水利活动。

这个发现和传统上对黄河的执着形成了明显对比，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把黄河流域当成大禹治水的主战场，尤其是中游地区，比如陕西、山西、河南一带。

但这一带虽然也有不少古遗址，比如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的村落，但这些村落和水利工程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很多都只是农业居民点，甚至连排水系统都没留下明确痕迹，反倒是伊河流域这些“支流区域”更可能留下治水的遗迹。

更有意思的是，早在2002年，一件叫做“遂公盨”的青铜器曾在国际市场上被发现并回归国内，这件青铜器上铭刻着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句话的意思是，大禹接受天命，治理土地，跟着山势疏通河川。

这个“随山浚川”的描述，和伊河流域的地貌完全对得上，因为伊河两岸就是典型的山地河谷地形，水道狭窄，洪水一旦泛滥，很容易对周边村落造成破坏，而“顺山引水”正好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手法。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黄河主干道一直找不到大禹留下的“证据”，原因可能很简单，方向搞错了，大家一直盯着黄河，其实他主要治理的可能是黄河的支流，甚至是多个水系并行的治理。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大禹治水并不是“定点施工”，而是“哪里有水患就去哪里”，比如《尚书·禹贡》里面记载了他在九州之间往返，对各地的水势进行考察和治理。

而且很多地名今天还能找到，比如冀、兖、豫、扬等地，这些地方基本分布在今天的华北、中原、江淮一带，说明他当时确实不是只盯着黄河搞治理。

这也就带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过于执着于用现代的“工程”思维去理解几千年前的“治水”？如果我们把大禹治水当成一个类似都江堰、郑国渠那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当然会期待留下堤坝、渠道、闸口这些实物遗存。

但三四千年前的社会还处在新石器末期到青铜器初期之间，那时候还没有统一的国家机器，大型工程不可能像后来的秦汉时期那样系统化。

当时的治水更多可能是一种“应急式”“分散式”的操作，比如一个支流年年泛滥，就组织部落的人去挖一条小渠道，一块低洼地总积水，就找个地方引出去。

这种做法虽然有效，但留下的痕迹很可能在几千年的自然侵蚀和人类活动中早已消失不见，尤其是土木结构，经过几次洪水冲刷，压根儿留不住，加上后来各朝各代重修改建，原来的痕迹就更难找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大禹时期的“治水”，恐怕不只是“修水利”，在当时，洪水是直接威胁生存的灾难，很多部落因为水患迁徙、合并、甚至消失。

大禹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可能更像是一个“组织者”，他带着人到处跑，协调各地部落，一边疏通河道，一边安置人群，这种“边治理边迁徙”的模式，也不太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形成稳定遗址。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全国各地都有“大禹来过”的传说，河南说他在洛阳修过禹王池，陕西说他在韩城开过禹门口，浙江绍兴说他在会稽山去世，四川阿坝则说他在那边祭天。

看起来谁都能对上，但又都缺乏真正能拿得出手的考古证据，其实这不是矛盾，而是说明他确实在各地都留下过痕迹，只不过这些痕迹不是那种一看就知道的大型工程遗址，而是零散的活动痕迹。

还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现实情况是，古代的很多河道，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黄河就是个典型，一千年改道十八次，位置不断变化，比如古代的一些黄河支流，今天可能已经干枯成沟，或者被农田覆盖，你现在去找当年的治理痕迹，根本找不到。

所以从目前能看到的线索来看，大禹治水确实是件发生过的事，但它不是一个可以在某一个地点集中考古的“工程项目”，而是一个跨区域、分阶段、断断续续进行的治理行动，而我们过去几十年一直盯着黄河主干道找证据，其实思路上就偏了。

这也就能理解那位俄罗斯专家所说的“大禹治的不是黄河”，他的意思并不是黄河没被治理，而是说我们不该把大禹的全部治水行动，局限在黄河主干道那一段。

他研究伊水流域多年，发现那里的地形、水系和古代文献记载高度吻合，甚至当地的文化层里也有不少人工开凿水道的痕迹，虽然还不能完全确认就是当年大禹干的，但至少说明方向没错。

尽管这个俄罗斯专家的结论现在还有待商榷，但其实很多时候，历史就是这样，并不是那么想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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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大禹治水的故事，2021-03-04，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