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为何物：一堂直面性爱的文学课

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吴存存开设的硕士课程“性别、性爱与传统中国通俗文学”的第一堂课上，被问到选择这门课的原因时，一百多名学生分享着自己的好奇和生活：

“我对既禁欲又纵欲的社会感到好奇。”

“了解一下古代人的性观念和性生活也挺不错的。”

“我写耽美小说，想要拥有更学术化的视角。”

在吴存存的教室里，“性”不是欲语还休的字眼。

课堂上的学生大多来自内地，他们来香港修读硕士课程。“性别、性爱与传统中国通俗文学”是这些内地学生在香港上的第一堂课。在这门课上，他们将从性爱和性别的角度学习明清通俗文学，研究明清文学中的性爱意识和道德价值观，讨论明末清初色情小说与纵欲风气的联系，探讨明清士人与平民社会的性爱观念及行为的差异。

每年的第一堂课上，吴存存都会让学生谈自己选课的原因。她把话筒递给学生，站在教室前面，微笑着听学生分享。话筒从教室最左侧传到最右侧，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笑声不时响起。

2025年9月1日，在这门女生占绝大多数的硕士课堂上，吴存存收到的答案让她惊讶，“他们如此坦率，而且完全能够正视社会生活和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和性爱的问题。”吴存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

1993年，31岁的吴存存在南开大学任教，第一次为中文系本科生开设选修课“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与文学”。四年后，她写成了专著《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一书，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她辗转到澳大利亚求学、任教。2010年，她到香港大学执教，曾任港大中文学院主任。2025年，吴存存迎来了新一届学生，也迎来了《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一书的再版，书被更名为《情为何物：明清两代的性别、情感与社会风气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情为何物：明清两代的性别、情感与社会风气研究》

“我们都生活在具体的时代，都不由自主地接受时代风气的感召。”吴存存在《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的初版后记中写道。如今，来自内地的风又吹回到她身上。在海外和中国香港生活多年，吴存存坦承对内地的年轻人了解不多。她教授过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的本地学生，随着学院的硕士项目开始面向内地招生，吴存存才再一次接触到大批内地学生。她发现，与三十多年前相比，现在的学生迥然不同，“比过去更有现代和国际视野。”

在学生的影响下，吴存存注册了一些内地的社交软件，看年轻人在讨论什么。她看到了这样的表述：“生理性喜欢才是真爱。”她在其中看到了人的真实性。“这比那些冠冕堂皇的爱情话语更触及灵魂。”她解释道。

在吴存存看来，性别与性爱问题是研究和理解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个关键点。她也关注性别、性爱问题中的社会阶层因素，通过明清下层社会的实证材料，指出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士大夫所写的情爱故事之外，还应该重视对传统社会中平民所创作和阅读的俗文学中的性别和性爱观念的研究。

“我们今天读历史，不仅要听到那些唱得响亮的高音和中音，更重要的是辨别出那些不够清楚或响亮的背景音乐，去理解这些模糊的背景音乐的内涵。”吴存存说。

吴存存 图/受访者提供

情为何物：明清的性、爱与情

南方人物周刊：2025年，你在香港大学开设了“性别、性爱与传统中国通俗文学”课程。你请学生谈选这门课的原因，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原因是什么？从1993年起，你教授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与文学超过30年，你觉得有怎样的变化？

吴存存：以前上课时，我也会问学生同样的问题。今年我有一点吃惊，可以说是学生们最坦率的一次，他们完全能够直面性别和性爱的问题。

以往，要等到上课后，学生才会开始逐渐对“性”敞开讨论。很多学生曾告诉我，这门课改变了他们的很多对性爱的古板的印象。他们过去觉得谈“性”是令人羞涩的，而且觉得“性”是比较脏或者负面的东西。

“性”在我们社会被贴了各种标签。很多人，尤其是女孩，会把“性”的表现方式说成“流氓行为”。

我也思考过学生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觉得可能与互联网有关。虽然现在的学生读书不像以前那么多，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量阅读互联网上的文章为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也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参照系。我觉得现在中国学生对待性爱的态度和观念显得比过去更成熟、更大胆、更有现代视野。

南方人物周刊：当下讨论的“性”与明清文学中对“性”的定义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明清时期的性、爱和情？

吴存存：我们在20世纪以后有明确的区分爱（love）和性（sex）的意识，但明清时期其实没有这样明确的区分。首先当然是传统的词汇跟现在不一样。明清时期，“性”就是天性，或人的本性（nature）；“爱”通常指喜欢，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爱情；“情”则比较接近我们现在所谓的爱情，但“情”同时涵盖爱（love）和性（sex）,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的，所以明清时期文本里的“情”既可以指纯粹的“爱”，也可以指“情欲”，很多时候可能很接近英文中的passion（激情）和attachment(依恋)。现在很多人接受了近代西方把“情”与“欲”分开的概念，但这是受到基督教原罪概念影响的保守的概念，其实在20世纪，一直受到很多西方思想家和学者的激烈批判。这跟明清时期的中国原来的性爱观念完全不一样。熟悉中国古典名著的读者都明白，我们的爱情故事从来不是情欲分离的，《红楼梦》曾经破天荒地提出一个“意淫”的概念，但《红楼梦》的读者在为宝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感动的同时，无法忽视这部小说对情欲的微妙而执着的表现。当然，其他的爱情小说就经常地写情欲合一的情节了。

南方人物周刊：“情教”（the cult of qing）在海外汉学的研究里一直很受关注，晚明时期“情”的概念和实践为何形成突出的思潮？

吴存存：“情教”不是偶然出现的。从思想层面讲，阳明后学如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就提出“尊身论”，主张只有尊重身体才算是尊重“心”，这种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哲学思潮为晚明的袁宏道、冯梦龙等人倡导“情教”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同时，晚明社会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丰富，尤其是江南一带的都市化带来了早期现代性的萌芽。在农村失去土地的人集中在城市的狭小空间，形成了都市平民阶层。他们的私人生活成为当时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题材，发展出跟以前的文学作品很不一样的私隐话语。同时，出版业、印刷业的发达使得书籍的成本大大降低，加速了印刷品的流通，使更多人可以看到与性爱有关的文学艺术。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有非常精致的供上层社会欣赏的春宫画，但现在我们也发现晚明出版过不少供平民消费的色情画册和读本。

清代的一些士大夫往往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人欲横流”，清廷也加强了对含有色情内容的“淫词小说”的管控，销毁了很多晚明的色情出版物。这些作品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实在非常可惜。同时，清代对“淫词小说”禁毁，也导致在晚明看到的那种对个人私生活的重视和中国本土呈现的现代性曙光在当时销声匿迹，很令人遗憾。

南方人物周刊：当代人的“情”可以是带有荷尔蒙的浪漫爱，也可以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情”。在明清，“情”有哪些方面的内涵？

吴存存：冯梦龙提出“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他虽然在序言中也提到爱敬天地君师亲。但是翻阅《情史》中的每一个章节，冯梦龙所讲的都仅跟情欲相关，堪称传统性爱的百科全书。里面还有一章“情外篇”，专写同性恋的故事。《情史》的实际内容并不包括所谓对天地君师亲的爱。

人们当然会爱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会爱自己的祖国和故乡，对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来说，爱君主似乎也是不容置疑的，人们也会投入很多精力去爱大自然、阅读历史，但是所有这些爱，跟我们的爱情不是一回事，不应该将它们混为一谈。冯梦龙情教中的“情”这一概念，不应无限扩大其外延。应该说它指的就是与人的情欲有关的情感，是性爱。

在冯梦龙看来，“情”如同生命中的一束光，会让人甜蜜，也会让人极其痛苦。现在小红书上总提到“动心”，我觉得这个词不错，它实际上就是“情”。它没有一定的程序，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很现实；经常发生在异性之间，但也并非鲜见于同性之间；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情固然动人，年长者的痴情同样令人动容。读《情史》，可以发现冯梦龙对性爱的观念非常宽容，《晏子春秋》中所谓的“拒欲不道，恶爱不祥”，在此书中可以说贯穿始终。这样的对待性爱的态度，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部分，我觉得不能说冯梦龙是很叛逆的，他只不过是对程朱理学的道德价值观比较叛逆而已。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到“性压抑向来被视为性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明清时期，“性压抑”是怎样的状况？对于男性和女性，“性压抑”分别意味着什么？

吴存存：明清时期，男尊女卑是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女性的“性压抑”是不言而喻的。女性被杜绝于社交生活之外而困于闺中，绝大部分女性“从一而终”，一生只有一个性伴侣，还有一些女性未婚守寡，或年轻丧夫后终身不嫁。但在下层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中，这些所谓的教条不总是得到贯彻，大部分人在丧夫后会改嫁，甚至在婚姻中也会有情夫。

传统社会对男性的性爱生活在观念上非常宽容，尤其是上层社会的男性。对于上层社会的男性来说，人们更关心他是否能忠君报国，期待他在仕途经济上的成就，以及多子多孙，没有太多的性压抑。

但不要忘记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因为女性经常被理解为男性的财产，因此性的资源经常大量地聚集在上层社会的男性周围，而下层的平民男性因为没有钱，经常连娶妻都不可能，更不用说性的自由了。《儒林外史》里杜少卿反对一夫多妻，不是出于尊重女性，而是同情那些无力娶妻的男人，他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两个妻子，那么就意味着另一个男人没有妻子。明清时期有很多男人终身没有机会娶妻，主要是因为贫穷。这些男人的性压抑也是可想而知的。

晚清时期，一位满族少女正襟危坐，准备出嫁，亲属正为她穿戴首饰 图/秦风老照片馆

南方人物周刊：明清社会对待性的氛围是怎样的？

吴存存：明清有的人认为，“情”和“欲”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很难分开。如上所述，冯梦龙的《情史》写的多是欲望，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写“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写的就是激情。《牡丹亭》写于四百多年前，但这种性爱观念一点也不落后。

南方人物周刊：你希望“避免用基督教道德观改写中国的文化记忆”，明清文学的资源能如何帮助我们开放对性的理解？

吴存存：自从19世纪后期西方性爱道德价值观进入中国，基督教文化中对同性恋的仇视和恐惧也随之而来。导致20世纪有的人把中国古代的同性恋文学掩盖起来，或者批判为“封建糟粕”。来自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禁欲主义观念在中国被很多人接纳，完全不涉及性的纯情小说被认为在呈现高尚的和正确的“爱情”，这实际上是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概念运用到对中国文学的分析和批判中。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对中国古代婚姻性爱上的“传统美德”的描述，几乎成了西方维多利亚时期基督教性爱道德观的翻版。

我们应该有更平等的性爱观念：女性不是被拿出来特别尊敬的人，也不是被男性保护或拯救的对象。欲望应该得到承认，而且欲望不只有一种形式。阳明心学尊重私人的欲望，不对社会造成伤害的欲望都可以存在。我们应该理解历史，承认我们真正的性史。

《牡丹亭》插图《寻梦，惊梦》 图/视觉中国

食色性也：从“性”出发的研究理路

南方人物周刊：你成长于拥护妇女解放思想的家庭。成长过程中的性别感受、性教育和情感教育怎样影响了你对“性”和“情”的看法？

吴存存：我在温州长大，母亲是很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父亲从来没有任何男尊女卑的倾向。1978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亲戚到我们家说，存存学习好，以后要嫁个大学教授。我父亲马上说，嫁不嫁大学教授无所谓，应该自己努力成为教授。

我的父母规劝我不要过早地恋爱。成长过程中，我跟现在的很多人一样，觉得情欲很脏，而爱情是崇高且纯洁的，和性没有关系。

在这种氛围下，我的父亲对我们很严格，不允许我们涂脂抹粉、穿衣打扮。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翻译成中文出版，给我带来很大震撼。我忽然明白，以前的想法很牵强和做作。从那以后，我开始对性爱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兴趣。

我开始发表关于性爱与文史的文章时，父亲专门给我打电话问，你一个年轻女子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题目？他很希望我在中文系研究古文或诗词，觉得女人研究性爱很不应该。但是我那时年轻气盛，一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我说，你不用管我，我喜欢干这个。他也没有再来打扰我。

南方人物周刊：20世纪末，国内学界对性史研究有什么新看法，你是如何回应的？选择这一主题，对当时的你而言是一种挑战吗？

吴存存：我研究明清文学中的性爱问题始于1980年代末。开头几年比较难，我投了几篇文章，但是很难发出去，只在港大的《东方文化》上发了一篇。

后来，南开大学的宁宗一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刘先生思想很开放，因为有他的支持，我在国内发表了几篇文章。

我是很幸运的人，在研究中国性史的道路上一路走来，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挫折。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勇敢之处，更谈不上叛逆或与社会作对。性爱与文化史是我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在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都没有遇到太多的限制。

南方人物周刊：你对于当代的“性”有怎样的感受？在当下，“性”还重要么？

吴存存：性在我们生活中跟穿衣吃饭一样，是很重要的东西，只要是我们人生中重要的问题，都应该是研究领域里重要的问题。现在的抖音、小红书上有贵州、广西、东北等地对山歌的视频，有的唱得很开放，我很高兴看到这些。

我一直觉得性爱是不应该受到太多控制的话题，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应该评判别人的性爱。我也不认为性爱会造成什么弥天大祸。战争更糟糕，战争会死人。我们应该接受而且正视自己的性。在西方，反战游行中有一个好玩的口号：Make Love Not War (要做爱不要作战)，我觉得这态度不错。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田璐铭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