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左宗棠对日本民族性格“畏威而不怀德”的论断被重新提及

编者按：左宗棠的历史论断与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现象，共同折射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与历史纵深。我们既要警惕日本修宪扩军、否认历史等危险动向，也需避免陷入简单二元对立的认知陷阱。理性审视中日关系，应在铭记历史教训的同时，超越情绪化叙事，以自信而审慎的态度维护国家利益，并在全球治理、区域合作中探索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唯有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方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格局中把握战略主动，守护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

▲ 左宗棠像。

历史镜鉴与现实博弈：对中日关系的理性审视

特约撰稿人 高山 万民

近日，日本官员高市早苗拒绝就历史问题道歉的新闻，引发舆论对日本政治走向的深切关注。与此同时，晚清名臣左宗棠对日本民族性格“畏威而不怀德”的论断被重新提及，成为观察当代日本政治生态的一面历史镜子。

这一现象既反映了民众对历史记忆的珍视，也揭示了中日关系中的深层结构性矛盾。我们有必要以理性客观的视角，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多重维度，既要警惕军国主义复活的风险，也要把握和平发展的时代主流。

一、历史经验的现代启示

在19世纪后期，左宗棠对日本的判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某些特质。历史上，日本在强盛王朝面前谦卑学习，在弱势邻邦面前强势出击的行为模式，确实值得深思。

从唐代遣唐使的虔诚，到明代倭寇的侵扰；从甲午战争的残酷，到全面侵华的暴行，这些历史片段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对日认知的重要底色。

然而，历史认知需要避免简单化、本质化的倾向。我们将整个民族的性格固化为某种不变的特质，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可能导致认知偏差。日本社会本身具有多元复杂性，既有右翼保守势力，也有坚持和平主义的进步力量；既有否认历史的声音，也有真诚反省的呼声。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体制下形成的“和平国家”认同，以及长达数十年的专守防卫政策，都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

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多维解读

当前日本政治确实呈现出右倾化趋势，具体表现在修宪动向、历史修正主义、军备扩张等方面。这种趋势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内外因素：

从国内政治看，这是日本社会保守化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必然产物。经济长期停滞、人口老龄化、社会活力下降等问题促使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强化民族的认同、提升军事地位来凝聚民心。这种“政治寻租”行为，本质上是对国内困境的转移与回避。

从国际格局看，亚太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日本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中国的快速崛起改变了地区战略平衡，日本在安全上更加依赖日美同盟，在政策上更加倾向于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这种“战略依附”使得日本的外交自主性受到制约，容易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

从历史认知看，战后对军国主义清算的不彻底性留下了隐患。与德国彻底的反思不同，日本对战争罪行的认识始终存在模糊空间，这使得历史修正主义有机会不断回潮。但也要看到，日本国内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进步力量与保守势力的博弈仍在继续。

三、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

面对复杂的中日关系，我们应当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一方面，我们要警惕将日本“恶魔化”的倾向。过度强调日本“民族劣根性”，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滋生狭隘民族主义，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精神相悖。历史告诉我们，以偏概全的敌人想象往往会导致战略误判。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防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性视而不见。对其突破和平宪法、否认侵略历史、扩充军备的行为，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但这种警惕应当建立在事实依据和理性分析基础上，而非情绪化的宣泄。

四、构建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构建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需要智慧和远见：

首先，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历史问题、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同时在经贸、人文、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要保持开放态度。这种“政经分离”的理性态度，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要建立基于相互尊重的安全机制基础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需要，同时也要通过对话沟通增进互信，避免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中日防务交流、海空联络机制等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应当得到加强。

再次，要扩大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中日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RCEP的生效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新平台，这些积极因素应当得到充分发挥。

最后，要重视民间的“草根外交”。两国青少年交流、文化互动、地方合作等民间往来，能够为中日关系奠定更深厚的社会基础。历史证明，仅靠政府层面的交往难以维系健康的双边关系，民心的相通才是根本。

结语

左宗棠的历史观察，提醒我们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50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我们既有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坚定意志，也有参与国际事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自信与智慧。

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既要保持必要的警惕，也要避免被历史包袱所困；既要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也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胸怀。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国际格局中把握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历史的教训必须铭记，但历史的智慧更在于教会我们面向未来。一个强大而自信的中国，应当能够以理性、平和而坚定的姿态处理对日关系，这既是对过去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负责。

编辑 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