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期，伴随美元贬值而来的是包括我国主权货币在内的各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汇率皆大幅升值。

面对此状，国内舆论场内有些号称是“专家”的所谓经济学者纷纷发表有悖于常识的观点或言论。

比如，某卢姓知名人士宣称，我国货币兑美元应大幅升值至3：1的程度，还拿隔壁邻居韩国和日本举例，扬言其等的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之时，彼时的经济增速尚不及当前的我国，然而其等采取货币大幅度升值的举措，使得两国内部市场的消费购买力有所提升的同时，还让人均GDP一举突破2万美元大关。

然而，矛盾的地方在于：包括这位卢姓学者在内的人一方面宣扬我国与这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至少在主权完整性方面不可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又拿它们俩过往的发展经验及教训，以此说明我国未来亦会如此顺利且正向地发展下去。

请问到底是谁在搞双重标准啊？还是说我们自有神力护体，坏的统统绕开，好的多多益善？这是能够以人性意志为转移的非概率事件吗？

再比如，某胡姓前著名杂志主编亦对货币汇率升值一事发表所谓的“个人拙见”，声称管理层应趁此机会逐步取消对国内大类资产投资及消费的诸多限制，尤其是针对海外人士在国内购买商品房的限制。

暂且不论应不应该取消所谓的“限制”举措，我们只探讨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假如你是外国人，手持美元或其他货币，当RMB处于升值区间的时候，你会选择换汇，然后投资国内吗？

那些回答“会”的人，要么是“外宾”，要么是“犬儒”。

总的来说，以上这些所谓“专家”发表的言论已经对普罗大众构成认知及逻辑谬误，必须加以矫正才行，故于此特地撰写此篇文章，以正视听。

01

针对某卢姓经济学家关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升值至3：1”这一无比荒谬的观点，我就此提出以下反驳：

短期内，货币汇率升值过快且过高，必将触发汇兑风险，也就是以金融尤甚的全行业资本充足率，以及市场主体的再投资收益率均呈加速下滑的态势，使得对冲风险的成本也将大幅抬高，此乃三大风险或隐患之一。

中期乃是特里芬难题内显化风险，即中等制造及技术陷阱，于此不展开论述。

至于长期，则是财政债务泡沫化风险，全称是“财政债务驱动型信贷扩张及主要大类资产净效益货币化融资”，即中央部门和地方部门通过发行主权信用债券，从以商业性银行为主的债券市场认购主体那儿融资所获得的信贷资源或资金流动性，以行政性投资的方式将其等注入或倾斜至主要财政支出项目。

此既是关乎过度金融化最关键也是最致命的其中一个现象，也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关乎结构性问题中属于制度设计或客观国情特征最难解的一道，更是关乎到未来国运兴衰，即内生性制度改革与否的终极挑战。

另外，我终于晓得“本土式现代化”体现在经济或金融领域的特征，即不同于所谓“西方式现代化”的特殊表征是什么了，那就是将过往房地产和大基建市场所积累的资产泡沫逐步转移至以行政投资型财政支出项目为主的国有资产及储备投资品价格或价值之上，由此形成完全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乃至其等社会形态的国家资本价格或价值泡沫。

然而，如此一来便需慎重考虑国际市场及海外地缘政治势力对其进行价值重估的可能性，涉及主权货币国际化、新型全球化经贸体系再参与或共同构建与否等诸多议题，取决于国内针对生产或交易要素价格的非市场化即人为打压行为的力度及持续时间。

以上所述的三大风险或隐患，皆是RMB兑美元汇率需长期保持在稳定区间的三大本质原因。

除此之外，市场要素价格或价值双轨制导致内外资本错配，既是国内需维持资本管制及结售汇制度不变以避免国际市场对其主要大类资产进行价值重估的必要理由，也是主权货币国际化战略的天花板，即最终目的只能是成为主流货币，从而无法取代美元或欧元等区域强势货币以成为“世界货币”的根本原因。

02

其实，某卢姓专家拿韩国和日本来举例这一行为本身没有多大的问题，毕竟知耻而后勇。

然而，问题就在于其不该拿这两个国家来举例，以此说明采取货币汇率升值对提升人均GDP增长的可行性，而更应该从“彼时它们遭遇了什么，从而使其等做出如此决策”这一点上探究其动机。

从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过往发展的例子可以看出，外部因素干预以迫使其等全面改革金融制度的必要性：

前者乃亚洲金融危机前后（1997-2000），主要针对财阀控制银行信贷资源这一块；

而后者乃楼市泡沫破裂前后（1987-1991），主要针对政府主导央行及财政部的经济统制行为这一块，遂对我国而言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话说回来，即使人民币于长期保持升值态势，亦无法吸引外资进入并大规模投资国内主要资产，反而导致实质性利益损害等负面影响居多，这是为何？

首先，基于短期的汇兑风险，使得身处东亚地区即严重依赖能源及粮食等战略资源进口长期化的发展趋势趋于恶化。

即便通过汇率利差壮大了内部有效需求，亦导致其与对外进口战略资源的交易结算规模形成相互抵消的不良结果。

其次，来自于外部的各种地缘势力通过主权实体的政治权力及其叙事，持续打压我国资产价格或价值于海外主要资本交易市场的赋权或加权行为。

再来，内部由于较强的行政管控，导致各地区市场交易费用及主体准入门槛普遍畸高。

叠加中期的发展矛盾内显化风险，以及于近些年来出现了财政债务泡沫化风险等关乎发展红利殆尽的一系列信号，致使外商投资于国内行业或资产的净收益率远小于资本运作的对冲成本。

03

除此之外，就事实而言，前文所述的某胡姓主编针对国内诸多投资及消费限制呼吁逐步取消，尤其是对海外人士给予准入资格这一观点本身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过往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以来，仅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房具有国内大类资产以价值投资的属性。

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只制造或形成诸如商品房交易这一类有形资产，且是为数不多面向普通人投资及消费准入门槛较低的领域。

可是，近年来楼市价格跌成什么样，咱心里又不是没点数，倘若对现状选择视而不见、张口就来，对普通人采取“请君入瓮”和“瓮中捉鳖”的把戏，那就是纯粹的“缺德”了：

试问国内的普通人都不看好楼市的前景，从而选择持续观望、迟迟不肯买房的情况下，你认为海外投资者会来“抄底”吗？

至于所谓的资本市场，以及基建领域乃至被部分势力垄断的行业：

一来，其等的准入资格并非面向所有普通人；

二来，这些领域通常具有极强的锁利效应，即属于公有制主体管辖，保障利润现金流或发挥政策积极作用以寻求安全性及抗风险能力，始终大于效率与公平，遂不具备长期价值投资乃至市场化投资的属性；

三来，基于第二点，这些领域通常是政策工具的试验田，公有制主体对其承担经营责任，而行政部门亦对其等负有监督义务。

从根本上来说，其等产生的财富规模或复利效应不及其他领域，只因需要承担整个社会及制度得以运行下去的权责。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领域的经营所得收益往往无法覆盖社会成员为其等投入以维护的成本，使得投资回报率不及其他领域。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来看，针对主权货币汇率的单方面升值非但不利于我国经济基本面实现稳步增长，反而还会酝酿出短期的汇兑风险、中期的特里芬难题内显化风险，以及长期的财政债务泡沫化风险这三大发展隐患。

总之，我们必须要将主权货币兑其他主要强势货币的汇率长期稳定在一定区间内，唯有如此才能使经济增速得以可持续发展下去，从而让我们距离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又迈进一大步！

作者：@邹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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