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是什么样子？《我的童年时代》告诉你

我 的 童 年 时 代

王 贵 明

人生如梦，岁月无常。蓦然回首，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随同父母渡过那智暂艰难的童年时代，不由的回顾起儿时天真任性的情景。

我出生于一九五五年正月二十五，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听着《社会主义好》等歌声中长大的。广大人民群众以高昂振奋的精神，正在掀起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崭新的年代，那是一个高歌猛进火红的年代。我们少年先锋队队歌是：“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英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 泽 东。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已从中国扫荡………”！和“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的理想多么远大，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滴滴滴哒，滴滴哒滴哒………。”！

我虽经历过吃食堂饭，但还未有深刻的记忆，只是一个蹦蹦跳跳看着红火热闹的毛孩。 后来还没有真正体验到什么滋味就各归自灶了。

据母亲说，一九五六年父亲被推选兼任纳林壕和召沟蒙汉族居住集中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成一个团结社的社主任，为了工作方便将家搬到两地中间的许家梁，离爷爷家大约有四里路。我是他老人家六十九岁时才盼来的长孙小子，俗话说：养儿不见孙，至死一场空。父亲亲弟兄四人，加上亲叔伯二爹，排行老五，三爹也给三爷爷家顶门立户了，人们就称呼父亲王五，家里的人叫他五小子。父亲在几岁的时候奶奶因病早已去世了，大爹早年丧妻后来又成了家，先是生了大姐比我大一岁，四爹未成家，所以我就是爷爷第一个名正言顺生命的传承人，爷爷对我疼爱有加。在我起初刚有印象的时候，爷爷隔三差五的来眊我，有时候背着我回下纳林壕吃羊奶，把少有的白面单独给我做面条吃。从许家梁往纳林壕走是一条人行的小道，我不知道爷爷经过这里背了我多少回。

一九五八年父亲腿疼病严重了，我们又搬回三爹的院内住下。我开启人生记忆是一九六0年父亲病危时众人的呼唤声中有了初步的印象，东院是大姑家，这个住处是纳林沟东边的前红泥坡上，离西沟畔不到半里路，大门外有一道不长的小岔渠，渠南有个早已拆了房顶破烂的土房圪洞，据说那是本家王三拴三爷爷家的，渠底下还有人工砌的石头吃水井，在一九六一年被大水淘走了，渠也刮深跌长了，使纳林沟变成了丁字形的沟，这道沟直通马场壕大河滩，三里多长，是比较浅的一条沟，沟西沙坡上是长的半人高的沙蒿和人们栽的茂密的柳树，沟东是生产队的农田，每到夏季绿绿丛丛的五谷漂香。沟底长的三四寸高的寸草，沟掌还没延伸到大树壕，连接起来更是水草肥美，形成了一道绿色的风景线。邻近的生产队都来这里放牛马驴骡羊，还长着各种野莱，每到夏季能自然招来马场壕和召沟的妇女儿童们来这里挖上野菜回去喂猪，显得这里格外热闹。

一九六一年父亲还在呼市住院，由于三爷爷苛刻，我们只好离开。那年是内蒙古百年不遇的雨涝年头，原来土坯房被雨冲塌了，大队领导派人帮我们修补好了旧房，我们家又搬回到我的出生地下纳林壕。那里离大队部很近，我们一道圪塄上住的好几家，最西畔是蒙古族二拜爹杜七命家；第二家是准旗迁来的远房二姑夫班斌家了；紧挨我们第三家是蒙古族大拜爹杜六女家；爷爷和四爹在西院；我们在东院，是这道圪塄的最东头，我们家有里外间，外间住的蒙古族拜哥杜银格利一家，他家的房也被大雨冲塌了，暂借住我们家。他的大儿子杜生和我是同岁的玩伴，后来我俩同步同行念书走到了马场壕，蒙族拜哥家搬走后，又搬来从杭锦旗迁户的父亲结拜兄长许二尧卜家，他的儿子许荣贵没我大两岁，我们自然又成了小伙伴，拜爹的继子侯永茂在达一中念书，假期才回来住一段时间。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与很多左邻右舍相处，没有红过脸拌过嘴，这正验证了她说那句“住村和村，住邻和邻”的哲理名言。

在我们几家背后不到半里路是生产队的场面，喂牲口的牛马圈，东北角是大队部、大队民办学校、大队的油坊，我家东边紧挨着满银壕通往大队牛马车的一条小路，满银壕的念书娃娃们也由此路经过。路东有我家祖上种起来的一片榆树地，两房高的大榆树，每到春天榆树发芽阶段放出一股清香的味道，各种飞鸟在树上欢乐的唱着歌。榆树南头有我太爷爷手上开油坊时用石头砌起数米深的吃水深井，井旁边放着一个两米来长，二尺宽，二尺高，槽深一尺多，口面也有一尺的大石头水槽，用来专门饮牲口的，那是石匠精工制作的四四正正齐棱三半的工艺品，牲口喝不完的水随时可以抽出填料，水自动流出，夏天能防止水久生虫，冬天能防止夜间结冰冻槽，我们生产队的牲口都到这里来饮。后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风沙大被沙土埋深了，现在如果用装载机或挖机还可以挖出来。

我们家的西南大约一里路吧，有一道叫小海子壕，在往南隔一道大沙圪梁是大海子壕，这道壕在往西是阿拉麻兎壕，这些地方不远不近有存水圪卜，周边长的三四寸高的寸草，更是邻近几个生产队放大小畜的好草场，夜间骡马不回圈，为了控制牲口乱跑，拌上一条三截拌，饲养员就可以回家睡了。此处还长着各种野莱，那几年母亲给队里喂的三头母猪，每年夏天全凭挽的喂各种野菜充饥渡日，我四舅没我大一岁，他也常来帮我们挖野菜，母亲给我和大妺妹规定每半天必须挖一萝头野菜的任务，完不成就不给吃饭。全队的男女孩子们混上都到那里挖野菜喂猪。

一九六一年隆冬腊月，最关爱我的爷爷七十五岁时，不幸离开了还在重病住院中他的小儿子，我的父亲；还有我这个不满七岁的长孙小子以及所有亲人撒手人寰了。一九六三年三爹三妈也相继去世了，丢下孤苦伶仃的三爷爷一个人。在六一年大雨中他们两家也先后离开红泥院，搬家几次，最后将房盖到了现在张双喜留存破房的那地方。二爹劝说母亲又搬到三爷爷的住处上纳林壕，担当起了本不属于她养老范围的责任。

原来的三爷爷脾气暴躁，但晚年随和了许多，也许是他早年丧妻，晚年又失子、媳，没有孙子，对他打击太大了，性情产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一家上去后与他生活在一起后，他感到其乐融融。把我当做他亲孙子来对待，我就陪三爷爷同一被窝入睡，每天夜里给我按摩肚子，非常舒服。

那时代连收音机也没有，唯一的乐趣就是听老人们说书。三爷爷好记性，耳不聋，眼不花，会说古书，远古到封神演义，近代至背锅老刘庸，很多古书他都经通。西院是大姑家一大家；东院是许二尧卜拜爹家；我们和三爷爷是当中院。每到逢年过节，来上客人，他就给我们东西院众人连夜说评 书，人们早早的熬上一大锅热茶，知道他说到紧要关头，就要卖关子了，小歇一会儿要喝茶。现在我还记得他的一段开场白：“紧说杨家半个月，慢说呼家四十天。要听文的包公案，要听武的上梁山，半文半武拿国泰，…………”。由于三爷爷说书的感染，使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爱看历史书籍，听历史故事。后来听收音机中的评书，与三爷爷说的基本相似。

三爷爷年过七十岁的老人了，还很勤快，自己在他家的渠东畔从土崖头上拨下粘土来，垫起了一块约有一分多的园子地，顶成自留地种上小麦，在上面打了个小水坝，能用自来水浇地，小麦出穗子后，每天早早起来直到晚上照住麻雀不让偷食，也能打个一斗多小麦，拨了麦子在种点白菜，这样就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了。我们家大人多，吃粗糙饭时，三爷爷就开小灶，每顿都给我吃，记得三爷爷做的油杏饼挺好吃的。在一九六六年春天，三爷爷把小麦种进地里，见到了他喜欢看的随风飘波麦浪滚滚苗子后，病倒了，请来公社医生医治无效，半个月后的一个午休时，自己起来在炕上小便完后，把他那大裆棉裤腰挟回去，叫了一声父亲的小名五小子，睡下就安祥的去世了，享年七十七岁，我们全家正好都在跟前，为他送了终。我的最后一位亲三爷爷也走了，那时我才十二岁刚圆了锁三个月。

我在童年时期干了两件傻事终身难忘。第一次是九岁那年的夏天，随同其他孩子们挖野菜时每人都掏了生产队里不大的十来颗山药蛋，压到野菜萝头的中间，回去被母亲提的有点重量发现了，恨恨的教训了我一顿，那天正好大队长米可智到我们队里检查工作，在我家吃饭，母亲豪不遮盖的告诉给大队领导，她说，你大爷快把我这小子带去哇，如今到摸捞开队里的山药了，长大说不定还敢偷更大的东西。米大队长说：“以后你再不能偷摸人家一点点东西了，这次给你记在帐上，如果下次再犯，新旧老帐一起算，你看见那天早上抓人的场面来了哇，就是那样的，还得坐牢判刑”。吓的我一响午躺在南凉房墙的阴凉地下，浑身直冒冷汗，至那以后到现在看见不是自己的东西理也不理，当作没看到。

还有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农历二月初几的一个下午，我们儿童团给队里捡粪，我们生产队的四清工作组组长郭培裕说：“现在破四旧，立四新，那个庙里泥塑的都是泥台圪旦，哪里是神神，你们搬动它们，要是说话，就是神神。我们几个男童在儿童团长我五表哥张八的带领下，把几个泥塑的神神搬下来没费多大劲，头给拧下来，全部打个粉碎，事后工作队员们还说：“有神么你们打，他们没反抗”，年幼无知的我们信以为真，第二天被母亲知道此事后，把我恨恨揍了一顿，是母亲打我最疼的一次。其实那是父亲病重睡炕不起时请来高人看过的，说祖上有口愿不明，让后人在庙上补塑神位。一九六三年春，爹爹们重金请来名匠艺人用泥精麻纸精雕细刻彩画出来的龙王爷及几位一尺多高的泥塑神像，此后父亲的腿也慢慢的扔掉拐杖能行走了，这种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父亲因为此事，在四清运动后期还写过检查，党内受到记过处分。可是在人家的唆使下，就这样被我们年幼无知的儿童们给彻底捣毁了。现在想来那些神位放到庙里又不仿哪个人的事，那些精工细制的神像作品，为何值得我们去毁灭呢？随后文革时期队里的民兵们把庙也拆了，庙墙被大队民兵训练按上炸药炸塌了，一座大清同治五年的建筑物就这样彻底被摧毁了，只留下一口大铁钟上刻有建庙经纪人名单及简介，其中就有我的十二世高祖王武达。改开后当地村民们又将这座龙王庙用土木结构盖起，三十几年后又破烂不堪了，前年我四表哥张四良又主張在原地靠东用砖木结构的盖起了这座龙王庙，里面只立了木头牌位，挂上了那口大铁钟，用来供人们祈求风调雨顺。

我是九岁秋季上学的，那时候的教学环境很简陋，土坯房，课桌是一个土圪台下面有三个放书包的窑窑，三人一个长条板凳。父亲问大队老会计郝文正四叔要的不如现在包棉花纸的黄草纸给我缝制的作业本。书包是妈妈用两块毛巾缝在一起，口子上串两根鞋带结个住，挂在肩膀上就成了缩口袋子了，三年级上换成用花布缝的那种书包。后来我看见大舅用过的一个硬皮壳子书包挺好看，大舅见我挺喜欢的，于是就送给我了，这个书包我用到最后，现在还放着了，只是没有挂带了。我在纳林壕念书时民办教师是：一年级第一任是郝满仓老师，父亲为了让我打好底三班基础，又复读一年级，張培义、郝满仓是我们的主课老师，二年级第一学期是高世荣老师，第二学期是侯永茂老师，三年级是米如梁、高世荣老师，四年级是米如梁、闫文义老师，这些教师最高文凭的是侯永茂老师达一中的初中毕业生，其他的都是初小或高小文化程度。那时候一至三年级有课本，报了名领上书，在未上课的几天中，我就把语文的全部课文看了两遍，自己记性也好，老师在讲解就基本弄懂了，课余时间不怎么复习了，看些其他闲书，反正自己家最穷，穿的远不如别的同学，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活泼的精神，不愿和别人一起玩，但每次考试成绩下不了上中等，高世荣老师给起了个绰号：“死气孔明”，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也不在乎，被同学们传回本队来，后来杜锁拜哥一直用这个绰号叫我。下马场壕学校念书时，因为乱了几年，父亲让我再复读四年级。我们四年级语文授课赵慊恒老师兼班主任，数学授课老师记不清了，五年级语文授课魏玉山老师兼班主任，数学何国珍、任安世、六年级共念了第一学期，语文授课張登高老师兼班主任，数学授课史尚荣老师。

在马场壕念书期间，由于我穿的烂走的慢，没有一点活跃的气氛，不愿与大家一起活动，常受街上那帮冷血小子们的围打欺负，有一次在课间中，一个家伙弄烂了我的作业本和钢笔尖，彻底惹怒了我，恨恨的教训了他一顿，事后得到了同学们和老师的公正评判，至那以后谁也在不敢惹找我了，这正是打的一拳开，免得十拳来。

文革期间没有语文课本，只是毛主席的语录和诗词取而代之。我回家及课余时间在查看毛泽东选集的一至四卷，这样更有助于学懂主席的诗词和语录的时代背景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农村看一场电影非常稀罕，旗电影队来大队要放映，学校就提前一节课放学，让学生们回去通知队长，队长也让社员们劳动早收一阵工，晚上好到大队看电影。记得，我第一次看的电影《雷锋》，描写孤儿雷锋苦难的童年，解放后有机会上学，参军后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天我自己歪练的写了第一篇日记，“看《雷锋》电影后的感想”，现在想，那篇日记初写，水平实在太差了，让侯永茂老师看，侯老师给我做了认真的修改，不但没说我的日记水平相当差，反而还鼓励我以后参加类似的活动大胆去写，写出自己的真实感想，只有天天写日记才能提高你以后写作文的水平。有一课是“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当工人制造机器？是当农民种地解决生活问题？还是参军保卫祖国？当天，在复式班中听候老师给四年级的同学们上《半夜鸡叫》的课文时，讲高玉宝放牛娃成了大作家的故事。我也萌生了这个念头，于是，写了日记，我长大想当作家，写我的母亲，以她的精神教育世人，侯老师给同学们讲：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好医生，给母亲治好病，并服务于大众百姓。后来他的愿望实现了，我的梦想却化为泡影。

那个时代的农村民办学校的教师挣工分，基本是半耕半读，下午师生们多数参加生产队劳动，像我们十一二岁的娃娃过罢年正二月，放学回去跟上大人阴头一年冬天积攒下的牛马羊粪。春天和大人担坝，挖大口井，娃娃们没力气担不动土，就给往萝头里铲土。一下午只挣一分半到二分不等。虽然一个劳动工日十分才能分红三、四毛钱，但是我们还是很积极的参加，社员们把挣工分编成顺口溜：“穿分吃分指分过，老婆还拿分娶过”，说明了挣工分的重要性。夏天放学了我们少年儿童锄不了破苗的大田作物，由儿童团长张八带领我们拉胡麻垅子，锄麻子，因为这两种油料作物锄个简单。过了三四年我们学会了锄大田作物，才让参加到劳动大军里去，锄地每天能挣到七分工了。我们半大娃娃们每年夏天给队里挽喂大畜的青草，按斤秤记工分，一等好草八斤一分，二等杂草十斤一分，三等沙蓬之类的草十二斤一分。张八给过秤，我给记数量，我提前划成表往进填数量，填写的清清楚楚，还受到了会计高挨润二叔的夸奖，说我将来是当会计的一块好料，后来他要户迁巴盟，在二叔的提议下，我真的被选为纳林壕生产队第四任会计的接班人了。

每到秋天龙口夺食，生产队提前割上些早熟的糜子，碾打下分给社员，在刨上些山药分到户，让社员们提前做好秋收的准备。人们早出晚归，夜战是经常的事，比如割高梁、玉米、麻子，捆庄稼。学校也放农忙假，我起初割一垄挣三分，第二年割二垄，跟在妈妈后面，不多一阵给我接两把就赶上了，全天能挣到是七分工。我们下午参加劳动，晚上回来爬在煤油灯底下写作业，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使我永远难忘的是大妺妹才九岁，她怕把母亲累倒了。早早的起来给我们做饭，那时没有表，把握不住时间，有一次她把饭做熟了，天还没亮，把盆放的热水锅里，又把饭铲进去，自己却睡在炕塄底下的炉台圪崂里了，妈妈醒来看见了，心疼的又抱在炕上。她每天给我们中午和晚上早早的把饭做熟等待我们收工回来吃。想想当年的孩子多懂事，能体谅帮大人做多少营生。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极为严重，贫困家庭的女孩基本上没有入学的机会，我们队里，我的亲叔伯大姐和我大妹子，高家的姑姑侄女，她们四个女孩就未蹬学校的门。在我的记忆中，童少年时期是以劳动渡过的。

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由于社会上的影响，在那个特殊时期，反复折腾了几年，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学生们串联，游行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批判会随时都会有的，父母亲不让我参与到那种打闹的行列中，父亲的腿上流脓不止，一瘸一拐的行动极为不便，还忍痛坚持给队里喂牛放牛，我一个半大小子首当其冲是他最理想的帮伴，放牛指到哪里就跑到哪里拦牛赶群。冬天喂牛基本上是天天陪父亲在饲养院渡过的，每天扫槽刮圈饮牛，放行料扑萝就是我的事，年复一年，天天如此的程序。

我们队里的高黑狗大叔，有六个孩子的八口人之家，家大人多，也是欠款大户，大叔还有白内障，锄地看不清破苗庄稼，这项工种他实在是困难，因此队里为照顾他挣全年固定的满工分，就安排他喂骡马，所以他和父亲就成了搭挡，我给父亲帮工之余，也顺便经常帮大叔完成他的每天工序。夏天放青时和他的孩子们一起边玩边拦挡牲口。生产队的饲养员、羊馆们没有天阴雨湿，逢年过节，没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记得，一九六八年春旱严重，早没长起草来，耕种完地的牛需要放青，只好倒场放，那年我才十四岁，随父亲去乌兰壕大队红圪堵北面的素银沙倒场放牛。那时集体化，全国一盘棋，互助互补，我们到哪里放牲口也没人拦堵，到外地放牲口相当艰苦，那时没有背的水壶，尤其是到了中午，黑沙圪卜苦渴的更是不好熬炼。往出走，我们中午到了红圪堵的马家海子，父亲认识那里的人了，到马五老汉家给他吃了饭，往出走顺便给我也端出烩豆角菜捞饭，我狼吞虎咽的把一盘烩菜和捞饭全吃了，那个香劲到现在也没有忘。傍晚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在红圪堵通往吉格斯公社的一条牛马小车路旁，有座小茅庵房子，这个茅庵房子只有五尺多高，在黑土圪台上往下拨了二尺多深，上面用一层沙蒿一层泥土，垒起近三尺高的所谓墙，一共也就是二十来平米，上面是一根领子，十几条椽子，補些柴草，沫了一层泥，人在地下站着可以，上了那盘炕就得二眊腰腰弯着，只能坐，不能站。安的一个六小方块木头眼子糊着麻纸所谓的窗孑，家里又黑又潮。先到的是召沟的许三平、苏奶儿，我们父子俩是第二家，过了两天又来了米家壕的赵三不浪赶的牛群，坝梁的李三荒盖赶的骡马群，后来米家壕的米如梁老师连骡马也赶来了，这些人中数我和苏奶儿小，他比我大两三岁，我也有了小伙伴了。七个人挤在一起，我父亲和三平哥是共产党员，赵三不浪三大爷是老队长，米老师更有文化素质，李三荒盖三大爷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老好人，我们集体起伙，每天众人动手做饭。早上最好也是山药焖饭，中午加点烩菜，渴了就是凉水。大家团团结结，和睦相处，没有人红过脸，吃住非常艰苦，那个房顶根本抵挡不住稍多的雨水，房漏偏逢连阴雨，整个茅俺房子湿闷潮气难闻，補盖潮的没法用，也凉不干，但我们的气氛和谐。众人打趣道：“四面四堵墙，总比打瞭盘强，最起码急风暴雨迫不上。”

放牲口出去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沙漠，大小不均的沙丘圪旦和深底圪卜，一个连一个。圪旦上全是明沙，圪卜里长着八九寸高的杂草，抬起头只能望见天，我和奶儿哥从沙顶上用各种姿势往下溜，我们下去再往上望真成了沙底之娃了。这些起伏不平的沙丘连成一片，东边顶到呼斯太河，西至东柳沟河；南边是马场壕公社的红圪堵生产队，北面到了吉格斯太公社的三道壕。沙漠中各有大小地名：达格那沙是比较大的一段，还有水红兎、白兔沙、羊曾圪台，最大的沙丘是格丘大坝，也叫韩庆大坝，又高又大，可能周长够二里多吧，传说这是八仙中的张果老云游天下时牵着毛驴驮着沙，沙口袋烂了漏下的，当走到这里毛驴实在走不动了，張果老就将最后剩下的点沙索性解开口子倒下了，所以就数这个沙丘高大了，这就是格丘大坝来历的传奇故事吧。这些地方总称为素银沙，方园百里无人烟，过去是狼群产生之地，是库布其沙的腹地。有句民歌唱道：“韩庆大坝素银沙，一到黑将来哪里是我的家？”大意是你白天到不了目的地，晚上就无处安生了。

离我们住的茅庵房子不远一里的东边有个直径大约一米的圆水圪洞，四季往外溢水，牲口就喝那漫滩水，我们的吃水也就在附近挖了一个水圪卜，淹满水桶担回去做饭，渴了也是那凉水。人们都说那个水圪洞深不见底，往西直通东柳沟的神海子，里面有一条水莽，无定期的会出来伤害人畜，这也许是传奇说法吧，所以大人们安顿我和奶儿哥，饮牲口时千万别靠近，不小心掉进去谁也救不了你们了。五十多年在没有去那里了，不知道那个神奇自然的水圪洞究竟如何了？。

记得那年过了七月十五第二天我和苏奶儿各骑着随群带来的毛驴才回家走了一趟，回来屁股被驴脊梁骨川破了。妈妈看见我瘦了许多，心疼的抚摸着我的脸和身体，眼里含着泪花难于言表。住了两天，妈妈给我打点了些豆角，我下马扬壕寻上奶儿哥又到了那个茅庵房子里继续放牛。我们出去放牲口受雨迫是常有的事，一九六八年后期的雨水非常充足，有些云彩便是瓢泼大雨，来的速度又快又猛，使人防不胜防，我们出去放牲口根本没机会往回跑。记得，七月二十下午我们走出去还不到两个小时，突然南面黑云动地，狂风大作席卷而来，闪电雷呜，天地连成一片，几个人转圈拦挡着牲口往回走，把我们都浇成个落汤鸡，衣服全粘贴到身体上了，冷的浑身发抖，父亲的腿不连利，往回走更慢，回来重感冒了，当他清点牛数，看见差那一头好野腿的馋牛，可能是在暴风雨中被冲散顺风跑了，父亲很着急，要带着病找牛，三平哥说：五叔你病成这样还要找牛，天快黑呀，这是个特殊情况，明天在寻哇，万一牛寻不到，我们几个都可以给你作证。父亲说：“我是党员，群众信任我，把集体的牛群交给我，不能让集体的财产在我的手中丢失，经济受到损失，”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来到了头天放牛的地方，找到了走失那条牛影约的独自行踪，顺着它拐弯抹角忽映忽现的踪印历经两天的行程，忍着饥渴病痛，到了吉格斯太公社的魏林壕生产队才将牛找到了，那里的队长看见他病的不轻领上他到大队合作医疗打针输液，住了两天才好些了，并给配了些药带上，才将牛才赶回来。大家都看到一名老共产党员视集体财产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种精神难能可贵，确实少见。那时是毛主席时代，没人敢动集体财产的邪念，换做其他时期，送到嘴边的天鹅食岂有不吃理，那才是猫不吃肉憨虎虎。外出倒场放牲畜就是既吃苦又受罪的差使，牲口有杂病丢失了还担风险。大人们却说：就这也比过去强的多，咱们背后靠的是大集体，伟大的祖国，毛泽东时代。我们走了两个多月，到收秋拉庄稼秋翻地用牲口呀，才各自回到所在生产队。

前不久，我和女婿去呼市二儿子那里，路过又走那一带沙漠之地，看到公路两旁全部绿化，栽上了沙柳和其植物。我还情不自禁的给女婿讲述了当年在此地放牛的经历。我说现在一道德萨线直通黄河大桥是公路，过去这条路，赶上骡马车夏天早些从马场壕动身到吉格斯太得走大半天，冬天两不见太阳，人畜累的够呛。现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今昔相比天差地别呀。

在那个节衣缩食的年代，党和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为保国泰民安，勒紧裤腰带研制出了两弹一星，才有我们今天的太平盛世，我虽然走过短暂的少年儿童时代，走到最后艰难的一年，“难忘的一九七一年。”随后就步入社会，当上了生产队会计，真正体验到的劳动与自学就是我最大的乐趣，收获满满。深知父母养育我们不易，天下父母同病相怜，为自己的儿女呕心沥血，付出储多。

我们当年的少年儿童如今已经成为少年儿童的爷爷奶奶了，今天的孩子过着幸福的生活，是老一代革命先烈打下的基业，历经几代领导人与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才使我们的国家国强民富，过上安稳盛世的太平日子，老有所依，成有所业，童有所学。但愿这种大好时光天长地久，持之以恒。现在多好的环境，我一个古稀之人希望广大青少年不要错过这良好的机遇，学习和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为国家的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

作者系鄂尔多斯日报社原通讯员

2025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