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徽宗灭不掉西夏？

作者｜历史最美作者团队-白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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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笔者讲到河湟宋军欲从西线出师进取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或对夏国河西发动攻势以牵制西夏右厢兵力；但统安一战，宋军受挫，刘法兵败身死，夏军乘胜进围宋朝震武军（治今青海海北门源东南），大宋的熙河秦凤兵力反被夏军牵制。

笔者在上篇中提到的一个假设是，如果要阻遏夏国河西兵力对朔方（西套）的支援，宋军至少要全取西夏朔方南部的河南地（陇中地区），如此才能切断西夏河西与朔方的主要交通要道，但徽宗朝的宋军并没能做到这一点。

▲图片来源：星球研究所（侵删）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河南陇中地区即为图中红色箭头覆盖的区域）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如果宋军占据了陇中河南，则西夏河西与朔方的交通路线将被压迫到腾格里沙漠以南与黄河以北这一狭窄地带，这一带的夏国行政单位仅有应理县，且濒临黄河，极易受到攻击；如果夏人走更北的区域，则需要翻越沙漠还要翻越贺兰山才能到达朔方，这将使河西与西套的联系变得十分不便。

▲从上图可以看到，西套（朔方）平原以西是山脉与沙漠地带

取下陇中，就可以说斩断了西夏右臂，而且也更加逼近夏国京畿之地，这比取下河湟对西夏形成的战略压力要更加明显。

徽宗朝对夏的军事行动，也在向陇中北部开拓，这一战略在哲宗朝已经被提出：“夏国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若于熙河路相近定西城北石峡子外、秦凤路相近浅井、泾原路相近没烟峡口各置一大寨……羌情恋土，惮于迁徙，必皆归顺，就而抚之，便为篱落，更不消外设亭障。兼有山林所沮，沙漠为限，中国为援，彼既失此地利，当自困弱，他日虽欲猖狂，不可得也；此为上策。”[1]

经过哲宗朝的开边，宋朝已经占据了天都山沿线的要害，并广修城寨，“天都山以南的陇中地区全部成了宋朝的内地，这为下一步攻取河南地、进逼兴、灵，创造了有利条件。”[2]

夏国虽失天都山险要，但夏军并未退出天都山以北的河南地，这片面积超过天都山平原数倍的区域仍为西夏所控制；徽宗即位后不久，宋朝继续在这个地区投入兵力、物力，修筑寨堡，以巩固哲宗拓边所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步的开边做准备。

从崇宁元年（1102年，西夏贞观二年）到宣和元年（1119年，西夏天德元年），北宋在天都山南北修筑了绥戎堡、怀戎堡、萧关寨、通安寨、甜井寨（甘泉堡）、清水河城（德威城）、葫芦河城（靖夏城）、水泉堡、正川堡、临川堡、通关堡、山西堡、同安堡、静胜堡（通泉堡）、威川寨、飞泉寨、八百步寨、精野寨等等众多城寨堡垒；但是直到徽宗朝后期，其最北缘一线的城寨相比哲宗朝也仅各推进了三十多里到一百多里不等，推进的距离并不算很远。徽宗朝在陇中北部基本上仍是在天都山北麓平原地带经营，未能将实控据点深入推进至河南腹地的平原。

这段时期的宋夏陇中战事，宋军数次深入河南，颇有斩获，但皆为牵制和劫掠，不能在当地长期立足；对此，顾宏义有过分析：“横山、天都山以北已渐进入游牧地区，宋朝进筑城堡以压迫夏人的效用渐不明显，虽然宋军一时深入横山、天都山以北地区筑城，但一般不能站稳脚跟，或者因粮饷不继主动退还”[3]。

这里，我们要谈一下宋初太宗、真宗朝的对夏战事；在真宗朝灵州（治今宁夏银川灵武西南）失陷之前，北宋的西北疆域远超天都山之限，基本囊括了整个西套区域。

▲图片来源：河朔周克商（侵删），红色虚线为徽宗朝开边后的疆界，虚线以北的红色深浅区域为北宋前期的疆域

太宗朝后期到真宗朝，也在西北多置城寨，其中在朔方地区，如淳化五年（994年），宋以席鸡城寨置清远军（治今宁夏吴忠同心东南），并于次年（至道元年）遣人至清远筑城，其下筑有青冈、白马等寨[4]；至道元年又以灵州界定远镇建为威远军（今宁夏石嘴山平罗南）。

在灵州陷落前，北宋在朔方的军事据点深入西套北端，一度到了灵州东北二百里的地方，其与后来徽宗朝泾原路拓边后的北界距离更是长达四百多里；彼时西夏尚未立国，朔方已为北宋控制数十年。但当党项乱起并将矛头指向朔方时，宋在西北仍困于后勤运输之苦；这是因为受到地形限制，朔方南部的黄河以东是大片的沙地、泥漠、盐碱地，这方地带被称为灵盐台地又称河东沙区，其地西濒黄河东接毛乌素沙漠，这片宋时号称绵延七百里的荒漠地带被宋人称为旱海。

北宋在有灵州时为向灵州运粮走的最多的路线就是旱海路，因为这条路线最短，但偏偏环境恶劣；宋朝修在这一带及其周边地区的城寨也兼有运输中转站的作用，但对于旱海腹地，北宋难以筑城。太宗朝的郑文宝在筑清远军城及其所属寨堡后，欲继续向西北深入筑城并开辟营田直至贺兰山下，曾一度至清远军西北二百四十里之遥的清边镇，准备在古威州附近修城屯田[5]，但因环境过于不适，郑文宝又措置失当被贬，此事遂罢；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军运粮队伍向灵州运粮只能在荒漠野外连走数日，粮草往往遭到李继迁部及其依附为其向导的附庸部族劫夺。后来灵州被李继迁围攻岌岌可危，宋真宗赵恒不愿放弃灵州，遣大将王超率军数万进援灵武，由于旱海路被李继迁遣兵阻断，王超大军竟不得进，只得遣偏师东进夏州界再绕路前往灵州，但未及赶到，灵州已陷落[6]；而在此之前，灵州南北的诸军镇城寨，也多被李继迁军攻陷，至此，北宋丢失朔方，宋朝廷也无意让已在出征途中的王超部收复这些地方，而是令其退屯次边诸州军。

宋朝前期的陕甘宁以及内蒙鄂尔多斯地区，因受唐朝前中期内迁胡人和中后期战乱的影响，造成荒漠扩大[7]、编户人口减少[8]，造成这片地区环境恶化以及朝廷可用人力、财力的下降，这些对于中央王朝在西北的御边和开拓活动都带来了深远的不利影响；宋时的毛乌素沙漠进一步扩大，比今天治理后画在地形图上的毛乌素沙漠要大不少。

宋时“夏州中部的沙漠化愈益严重。其西南方的宥州（治今鄂前旗城川古城）地方也受到流沙与扬沙的威胁。毛乌素沙漠逐渐扩散至无定河南侧一带。”[9]宋初不仅“银（治今陕西榆林横山）、夏（治今陕西榆林靖边）之北……千里不毛”，夏州也“深在沙漠”，这也是宋人弃守定难军诸州的重要原因，而夏州与灵州又“并隔沙碛”[10]，这些都是宋时毛乌素沙漠扩大并与河东沙区相接的体现，宋代的毛乌素不仅南面比图上谭图的红圈范围要靠南不少，其西南更是越过盐池、定边直接环（治今甘肃庆阳环县）、庆（治今甘肃庆阳）一带[11]。

从上图可以看到即使在现代，灵盐台地仍有与毛乌素沙漠相连的部分，而其西部的陇中河南地带也有沙区存在

宋人所称的“七百里旱海”，绝非只是谭图所表示的那一小块，而是跨越陕北、内蒙鄂尔多斯南部、甘肃东南、宁夏南部的大片荒漠，这其中或有旧城废址，或有河流经过，形成小绿洲型的放牧点，成为游牧部族能够流窜活动的地域；而中原王朝想稳固控制这一区域就存在不小的难度。

经过唐朝河曲地域的胡人叛乱、唐吐长期战争、党项人割据分布河曲，其带来的恶劣影响还有编户人口的大量减少；“在行政区划方面，由此造成的深刻变化是，唐朝实行的州、县、乡、里制，在吐蕃王国时期全面退化为部落制……安史之乱后，吐蕃得唐原州（治今宁夏固原），撤毁城郭，弃而不居，每岁盛夏，畜牧于青海之上”，而党项又继承了吐蕃人这套做法，“从西夏近两百年的历史来看，西夏在获得新的州郡后，基本采取了‘荒弃’的政策，这可能是党项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是以游牧为主的缘故……两者（党项与吐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2]在吐蕃、西夏几百年的影响下，西北许多地方城塞废弃，伴随的是农耕编户人口或逃跑或被裹挟成为放牧人群以及游牧贵族的奴隶，这也是为何唐朝中后期和北宋前中期西北胡化那么严重以及许多州军所领县少其内的定居人口也稀少的缘故；而大量农耕人口的流失与转变伴随的又是大片农耕区的废弃，水利不修与放牧的增加又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环境……这并不是说吐蕃和西夏境内没有农耕这种生产方式，但农耕人口和农业生产基础确实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在上图笔者所截的河朔周克商那张图里的宋初朔方地区，其西南的浅色和南边的空白部分，在当时皆为蕃部活动区或是沙地无人区；宋初宋人在这一带置军筑寨尚困于蕃人劫扰以至朔方不守，在北宋中后期与立国许久的西夏全面开战，意图靠修筑堡寨推进深入游牧活动区与荒漠地带，那更是难上加难。

北宋徽宗朝尽取横山、天都山险要后，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堡寨开边的极限，从控扼险阻这层意义上来说可谓成功；但离灭夏的目标则还相差甚远。

参考文献及其附注：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壬辰条

[2]尚平《“河南地”与徽宗时期的宋夏战事》

[3]顾宏义《天倾：宋夏和战实录》331页

[4]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44页

[5]关于古威州/清边镇的位置及其与清远军的距离，参见《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488-489页

[6]顾宏义《天倾：宋夏和战实录》44页

[7]艾冲《论毛乌素沙漠的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初期‘毛乌素沙漠’起源于唐代‘六胡州’所在的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的东半部，最早形成于唐代开元、天宝（713—755）年间，具体的成因是过度的驻牧型经济活动所致……初期‘毛乌素沙漠’的成因并非过度的农业垦殖活动，而是唐代贞观四年迄天宝年间长期而过度的驻牧型经济活动，破坏天然草原生态系统引致的后果。”

[8]拓晓龙李哲《北宋西北堡寨体系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经历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关中西部与北部地区长期陷于吐蕃统治之下，境内农耕经济和社会大幅退化，‘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

[9]艾冲《论毛乌素沙漠的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

[10][11]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五

[12]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707-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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