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治平三年,二十六岁的苏轼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结发妻子王弗病逝,这位“敏而静”的贤内助的离去,让年轻的苏轼悲痛不已。十年后,他写下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字字泣血,成为悼亡词的千古绝唱。官场之路同样崎岖。
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如疾风骤雨般席卷朝堂。耿直的苏轼,目睹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弊端,无法保持沉默。他上书直言,痛陈“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其锋芒直指变法核心。这种不合时宜的直率,自然触怒了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及新党众人。
政治旋涡的力量是巨大的,苏轼很快感受到了压力。为了避开汴京的是非之地,也为了施展地方治理的抱负,他主动请求外放。朝廷顺水推舟,任命他为杭州通判。熙宁四年,苏轼携继室王闰之,踏上了南下杭州的旅程。
江南的温润山水,暂时抚慰了他失妻的伤痛和仕途的失意。杭州的湖光山色、市井繁华,为这位天才文人提供了全新的灵感源泉和心灵栖息地。正是在这片山水之间,一段跨越岁月的陪伴即将悄然开始。
北宋熙宁年间,杭州作为东南巨邑,不仅经济富庶,文化亦极为昌盛。文人雅集、官宴酬酢是士大夫生活中的常态。正是在这样一次官宴之上,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其命运轨迹与一位少女悄然交汇。宴席间,丝竹悠扬,舞姿曼妙。
一群正值豆蔻年华的歌伎正在表演助兴,她们容颜姣好,技艺娴熟。然而,在众多粉黛之中,一位约莫十二岁的少女,以其独特的气质吸引了苏轼的目光。她并非最为美艳夺目,却如清水芙蓉,天然雕饰。眉宇间带着一丝超脱年龄的沉静,舞姿轻盈灵动,歌声清越婉转,在喧嚣的宴席上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这位少女便是王朝云,出身寒微,自幼便被送入歌舞班中习艺。她的出现,仿佛为略显沉闷的官场宴席注入了一股山涧清泉般的灵气。苏轼是性情中人,对美好事物有着敏锐的感知和由衷的欣赏。王朝云的清新脱俗、不染尘埃的纯真气质,深深打动了他。或许是在友人的善意促成下,或许是出于对这位才艺少女未来命运的关切,苏轼做出了一个决定:将其从歌舞班中赎出,带入自己的府邸。
从此,王朝云的身份从一名歌舞伎,转变为苏府侍女。对于年幼的王朝云而言,这无疑是命运的巨大转折。她告别了漂泊不定的演艺生涯,进入了一个充满书香翰墨气息的环境。苏轼夫妇待她温和,尤其是继室王闰之,性情宽厚,对这位小侍女颇为照顾。
在苏府,王朝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聪慧勤勉,很快适应了环境。更重要的是,她得以近距离接触苏轼这位文坛巨匠的日常起居和文学创作,耳濡目染之下,一颗文学的种子悄然埋下。苏轼也渐渐发现,这个女孩不仅灵秀,而且悟性极高。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政事之余,常寄情山水。西湖,无疑是杭州最璀璨的明珠,也是苏轼最为流连忘返之地。无论是泛舟湖上,还是漫步苏堤(此时尚未修筑,但苏轼常沿湖岸行走),西湖的四时晴雨、晨昏变化,都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熙宁六年,一个天气变幻的日子,苏轼与友人在西湖之上宴饮。起初,天朗气清,阳光洒在湖面,波光粼粼,如同万斛碎金跳跃闪烁,耀眼夺目。不久,天色转阴,细雨霏霏,悄然飘落。雨幕笼罩下的湖光山色,远山含黛,近水空蒙,呈现出一种朦胧迷离、如梦似幻的别样美感。眼前景色的奇妙转换,触发了苏轼心中澎湃的诗情。他提笔挥毫,写下了那首注定要光照千古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七绝,仅用二十八字,便以天才的想象力和精妙的比喻,将西湖瞬息万变、仪态万方的美,升华到无可企及的艺术境界。“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将西湖比作绝代佳人西施,无论晴姿雨态,都美不胜收。这个比喻不仅空前,而且绝后,成为西湖乃至所有湖光山色最经典、最传神的写照。
此诗一出,立即轰动文坛,传唱天下。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王朝云与此诗的关系,南宋文人笔记《燕石斋补》中曾记载:“子瞻(苏轼)一日饮湖上……戏名妓曰王朝云……后遂纳之。公有诗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谓朝云也。”
这便将王朝云与西湖美景、西子比喻联系了起来。后世更有附会,认为苏轼初见王朝云时便写下此诗相赠。然而,细究史实,王朝云入府时间早于此诗创作(熙宁四年入府,此诗作于熙宁六年),且诗中并无明确指向个人的字句。更合理的解释是,王朝云以其清丽脱俗的气质,恰如西湖山水之灵秀,成为了苏轼心中美好意象的具象化之一,诗成之后,人们发现王朝云其人其质,与诗中描绘的“西子”神韵天然契合,故而产生联想。
至于王朝云的年龄,史载其生于1063年,熙宁四年(1071)入苏府时确为约八、九岁(古人常按虚岁计),其身份是侍女,而非侍妾。她真正成为苏轼侍妾,是在约十年之后的黄州时期,已成年。所谓“十二岁小妾”之说,实为后世对“小鬟”、“小鬟妾”等词的误解,混淆了入府年龄、侍女身份与正式纳妾时间。苏轼对年幼的王朝云,更多是欣赏与呵护,如同对待一个聪慧可人的晚辈。
元丰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几乎将苏轼置于死地。因诗文被曲解为“谤讪朝政”,苏轼被捕入京,在御史台监狱中度过了一百多个惊心动魄的日夜。最终,在多方营救下,神宗皇帝免其一死,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一个无权签署公事的闲职。
这是苏轼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之一,从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骤然跌落为戴罪之身的逐臣,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生存困境可想而知。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刻,他的身边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些门生故旧避之唯恐不及。然而,继室王闰之坚定地陪伴着他,操持家务,共渡难关。
更令人动容的是,此时已长大成人的王朝云,也毅然选择追随苏轼,前往当时尚属荒僻之地的黄州。黄州的生活异常艰辛。苏轼俸禄微薄,一家生计陷入困顿。他在《答秦太虚书》中坦言:“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 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下士大夫的身段,亲自开垦城东的荒地,躬耕其中,自号“东坡居士”。
正是在这片“东坡”之上,苏轼完成了精神的涅槃,其旷达洒脱的胸襟在困厄中升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王朝云在王闰之的带领下,默默地操持家务,照顾苏轼的饮食起居。她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小歌女,而是成长为一位善解人意、坚韧能干的女子。她深知苏轼内心的苦闷,便以女性的细腻和温柔,给予他默默的慰藉。苏轼在黄州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寒食帖》等,这些作品无不浸透着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超脱精神。王朝云虽非这些伟大作品的直接催生者,但她和王闰之营造的稳定、温暖的家庭氛围,无疑是苏轼能够安心创作、度过精神危机的重要支撑。
黄州五年,是苏轼的贬谪岁月,也是其文学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之一。王朝云陪伴他经历了这一切,见证了他从“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东坡居士的蜕变。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使得苏轼与王朝云之间的情感纽带更加深厚。大约在黄州期间,苏轼正式纳王朝云为侍妾,她成为了苏轼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和知音。她开始学习文化,能歌善舞,尤其对苏轼的诗词有着独特的感悟力。
元祐年间,随着旧党短暂执政,苏轼被召回朝廷,历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要职,一度位极人臣。然而,苏轼耿介刚直的个性并未改变。
他既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激进,也不同意旧党领袖司马光尽废新法的偏执,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这种不依附任何一派的独立立场,使他同时受到新旧两党的猜忌和排挤,在政治漩涡中愈发艰难。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重新启用新党。新党对“元祐党人”展开了残酷的清算。
作为旧党的重要人物和精神领袖,苏轼首当其冲。他被一贬再贬,从定州知州,到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尚未到任,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惠州在当时是真正的蛮荒之地,气候炎热,瘴疠横行,生存条件极为恶劣。
对于年近六旬、身体已不算康健的苏轼来说,这无异于流放,甚至可以说是判了死刑。许多亲友都劝苏轼不要再带家眷南下,以免一同受苦。此时,苏轼的处境比黄州更为凶险。继室王闰之已于元祐八年病逝于汴京。在人生再次跌入谷底的时刻,王朝云再次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深情。她不顾岭南路途艰险、生存环境恶劣,毅然决定追随苏轼,万里南迁。
苏轼在《朝云诗》引中清晰地记载了这一点:“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 那些曾在苏府风光时依附的侍妾早已离去,唯有王朝云,选择了不离不弃,与垂暮之年的苏轼共赴绝域。这份在患难中显现的真情,弥足珍贵。惠州的生活,比黄州更为困苦。“瘴疠交攻”、“衣食不继”是常态。王朝云以其瘦弱的肩膀,承担起照顾苏轼生活的重任。她不仅要应对物质上的匮乏,更要抚慰苏轼精神上的巨大创痛。
苏轼在惠州写下了大量反映当地风物和自身心境的诗作,如《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惠州一绝》(报道先生春睡美)。在这些看似旷达的诗句背后,是王朝云无微不至的照料和陪伴给予他的温暖与力量。更为难得的是,王朝云在惠州开始笃信佛教,这与苏轼晚年的精神追求高度契合。她成为苏轼在佛学探讨和精神慰藉上的知音。
苏轼在《殢人娇·赠朝云》中写道:“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他将王朝云比作散花天女,视其为精神上的伴侣。在王朝云的支持下,苏轼捐资修建了惠州西湖上的苏堤(与杭州苏堤同名)和六如亭,为当地百姓留下了泽被后世的水利工程和人文景观。王朝云不仅是苏轼生活的照料者,更是他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
绍圣三年的深秋,岭南的湿热天气并未完全消退,但一场无情的瘟疫悄然袭来。长期在艰苦环境中操劳的王朝云,身体本就虚弱,不幸被疫病击中。惠州缺医少药,苏轼虽心急如焚,四处求方问药,但终究回天乏术。
这一年的七月五日,年仅三十四岁的王朝云在苏轼的怀中,带着对尘世的眷恋和对夫君的无限牵挂,溘然长逝。苏轼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这位经历了无数政治风浪、看透人间悲欢的老人,在王朝云离世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锥心之痛。
相伴二十余载,从西子湖畔的初见,到黄州贬所的相依,再到岭南瘴乡的生死相随,王朝云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的离去,带走了苏轼晚年最后也是最温暖的依靠。悲痛欲绝的苏轼,亲自为王朝云料理后事。
他将这位挚爱的侍妾安葬在惠州西湖栖禅寺东南方向松林中一处面朝大圣塔、风景清幽的山坡上。此处可以远眺西湖碧波,近听古寺梵音。苏轼亲撰墓志铭,以寄托哀思:
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之东南。
铭文虽简,却饱含深情。“敏而好义”、“忠敬若一”八个字,是对王朝云一生品性最精准、最崇高的概括。她以柔弱之躯,在苏轼人生最困顿、最黑暗的时刻,始终坚守,无怨无悔,这份情义,超越了寻常的男女之爱。为了纪念王朝云,苏轼在栖禅寺的僧舍旁捐资修筑了一座小亭,并取名为“六如亭”。此名源自佛经《金刚经》中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苏轼亲笔题写了亭名,并撰写了一副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不合时宜”四字,道尽了苏轼一生坎坷的根源,也唯有朝云,最能理解他这份赤子般的真性情与独立不迁的人格。“每逢暮雨倍思卿”,则道尽了苏轼对王朝云无尽的思念。每当惠州西湖烟雨迷蒙之时,苏轼独立亭中,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个在杭州宴席上清歌曼舞的少女身影,那个在黄州茅屋下默默操持的温婉身影,那个在岭南瘴疠中不离不弃的坚毅身影。泪眼朦胧中,唯有暮雨潇潇,湖山寂寂。王朝云去世后,苏轼的精神世界更加转向佛老寻求寄托。他整理王朝云的遗物,追忆她的点滴,写下多首悼亡诗词,字字血泪。如《西江月·梅花》: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词中以冰清玉洁、不惧瘴雾的梅花喻指王朝云,赞颂其高洁品格。末句“高情已逐晓云空”,更是痛彻心扉地表明,王朝云逝去后,自己的那份高情雅致也随之而去,再无寄托。王朝云的早逝,成为苏轼晚年心中最深的痛楚。他再未纳妾,将余生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对这位红颜知己的追忆之中。惠州西湖畔的六如亭和朝云墓,成为了这段超越世俗、感人至深的情谊的永恒见证。
王朝云的故事,在苏轼璀璨夺目的人生中,并非最显赫的篇章,却以其独特的情义光芒,穿透了历史的尘埃。后世文人墨客在吟咏苏轼、品评西湖时,常会提及这位如朝霞般绚丽又短暂的生命。南宋以降,诸多笔记史料如《燕石斋补》、《林下词谈》、《东坡事类》等,均记载了苏轼与王朝云的故事,尤其是她随苏轼南迁惠州并最终葬于惠州的事迹。这些记载虽有细节上的差异,但核心事实——王朝云的身份、入府经过、随迁惠州及病逝葬于惠州——基本一致。
王朝云的形象,在历史叙述中逐渐清晰:她以年幼之身入苏府,在苏轼身边成长,以其聪慧、忠贞和艺术感悟力,成为苏轼晚年最重要的精神伴侣和知音。然而,历史的传播往往伴随着变形与附会。自南宋开始,就有文人将苏轼的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与初见王朝云相联系,如南宋《耆旧续闻》便载有苏轼赠诗王朝云之说。到了明清时期,这种联系被进一步强化和渲染。人们乐于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绝美的诗句,与苏轼生命中这位如同西子般清丽的女子对应起来。同时,“十二岁小妾”的说法也开始流行。这源于对“小鬟”、“小鬟妾”等称呼的误解。在宋代语境中,“小鬟”常指年轻的侍女或婢妾,并非特指十二岁,更不一定代表已是侍妾身份。王朝云入府时约八九岁,身份是侍女;约十年后在黄州才正式成为侍妾,已成年。
将“初见时年幼侍女”混淆为“十二岁侍妾”,是后世流传中一个显著的误差。这种附会虽非史实,却折射出后世对苏轼与王朝云之间情缘的浪漫想象。人们希望那首咏叹西湖之美的绝唱,能有一个同样美好的人作为注脚。而王朝云以其陪伴苏轼度过最艰难岁月的忠贞不渝,完全配得上这份诗意的联想。王朝云最令人动容之处,不在于她是否激发了某首名作的灵感,而在于她以柔弱之躯展现出的非凡勇气与情义。
在苏轼位高权重时,她只是府中一位普通侍女;而在苏轼跌落谷底、面临生死流放之际,她本可选择离开(如同其他侍妾所做),却选择了追随。这份选择,是超越功利、超越生死的情义担当。惠州瘴疠之地,条件艰苦异常,她的陪伴是苏轼在绝望深渊中感受到的最后温暖。她的早逝,是苏轼晚景凄凉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轼在王朝云墓志铭中称其“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这绝非虚言,而是对这位患难知己最深沉的敬意与哀思。
这段情缘的珍贵,不在于风花雪月,而在于风雪同舟;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王朝云的名字,因此与“忠敬”、“情义”紧密相连。她与苏轼的故事,超越了才子佳人的俗套,升华为一种在困境中相互扶持、在绝境中生死相守的人性光辉。西湖之水千年流淌,惠州之墓松柏长青。王朝云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因与伟大灵魂的深刻联结,因自身绽放出的情义光芒,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不朽的意义。她的故事,成为解读苏轼情感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页,也成为后人追慕古人风骨与情义的一盏明灯。
参考历史书籍:
1. 孔凡礼 点校:《苏轼文集》,
2. (元)脱脱 等:《宋史·苏轼传》
3. (清)王文诰 辑注:《苏轼诗集》
4. (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5. (清)张宗橚 辑:《东坡事类》
更新时间:2025-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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