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台北松山基地，空军上校王济甫刚把一袋麦芽糖塞给来看他的儿子，嘴里还留着甜味，便衣队的枪管就已经顶到了他腰间。

没逮捕令，没搜查证，就一句冷冰冰的话，“吴石是你姐夫，你会不知道他干什么？”这位原本守护蓝天的飞行员，怎么也想不到，一场灭顶之灾会因为姻亲关系突然降临。

血缘成罪证，一场没有证据的审判闹剧

吴石当时是国民党参谋次长，因“通匪”罪名被枪决才没几天，血还没凉，株连的网就撒到了王济甫身上。

他被连夜押往保密局，飞行靴在水泥地上拖出长长的白印，像极了跑道尽头被擦掉的起飞线，特务把他的宿舍翻了个底朝天。

飞行日志、油料清单、孩子的成绩单，甚至太太写的情书都被一页页拍照。

最后抄走一本日常琐记，上面记着“妈血压高，记得买降压药”“女儿学费还差三百”，这些生活化的文字竟被定性为“暗语草稿”。

王济甫在审讯室拍桌怒吼，说自己管的是轮胎和机油，跟电台密码没关系，可换来的不是说理的机会，而是皮鞭蘸水的毒打，背上留下一道道蜈蚣般的紫痕。

这种连坐定罪的操作，放在任何时代看都离谱到家了，1951年底军事法庭宣判，理由就三行字，系吴石妻弟、任职空军可接触机密、未主动检举。

最终以“纵无实据，亦应严惩以儆效尤”判了他十五年徒刑，如此看来，当时的司法在政治高压下，早就没了基本的公正可言。

王济甫被送往绿岛新生训导处，那个号称“台湾古拉格”的火山岩小岛，四面环海，咸腥的海风成了他接下来十五年最常接触的气息。

每天四点，哨子刺破黎明，他就得跟着其他犯人列队搬石头修公路，原本挺拔的空军身躯，没几年就佝偻了下去，米饭里掺着沙，饮用水带着腥味，不少人得了夜盲症、坏血病。

他咳到吐血，也只能拿到半片阿司匹林，夜里，铁皮屋顶被海风掀得哗哗响，他裹着编号“1027”的破毯子，把母亲一年前寄来的家书贴在胸口，借着走廊灯泡的微光一遍遍读。

1953年母亲在台中病逝，狱方刻意封锁消息，还是同仓的政治犯偷听海外广播，才敢悄悄告诉他这个噩耗，那一晚他把脸埋进枕头哭到无声，第二天依旧得扛起扁担搬石头，哭与不哭，日子都得熬，石头不会替他流泪。

迟来的自由，世界早已不需要这位空军上校

1965年6月，四十五岁的王济甫走出了绿岛石门，鬓发花白，背弯得像一张拉坏的弓，手里拿着一张盖着猩红“前科”戳的“叛乱犯释放证”。

他原以为能重返蓝天，可跑道上早已换成了喷气式飞机，而他在档案里永远是“吴石余孽”，去空军总部报到，被门卫拦在门外，一句“叛乱犯也想回营区”像冷水浇头。

想转去民航，老板一看释放证就摇头，没人愿意招惹保密局，无奈之下，他把上校肩章塞进破麻袋，在台北桥下搬水泥、修漏棚，一天挣的钱刚够买两碗阳春面。

夜里睡在工寮，听到头顶飞机掠过，他还会下意识抬手敬礼，敬完才苦笑，那片曾守护的天空，如今连一片云都不属于他了。

他想念姐姐王碧奎，可姐姐带着吴石的遗孤，靠缝圣餐布维生，家门口还有特务盯梢，他只能在黄昏时站在对街骑楼，远远看着姐姐买菜归来。

有一次鼓起勇气穿过马路，姐弟俩在柱子边抱头痛哭，姐姐塞给他两百块钱，叮嘱他别再来了，他点点头转身走进人群，像一滴雨融入台北的灰濛濛里。

六十岁后，王济甫体力不支，只能靠邻居接济度日，旧日战友有的升至上将，有的死于空难，唯独他成了“活着的幽灵”。

他把狱里用牙膏皮折的“飞机模型”粘好，放进超市讨来的纸箱，写上“1027飞行中队”，有人问他何必如此，他咧开缺牙的嘴笑，说飞机没罪，蓝天也没罪，有罪的是生错了时候。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白色恐怖基金会开始受理平反申请，他拄着拐杖挤进去领表，却对着“拟申请赔偿金额”一栏发愣。

十五年青春怎么折合成新台币？最后他把表格折成纸飞机，朝门口掷去，纸飞机撞在石柱上跌落，他喃喃道，算了，飞不回去了。

1998年绿岛监狱旧址改成人权园区，策展方找到他征集文物，他把那个“1027飞行中队”的纸箱抱了过去，展柜里摆上了他的飞行帽、狱中编号牌和母亲的老照片。

开幕那天，时任“国防部长”鞠躬致歉，记者围着他要感言，他只淡淡说，耳朵背，没听见枪声，也没听见道歉，回到老人公寓，他把“恢复名誉”证书折成纸飞机，从七楼阳台轻轻放飞。

夕阳把纸飞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迟到的跑道，可终点再也望不见那架迟归的战机，吴石案牵连了两百多人，王济甫只是其中之一。

他们没做错什么，却因血缘、同乡等关系被卷入这场灾难，如今绿岛成了游客打卡地，导游指着海边磨亮的石头介绍过往，没人知道石头缝里嵌着一位空军上校破碎的飞行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