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生平第2集，避祸上海交五友，新学老师蔡元培

大家好！我是神话居士，我们继续介绍弘一大师李叔同的生平往事。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一共有妻妾四人，他们家和旧时代的一般封建大家庭一样，嫡庶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必然会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即使表面上说得过去，但背地里仍然是勾心斗角是非不断。李叔同的生母王凤玲位居最末，她通常就需要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李叔同后来曾经对弟子丰子恺说过：“我的母亲很多，但是我的生母却过得很苦。”李叔同这里所说的“苦”，并非指物质生活方面，而是说他的母亲处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中地位是相对低下的，是一种精神方面的压抑。尤其是在李筱楼病故之后，家庭矛盾就更加突出了。年仅二十五岁的王凤玲，她除了期盼自己的儿子将来早点成家立业，来改善自己的窘境之外，也别无选择。

到了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1897年的时候，李叔同十八岁了。于是，他就由母亲王凤玲做主，聘娶了天津南运河青龙庙胡同一家经营茶业生意的俞姑娘为妻。二哥李文熙从家产中拨出了30万元巨款，给李叔同家用，李叔同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开始去学习音乐和作曲。李叔同生于1880年属龙，俞夫人比他年长两岁，生于1878年属虎。对于这件婚姻事情，有一个人却显得有些担心，她就是为李家服务了50多年，曾经服侍过三代主人的老保姆王妈。她认为李叔同和俞夫人之间，二人的属相并不相配，有一种“龙争虎斗”的意思，恐怕一辈子性格都会合不来。虽然她的观点有些迷信意味，却不幸言中了。

李叔同和俞氏二人，夫妻关系并不怎么和谐，在一起生活了仅有七八年光景。而李叔同的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学校和社交界中度过的。按照旧时科举制度的规定，凡未入学的学生，都称为童生，考入学校之后，才是进身的开始，童生必须在本县参加正考和复考两次考试。因此，李叔同为了取得科举考试的资格，也就是生员秀才，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连续两年以童生李文涛的名字，他都参加了儒学考试。李叔同在撰写的考试论文中，不仅显露出自己的文学功底，也展现了他当时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

李叔同在《致知在格物论》中认为：“格物之理，大之天下国家，小之民生日用”。他在《非静无以成学论》中认为：“从来主静之学，大人以之治躬，学者以之成学，要惟恃此心而已，气躁则学不精，气浮则学不利，人心去则道心存，能静则学可成矣。”到了第二年1898年的春天，李叔同再次入天津县学应考。文章中针砭时弊，提倡实业救国。李叔同所处的年代，恰逢中华多事之秋，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清朝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西方列强则步步进逼大清，开始了瓜分与掠夺。

1898年，光绪帝顺应民意，接受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上书，开始实施变法推行新政。可惜仅仅维持了三个多月就功亏一篑，史上称为“百日维新”。光绪帝最后被慈禧太后幽禁了，谭嗣同和刘光第等六君子也都在北京菜市口被问斩，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到了海外。李叔同处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他的思想立场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李叔同还在这一年私刻过一枚印章，上面写着“南海康君是吾师”的，他还对人说：“我们老大中华，除非变法，否则无法图生存。”李叔同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的确难能可贵。

说到书法，康有为著书立说，曾经竭力推崇过魏碑之美，尤其对《张猛龙碑》赞叹不已。康有为认为：“学习书法，应该从魏碑中探讨并借鉴楷书的结体和笔法，才能打好根基。”李叔同对康有为的这种见解深为认同。然而当时，竟然有人根据李叔同所刻的“南海康君是吾师”这枚印章，以及他在维新变法期间的一些言论和表现，怀疑他是康梁同党。母亲王凤玲很担心，觉得李叔同继续待在天津会有危险。再加上她自己在大家庭中一直感到凄凉和压抑，就准备远离天津南下上海了。以上种种因缘促使李叔同痛下决心，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后的二个月，八月份就立刻中止了学业，带着母亲、妻子和老保姆王妈，避祸南下去了上海。

他们在上海法租界的卜邻里，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东路一侧，租赁了几间房子，安顿了下来。他们的日常开支主要依靠李家在上海申生裕钱庄柜房的收入，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可谓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已经在津门艺坛文界崭露头角的李叔同更加如鱼得水，因为有钱庄他可以凭借少东家的身份支取费用，手头很阔绰，经常与沪上名流交往。并且以不俗的诗词文章、书法金石和精彩的戏曲票友演出，赢得一些才人名士的赞誉。

李叔同居住的卜邻里离城南不远，宝山名士袁希濂、江阴书家张小楼、江湾儒医蔡小香等人，在华亭诗人许幻园的城南草堂，成立了一个城南文社。许幻园当时家财丰厚热衷文艺，是沪上诗文界的主要人物。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相互切磋交流。许幻园还为此出资，悬赏征文。李叔同向城南文社投稿三次，获得好评，并且引起了许幻园的关注，他正式邀请李叔同加入了城南文社。李叔同于1898年10月，首次去参加会课，许幻园睹其文采气度不凡，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城南文社的会课，由研究宋儒理学和诗词曲赋的当地孝廉张蒲友出题阅卷，评定甲乙等级。

李叔同第一次参加会课，张蒲友所出的文题是“评说朱子之学与延平之旨”。由于李叔同在天津时就对理学下过工夫，且具有相当的根底，他稍加思索后就一挥而就，令张蒲友和其他社友们深为叹服。过了三天，李叔同又写了诗赋小课《拟宋玉小言赋》，格式规范，文词华美，流畅不凡。因此，李叔同首次的城南会课，就被张蒲友评为“写作俱佳，名列第一”。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的春天，经过常熟人庞树松的介绍，李叔同和蔡小香得以结识江阴名士张小楼，于是，李叔同、张小楼、蔡小香、袁希濂、许幻园五个人，成为莫逆之友，并且合影一张《天涯五友图》。

许幻园非常欣赏李叔同的才华，在他加入城南文社的第二年，就特地腾出了城南草堂的一部分房屋，请李叔同一家人搬进去居住。这种几乎是零距离的交往，让两家人的感情更加真挚。李许二人也时常金樽对酒，诗文唱和。通过李叔同在1899年所作的《清平乐.赠许幻园》一文中，可见一斑：“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李叔同首次参加文社征文就获得了第一名，从那以后，他写出的文章常常“技惊四座”。许幻园的夫人宋梦仙曾经写诗一首夸赞李叔同道：“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李叔同的母亲王凤玲和宋梦仙的友谊也相契无间，茶余饭后，二家人其乐融融。宋梦仙体弱多病，王凤玲也对其多关心照顾。但是到了1902年的六月，宋梦仙因为痨病而去世，年仅二十六岁。李叔同奉母携带家眷来到上海的这一年多时间，既有“天涯五友”的宴饮笑谈，也有与青楼诗妓李苹香等人的诗词唱和，生活过得很安逸。但是上海毕竟不是家乡，他时常产生思乡之感。而此时的津门那里正经历着庚子国变，义和团与洋人浴血奋战，百姓生活涂炭。

1900年的正月，李叔同突然感觉光阴似箭一事无成，心中有一种惆怅。为了使岁月不再蹉跎，这年的3月份，李叔同与上海书画名家朱梦庐、高邕之等人，在上海福州路杨柳楼台旧址，组织了海上书画公会，为同人们提供了一个品茶赏画，探讨艺理之所。4月份，由李叔同担任主编的《书画公会报》问世，每周三和周日出版发售，每份报纸十文钱。李叔同还将多年收藏的名家篆刻，以及自己的篆刻作品，汇印成册，命名《李庐印谱》出版发行。同时他还编辑出版了《诗钟汇编初集》等诗词著作。李叔同的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上海艺术领域诸多同人的关注，他们对于这位年轻人不由得刮目相看。

李叔同和元配夫人俞氏，一共生育了三子。长子乳名“葫芦”，在“桐达李家”整个大家庭中的兄弟排行是老八，但是早年间就夭亡了。次子叫做李准，字则东，排行老九，生于1900年的上海。三子叫做李端，字正夫，排行老十，1904年十二月也生于上海。按理说，年轻的李叔同刚刚二十多岁，应该意气风发才是。然而他的心情却并非如此。眼看儿子降生，他却感叹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他就写了一首《老少年曲》来自勉：“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李叔同的这种伤感心理，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变化有关。

到了1901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已经两年多了。他与二哥李文熙虽然是同父异母，但在年幼时，文熙对他颇多关照，李叔同一直记挂在心里。去年因为发生庚子之乱，北京天津等地百姓遭难，他二哥李文熙也迫不得已，携家带口逃到河南内黄县去避难了，那里是他们李家的盐引地，然后就音讯全无了，这让李叔同心中颇感牵挂。同时，他也想回去看看天津的众位师友，于是元宵节过后，李叔同决定从海路北上天津先看望师友，然后再赴河南探望一下二哥。

李叔同乘坐轮船北上，刚开始心情还好，他觉得“风平浪静，白浪翻银”，当轮船驶近天津大沽口的时候，李叔同看见了那些义和团抗击洋人时留下的残垣断壁，随处可见，让他心中悲愤难平。李叔同返回天津之初，先寄居在城东李文熙的岳父姚氏家中。他拜会了一些青少年时期的知交师友，比如金石家王襄，书法家孟广慧，画家马家桐，诗人赵幼梅等人，大家见面叙旧互相问候。虽然分别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却有隔世之感。李叔同准备下一步去河南探望二哥，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这一路途上有很多土匪盘踞一方，他们不但攻击洋人，连普通有钱人也不放过。李叔同考虑到安全很难保障，为了以防万一，只得取消原计划，继续留在天津访师问友。

李叔同当初在天津学书法时，曾经结识过几位日本同道。其中有一人叫做上冈岩太比较熟悉。李叔同听说上冈岩太此时正患病住院，就前去探视。上冈岩太他本人是不赞成日本侵华的，甚至告诉李叔同要他做一个“尽忠报国”的好男儿，李叔同“颇感惭愧”。当场吟出七绝诗一首，叫做《感时》：“杜宇啼残故国愁，虚名遑敢望千秋。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此次会晤后，李叔同又和上冈岩太以及朋友王曜忱等人，前去育婴堂拜访了老师赵幼梅。1901年的清明节李叔同是在天津度过的。他在《津门清明》一诗中写道：“一杯浊酒过清明，肠断樽前百感生。辜负江南好风景，杏花时节在边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将近两个月，过了清明节后，他又乘船南下上海。”

此时的清朝，很多开明之士已经强烈感受到：必须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才能救国。于是洋务派人物相继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1896年时，清政府的招商局督办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学堂，也就是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与此相对应，又在上海的徐家汇筹建了南洋公学，也就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办学资金由盛宣怀经营的铁路和招商局等企业拨给，盛宣怀兼任第一任督办。南洋公学的特班于1901年5月正式开始招生，当时已经二十二岁的李叔同得到了这个消息。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虽然在国学书法等方面具备了相当根基，也在文人名士圈中有了一定影响，但是以发展的眼光看，这些对于个人的进身立业并没有多大补益。父亲李筱楼为自己留下了百万家产，足够在上海当个寓公过优哉的生活，然而这并非正途。于是李叔同当机立断，改名字为“李广平”，报考了南洋公学特班。

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李叔同以总分75的成绩被录取，位居第12名。与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胡仁源等人为同班同学。首期特班于1901年的9月正式开学，日常课程包括英文、算学，中文，以及体操等户外活动。特班的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蔡元培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一篇阅读札记交上来批阅，同时规定每月要写命题作文一篇。这些文字距离今天已经120年了。幸运的是，有一篇李叔同当年写的《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保存了下来，他在文中写道：“世界有公法，所以励人自强。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等等。李叔同认为：“所谓世界的公法，仅仅对强国具有意义。它们通常会恃强凌弱，弱小之国不能够侥幸图生存，只有自强自立，才是唯一的出路，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清朝而言。”蔡元培在批改这篇文章时，给予了“文章前半部分，说得很透彻”的批语。好了，我们今天暂时就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