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评】全球范围内 好的生育政策在哪里？

11月1日，随着辽宁和江苏的加入，全国将有25个省份（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此外，多地延长婚假、产假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前面的微评讲了生育机器人、生育补贴等各类促进生育的举措。本期微评来探讨一下什么才是好的生育政策。

一、各国促生育政策

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达到2.1左右才能完成人口更替，保证人口数量的稳定。纵观世界生育率，相对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工业化程度、女性受教育程度低，生育文化浓厚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高。反之则生育率较低。低生育率国家通常采取经济补贴、完善托育服务、保障女性权益等措施来激励适婚适育人群的生育意愿。

欧美国家构建完善的家庭福利政策体系，即以育儿补贴为核心的现金补贴与税收减免政策；以延长孕妇产假为内核的育儿休假制度；以幼儿照料为主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注重父亲休假制度，并适时推出满足个性化家庭育儿需求的产品。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曾为了适应有限的资源环境，实施限制性生育干预政策降低总和生育率。随着人口不断减少，这些国家开始实施生育激励政策，但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限制性生育政策的惯性，激励性生育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

俄罗斯、泰国等周边国家采取直接干预为主的政策,即政府明确提出国家人口发展目标,并从生育文化建设、家庭津贴以及减税等方面辅之以激励性的政策制度。比如营造社会氛围，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但随着生育观念的更新，选择结婚不育的家庭有所增加。泰国鼓励适龄女性婚育，向登记的新人赠送礼物，介绍健康生育知识。

与奖励对应的是征收，已有国家对适龄不婚不育人群正向收费，比如单身税。韩国对年薪在一定范围内的未婚劳动者，每年多征收一定的税款。美国密苏里州对21-50岁的未婚男性每年征收单身税。俄罗斯对无子女的成年公民以及丁克家庭征收无子女税。保加利亚自2014年起开始对未婚人士征收附加税。

此外，还有变相收费，比如日本从2026年4月起开始实施“儿童与育儿支援金”制度，单身及无子女家庭在缴费后无法享受相关补贴。英国单身者在住房、保险等生活上比已婚夫妇支付更多费用。比利时单身者在购房时只能获得一半的购房津贴。

二、政策有用吗？

从短期实践看，欧美国家的激励生育政策确有效果。数据显示，2016年法国生育率1.92，瑞典生育率为1.85，丹麦生育率为1.79，德国生育率上升至1.59。但回到最近，2024年，法国将至1.59，瑞典为1.34，丹麦为1.46，德国为1.35。也就是说，激励生育政策不变，各国生育率却在下降。这是否说明奖励补贴固然好，家庭福利政策体系能提升一时生育率，但无法一劳永逸？

近20年来，韩国和日本生育率最高的年份是2015年，韩国为1.24，日本为1.46，新加坡是2012年达到1.29。但到了2024年，新加坡降到0.97，日本为1.15，韩国为0.75。韩国和日本受儒家文化影响，面临过高的经济不确定性时，倾向于规避和减少生育。韩国生育率如此之低还跟极端女权主义、阶级固化等因素有关，也就是说，提高出生率还要溯源，转化排斥生育的思想，保障女性权益。

俄罗斯秉持生育光荣的理念，重视生育文化塑造，并向多子女的家庭授予“光荣父母勋章”，提升多生育女性的社会地位。2005年以来俄罗斯的生育率持续走高，2016年全国人口超过1.46亿人，提前达到2025年人口规模预期目标。不过，2024年的实际人口约为1.44亿人，生育率仅为1.4。莫非光荣父母的光环也有一定的时效力？

三、谁是生育主体？

孕育生命是有时间限定的复杂性工程，也有最佳生育年龄。同时，生育是家庭决策，不只是女性群体的家庭职责。那么，鼓励生育应该对全社会范围，还是只对处于最佳生育年龄段的群体？权利和义务只限定女性群体，还是扩大到所有家庭成员？

总的来看，我国不断放宽生育政策限制，适婚适育群体还未适应从独生子女到全面二孩、三孩的转变。很多家庭面临生育困境，小众群体因身体原因“不能生”、大众群体由于社会经济因素“不敢生”或由于价值观念因素“不愿生”。在生育决策中，个体对工作的控制力下降，生育意愿也会下降。

儿童和家庭照料私人化，女性化，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化的结果，也是社会性别规训下女性的家庭责任。女性更可能是生育决策者，付出养育劳动的大多为女性，比如母亲、祖母、外祖母。社会分工一旦形成，就会有惰性般维持下去。

生养孩子除了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对家庭劳动量的分担。简单来说，如果孩子是产品，家庭成员就是合作方，如果全靠女性很难有再生育的决策，反之，如果男性参与多，共同分担，允许女性平衡自身发展和生育，那决策会轻松一些。

政策要精准，比如发展普惠托育以满足城市双职工家庭的需求，发放足够的育儿补贴助力农村家庭，出台职业中断女性再就业法规保障女性职业发展，制定差异化假期满足国家单位、中小微企业的用人需求和成本。

建立全流程、全周期、全人群的生育支持体系。除了补贴和假期，还有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此外，可加强婚育文化建设，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积极传播科学育儿观。

未来，仅给予女性生育补助和育儿长假未必能解决生育意愿低的问题，去性别化的儿童照料和家庭分工、社会化抚养或许是提高生育率的新方向。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方颖，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