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晚于7500年前，中国先民已将野生原鸡驯化成六畜的家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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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鸡驯化的起源之谜

当我们在餐桌上大快朵颐地享受着美味的鸡肉时，可曾想过家鸡的驯化历程？这不仅是一段关乎美食源头的探寻，更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篇章。

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家鸡的驯化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河北省邯郸武安市的磁山文化遗址、山东省腾县的北辛文化遗址、河南省新郑县的裴李岗文化遗址 ，都出土有原鸡或家鸡的遗骨，这些文化距今有 7500 - 8000 年，因此推测中国家鸡应该起源于 7500 年以前。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家鸡骨骸，更是比原来认为的世界最早饲养家鸡的印度，还要早 3300 多年。

1954 年，在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五、六千年），考古学家石兴邦在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堆积层里挖出一个瓦罐，罐中两根腿骨经研究被确定为家鸡骨头，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家鸡骨头 。几年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南三门峡庙地沟遗址（距今四千年）中，也发现一块鸡的骨骼。这两块鸡骨头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在五、六千年前就已成功将原鸡驯化为家鸡。

甲骨文中 “鸡” 的笔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鸡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这一点在文字的演变中也有所体现。从最早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上考证，最早有关鸡的文献是在殷代甲骨文中，“鸡” 字为 “鸟” 旁加 “奚” 的形声字 ，这表明殷商时代已经有了 “鸡” 字，且当时六畜已经具备。

1928 年开始，考古学家对殷墟进行了多次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和文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鸡” 和 “雉” 两个字的写法区别已很明显 ，特别是 “鸡” 字，如果用繁体字 “雞” 来表现的话，看得更加清楚。“鸡” 字作为名词使用，一般用作牺牲，而 “雉” 字的用法除名词外，还包括捕获的意思。在商代甲骨文中，作为牺牲的动物一般都是家养动物，所以这进一步证明了，最晚在距今 3300 年左右的殷商时期，中国就已经存在家鸡 ，鸡的身份也正式从捕获的野禽转变为家养的 “牺牲”。

此外，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的小屯一号灰坑中，曾出土一件不完整的鸡头骨。鸟类专家借助细致的解剖学分析，通过枕髁小，枕骨下窝深而大、眼神经外支管孔和迷走神经孔相当发育等特征，鉴定其为家鸡。这一考古发现，也为殷商时期存在家鸡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西周：“鸡人” 登场

到了西周时期，鸡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了专门负责与鸡相关事务的官职 ——“鸡人”。《周礼・春官・鸡人》记载：“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国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亦如之。凡国事为期，则告之时。凡祭祀，面禳衅，共其鸡牲。”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鸡人” 主要负责供应祭祀用的鸡，并辨别鸡的毛色等。在重大祭祀活动中，“鸡人” 要在夜晚听到鸡鸣时，大声呼喊以告知百官天亮的时间。此外，在国家有重大宾客来访、举行会同之礼、军旅出征、丧事等场合，“鸡人” 也需履行相应职责。可以说，“鸡人” 在西周的祭祀和日常政务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鸡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除了 “鸡人”，西周时期还有 “工商执鸡” 的说法。《周礼・春官》中提到，“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 。这里的 “工商执鸡”，是指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在相互交往或拜见上级时，要以鸡作为见面礼。这一规定体现了鸡在当时社会阶层礼仪中的特殊象征意义，也表明鸡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物品。

春秋战国：家鸡养殖大发展

（一）大型养鸡场的出现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家鸡的养殖迎来了更为显著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大型养鸡场。据《吴地记》记载，“吴县…… 东二里有豆园，吴王养马处，又有鸡坡” ，说的是吴王夫差曾筑城以养鸡，建立了专门的养鸡场所。而《越绝书》中也提到 “鸡山，勾践以畜鸡” ，表明越王勾践同样建有大型养鸡场 —— 鸡山。

这些大型养鸡场的出现并非偶然。在那个战乱频繁的时代，鸡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不仅能为军队提供食物补给，增强士兵的体力，还因其繁殖速度相对较快，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战争时期对物资的迫切需求。吴越两国争霸，积聚粮食、充实仓廪是重要的战略举措，而养鸡场的建立，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勾践为了伐吴，用鸡山上养的鸡供给一批骁勇善战的死士，这些鸡在增强士兵战斗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家鸡养殖对于国家军事和战略的重要性。

（二）家鸡的食用阶层分析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养鸡业有了较大发展，但鸡肉在当时并非普通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物。从史料记载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分析，鸡肉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

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饲养鸡需要耗费一定的粮食和人力成本，这使得鸡及鸡肉的价格并不亲民。普通百姓大多生活困苦，首先要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很难有多余的资源用于养鸡或购买鸡肉食用。《孟子・尽心上》说：“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 这表明，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家中养上几只母鸡和母猪，能让老人有肉吃，就已经是较为理想的生活状态了，可见鸡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相对奢侈的食物。

相反，贵族、统治阶层和部分富裕人家由于拥有丰富的财富和资源，他们有能力消费鸡肉。在一些贵族的宴会上，鸡肉常常作为一道重要的菜肴出现 ，以彰显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此外，在一些重要的祭祀和礼仪活动中，鸡也是不可或缺的祭品，这也进一步体现了鸡在贵族阶层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

秦汉以后：养鸡业的持续繁荣

秦汉时期，养鸡之风更盛，鸡、鸭、鹅已成为当时的三大家禽，其中鸡是最重要的家禽 。许多地方官吏都要求每家至少养四五只鸡，养鸡不仅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食物需求，也成为增加收入的一种方式 。

汉代大儒刘向在《列仙传》中记载了一位被称为 “祝鸡翁” 的养鸡大师。祝鸡翁一家祖孙几代住在洛阳北邙山下，以养鸡为业，靠卖肉鸡和鸡蛋致富。他养鸡千余只，每一只都取名字，并在树上为其筑巢，他们家的鸡 “暮栖树上，昼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种别而至” 。祝鸡翁养的鸡很奇特，而他本人也很传奇，靠养鸡赚得千万钱后，又举家迁徙到吴地，二次创业，开了个 “养鱼池”，堪称汉代农业大亨。从祝鸡翁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养鸡业的兴旺，以及人们在养鸡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高超水平。

事实上，汉代已经有了用来圈养鸡的鸡舍，考古中也经常有汉代鸡舍模型出土。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釉陶鸡笼呈长方形，两面坡形顶，覆筒瓦脊，四周设有上下三层通风孔；正面中部设一大门，门下有向外伸出的平台，一只几近与鸡笼等高的鸡立于平台上，头颈及前身露出门外，生动逼真。但栖于树上是鸡的天性，汉代人在养鸡过程中不断观察鸡的生长习性，才采用 “树栖” 放养法。后来，晋代的陶渊明在诗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便是描绘当时农民养鸡的画面。

远在大汉帝国边缘地区的岭南一带也盛产鸡，还有 “以鸡代租” 的记载。汉文帝时，赵佗治下的南越国不以货币交纳租税，只收取适量的实物租。出土于南越国宫署御苑遗址的一批木简中，有 “野雄鸡六”“野雄鸡七，其六雌一雄” 等记载。考古学家麦英豪推测，“野雄” 可能是一个盛产优质鸡的地方，而每户每年缴纳六七只鸡即可代替租税 ，这反映出鸡在当时岭南地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家鸡驯化史的现代启示

中国家鸡的驯化历史，是一部充满智慧与探索的发展史诗。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与原鸡的初次相遇，到殷商时期家鸡身份的确立，再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家鸡在社会生活中的多元参与，以及秦汉以后养鸡业的持续繁荣，家鸡与人类的命运紧密交织，相互影响。

家鸡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满足了人类对蛋白质的需求，更在文化传承、农业发展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文化层面，鸡被赋予了吉祥、勇敢、守信等象征意义，成为民俗、艺术、文学作品中的常见元素 。在农业领域，养鸡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为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