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寻花问柳40年，体验上百名妓后，写下大尺度日记却大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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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秋，上海的港口有一艘赴日货轮。船舱角落，坐着一位五十一岁的男子。人称王韬。他既是晚清知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风流书生”。

时间回到十几年前。王韬还是上海墨海书馆的主笔。当时的上海滩，花街柳巷林立。夜色降临，他常常趁着暮色钻进小巷。青楼里，灯火通明。王韬与名妓对坐。不论诗词，也谈人性。有时他突然离席，独自一人站在窗口，面向月色发呆。书桌上一堆日记本。他常在凌晨记录白天的见闻。‘若无风月，何以解忧？’这样的句子，不难在他笔记里找到。

时间很快进入1860年。太平军攻陷上海。王韬面对兵荒马乱，做出一个罕见决定：投奔太平天国。他随军入城，自诩是治国“智囊”。然而，理想被现实击碎。李秀成并不采纳他的建议。清军反扑，王韬沦为“通敌”的罪人。被通缉，连夜逃亡。

在香港流亡期间，王韬白天主办报纸。晚上却混迹风月场。彼时的上海青楼，他几乎踏遍所有门路。‘名妓胜读十年书。’——王韬这样形容那些女子。许多人不以为然。有人骂他“玩物丧志”。但他却频频造访花巷，不仅寻欢，更在记录社会底层的真实。

时间来到1874年。王韬赴日本考察维新。路途远，心思却没有停在政务上。他住在东京市区的小旅馆。每天清晨，提笔写记者文。午后往工厂走访。到了傍晚，就会换身和服，走进艺伎巷。按他日记所言，一个月内，拜访超过三十位艺伎。‘她们懂诗词，通音律。’王韬在日记里这样写。还描述艺伎的舞姿、茶道、甚至生活困境。

奇怪的是。那些“风尘女子”并非外界想象都是底层贫民。许多艺伎出身书香门第。能背诵《红楼梦》。王韬在交流时，甚至产生一个念头：‘若让艺伎参与政治，日本或许能更快现代化。’这种想法，在彼时的中国显得格格不入。

一年不到，王韬回到上海。他将在日本的见闻整理为《扶桑游记》。这本书除了记述艺伎风情，还写下东京、京都的社会结构。青楼里的女性，不再只是陪酒陪笑的角色。王韬把她们当作研究对象。甚至在笔记里称：‘与艺伎相处，能感受到人性最真实的一面。’

一晃进入清末。王韬的名字在学界渐渐响亮。他敢于公然把青楼文化写进日记。‘食色性也。’他用这个理由为自己的风流辩解。身边的朋友，有人认同。也有人疏远。梁启超评价他：“王韬之风流，实为时代之痛。”

彼时的上海，青楼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王韬在《艳史丛抄》中曾计算过。普通妓女一年能赚二百两银子。名妓甚至能攒下房产。青楼，不仅是一条底层人的生存路径。更是一个社会流动的微观世界。

王韬频繁出入风月场。他与几十名妓女有“深厚交情”。日记里形容某位名妓：‘长眉秀目，善弹琵琶。与之共度夜色，胜读十年书。’时代变迁，青楼成为王韬观察社会、体验思想自由的实验田。他一方面批判清廷腐败。一方面又享受封建社会的权利。

有人觉得这是矛盾、甚至虚伪。殊不知，晚清知识分子的困境就在这里。既想救国图存，又无法摆脱礼教的束缚。王韬用风流作为自我疗愈。他在边缘群体中寻找价值感。有时与妓女谈诗论道。也偶尔在夜深时独坐，反思自己的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时间来到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思想大量涌入。王韬曾翻译《圣经》。他的日记既包括青楼趣事，也写下对社会的观察。书里有一段：“烟花巷，实为思想自由场。能见底层之疾苦，能听愚妇之言，方知天下之多样。”

多年后，王韬日记流传在小圈子里。据《花国剧谈》记载，他“几乎遍游上海所有青楼”，与名妓交往超百位。有后人误以为是风流逸事，殊不知那其实是他的社会调查。

进入二十世纪。王韬逐渐被学界遗忘。日记沉寂许久。转折发生在2023年。市面上突然出现一本畅销书《王韬：风月与思想》。编辑将他的百名妓经历包装为“古代性学研究”。一时间，网络掀起热议。不少网友调侃：‘古人也有约会软件，只不过名叫烟花巷。’

学术圈对王韬的评价分化极大。有人称他是“晚清启蒙思想的先驱”。也有人觉得他“用风流掩饰政治理想的挫败”。但不可否认。他的日记成为晚清社会、底层经济、青楼生态的重要资料。

耐人寻味的是。王韬一生都有两个身份。一是批判官场腐败的思想家。二是频繁造访风月场的浪荡书生。他在救国理想与个人欲望之间徘徊。日记里写道：‘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

《扶桑游记》出版时，引发轩然大波。有保守派指责他“道德沦丧”。也有人说他“打破时代桎梏”。时至今日，王韬的故事在社交平台仍不断被重新解读。有文学爱好者专门追捧他的“大尺度日记”，认为那是晚清社会的百科全书。

如今。王韬的风流，不只是个人的逸事。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正如他的日记反复提到的命题：“如何在束缚与自由之间求索？”这也许正是晚清到今天，许多人的隐秘困惑。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