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日本天皇裕仁去世,日方希望中国参加葬礼,我国回应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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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7日,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因病去世,日本国内对此事十分重视,要为裕仁举行国丧,并邀请世界各国出席葬礼。

作为曾在二战期间担任日本最高统治者的人物,他在位期间日本发动了多场侵略战争,这场葬礼也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

中国也被日方邀请出席,而中国是否出席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面对日本的邀请,中国的四字回应表达了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和底线。

正视历史

裕仁1926年上位,一共执政日本长达63年,他在任期间,让日本的天皇从不可接触的神变成了世俗的国家象征。

而这几十年里,裕仁可谓是坏事干尽,相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导致数千万民众无辜死亡,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罪犯。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之后,他的葬礼成为了焦点,尤其是对中国出席葬礼的邀请,让世界各国都好奇中国对此的反应。

其他国家之所以如此关注,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罄竹难书,所做暴行,天理难容。

在裕仁天皇死后,日本国内竟开始大肆宣扬起他和日本人民同甘共苦、关心国家和平繁荣的“崇高品德”。

2月14日,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回答关于日本二战的责任和性质的问题时,公然表示:是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史学家评论。

同一天,日本法制局局长官昧村治在国会答辩时,也公开的为裕仁天皇开脱,说无论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看,天皇都是没有战争责任的。

这样的言论无疑是公开为日本及裕仁天皇洗脱侵略罪名,这是没有任何道理和道德的无稽之谈。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铁证如山、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侵占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都是在裕仁天皇在位期间发生的。

南京大屠杀、实施毒气战、进行人体实验等累累暴行,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磨灭的身心创伤。

裕仁天皇因为美国的庇护逃脱了战后审判,但他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洗脱的。

也是无数被日本伤害的国家和人民不会遗忘的。

此番言论发布后,中国立即对此进行反应,外交部发言人直截了当的对此进行批判,核心就四个字:正视历史。

在第二天,日本的驻华大使就迅速向我国外交部进行解释。

他表示竹下登首相对侵华战争的态度没有发生改变,即认识到侵略的事实,不让历史重演。

参加葬礼

1989年,日本的这番表演意味着之前的言论就是一番试探,这种混淆视听的小把戏,日本总是孜孜不倦。

而葬礼对中国的邀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试探,是否出席葬礼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此时中日已经建交,两国有了外交关系,这就不能简单的直接回绝。

这既要考虑到国内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民族感情,又要考虑到国际影响和外交礼仪,去和不去都要有充分的理由。

最终,中国考虑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争取日本人民,决定派出时任国务委员、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参加葬礼。

这一决定既顾及了外交礼仪,又考虑到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很多国家都是国家元首出席,我国只派出特使也算保持了一定的外交分寸。

2月24日,裕仁天皇的葬礼如期举行,场面可谓盛大,但钱其琛并不怎么关注葬礼本身,他来还有别的重要目的。

当天上午,他会见了日本外相宇野宗佑,宇野宗佑是来为竹下登首相辩解的。

他说那次国会首相的发言,没有准确表达出真实的意思,他对此表示遗憾,同时强调日本认识到了侵华战争的性质。

同日下午,钱其琛又会见了竹下登首相。

竹下登再次强调愿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对战争的性质和态度的认识没有发生改变。

钱其琛面对两人的言论,依旧用“正视历史”来回应,中日双方如果想要正常发展和交流,尊重历史是原则和底线。

葬礼外交

1989年,日本在葬礼前后的态度反差,也体现出他们的小心思,没见面时跳出来发表不当言论,中国反对后又立马更改说辞。

见面之后更是两次声明态度,这种小人心思一目了然。

毕竟见了面还嘴硬,中国在葬礼上可不会惯着他们,要是做出点什么举动可就是世界性的新闻了。

实际上,中国之所以出席日本天皇的葬礼,除了和日本的外交交流之外。

更重要的是和其他参加葬礼的国家的进行外交交流,也就是“葬礼外交”。

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都派人来参加葬礼,其中有50多个国家都是国家元首亲自参加,这对中国来说可是一个巨大的外交舞台。

这个时期,国际格局发生剧变,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一定的制裁措施,我国的外交工作面临很大的压力。

而此次借助葬礼进行外交,无疑可以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的外交工作。

钱其琛在参加葬礼的短短两天时间内,就频繁的会见多个国家的外长,都进行了友好交流。

而最有效和成功的当属和印尼的外交关系的进展,而这也是钱其琛来日参加葬礼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中国和印尼都是亚洲大国,却在1967年因为意外的误会而彻底断交,这对中国和印尼都是损失和遗憾。

而早在来日之前,钱其琛准备以参加葬礼为契机会晤印尼领导人,想借此机会深入交流两国的未来关系。

所以,钱其琛即使得知印尼的外长不会随行参加葬礼。

他还是向印尼方面表示了会晤的意愿,最终印尼派出国务部长穆迪奥诺先行和他进行会见。

双方会谈的很友好,达成了一些共识,由于双方气氛热烈,穆迪奥诺在会中就将内容汇报给了印尼总统苏哈托。

苏哈托见状便直接参与了会谈,双方就中印外交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共识。

钱其琛的这次会见有力的推进了中印双方的外交关系进程,为之后的中印恢复外交关系打开了交流的大门。

两国于第二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各大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称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

中国在中日交往中始终秉持着“正视历史”的基本原则,中日关系要想友好发展,这是基本的立场,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葬礼事件深刻诠释了中国外交在坚守原则与把握机遇、化解历史伤痛与开拓未来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卓越艺术。

其展现的勇气与远见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既是葬礼,也是外交——我经历的裕仁天皇葬礼和“葬礼外交”,杨振亚,世界知识,2002-07-16,期刊

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和未受惩罚的原因,段西宁,巢湖学院学报,2007-01-25,期刊

外交十记,钱其琛,全国新书目,2017-05-15,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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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7-14

标签:历史   日方   葬礼   中国   我国   日本天皇   日本   钱其琛   外交   印尼   天皇   国家   首相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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