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女匪首家中设灵哭晕多次，曾言：这恩情一辈子还不清

“1976年9月10日凌晨，娘直挺挺跪在地上，嘶哑着嗓子对我说：‘大莲，主席没了，娘欠他条命，这辈子还不清。’”女儿陈大莲后来回忆，那一夜，她扶着母亲程莲珍两次晕倒，肩头全被泪水浸透。

噩耗传到贵州惠水县城时，街头喇叭反复播放《告全国人民书》。不少干部守着办公室通宵未眠，而在河边那栋瓦房里，一张简易供桌上，黑白遗像旁燃着松香味极重的松明火。程莲珍双手颤抖地添香，嘴里只念四个字：“救命之恩”。村邻不懂，几十年前那个名震黔中的“双枪陈大嫂”，怎么会将救命恩人对准了毛泽东？

时间拨回1953年春分。就在这座小城以南三十里的革老铺山口，解放军一个侦察排突然将一名农妇围住。排长喝令“放下背篓”，女人抬头，露出一双又亮又冷的眼睛。埋伏的老兵吸了口凉气——正是失踪了三年的匪首程莲珍。她没反抗，只轻声问：“我若死，能否把孩子安顿好？”随后把藏刀丢进草丛，举起双手。目前为止的全部冲突，仅是一阵窸窣的风声。

抓到大鱼，消息火速报到贵州省军区。是立即枪决，还是留作劝降旗帜？军区常委会上吵翻天。按规定，中队长以上拒捕者必毙；但也有人提醒，长顺、惠水深山里还有数股悍匪，若能借她号召，或省下不少兵血。僵持三天，参谋长李达飞北京面见毛主席。

通报完经过，李达犹豫地等批示。毛主席掐灭烟头，说了句颇出乎意料的话：“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我们纵她一次又何妨？”随后补上一句，“民族地区更要讲团结，布依族的女匪首不一定就不能变群众干部。”李达回来后，枪决名单上那一行红色斜杠格外刺眼。

6月5日，惠水操场万人围观，法院院长一锤落下：“释放。”哗然声未散，程莲珍已经站在高台边缘，向人群抱拳，声音不高却透：“我欠新政府一条命，日后必还。”听者半信半疑，更多人只是看热闹。

她的行动比许诺快。当晚，她骑一匹瘦马直奔峡谷深处。三天后，两名土匪扛着短枪到县公安局自首；一周后，又有十几人绑了两名顽匪押来。到第二个月，长顺、惠水交界那支百余人的散伙队彻底瓦解。解放军在后面整理战场时，几乎没开一枪。这一仗，毛主席的“纵”意比“擒”更见高明。

程莲珍的前半生滑向匪道，一半出于命运，一半靠自身胆色。她1921年生在长顺县板沟寨，布依族山寨里少见的美人胚子。十六岁被多股土匪抢婚，她挑了读过大学、家世显赫的陈正明做丈夫，既图书香也图枪队。婚后学骑马、练双枪，不过几年便能百步连发不中断。丈夫病逝那年，她两枪打翻闯宅的族人，才留住幼女和家产，也正式踏进灰色江湖。

1949年国民党溃败，贵州各县山林土匪同溃兵搅成一锅粥。曹绍华、罗绍铨想借程莲珍的威名重整旗鼓，她半是被裹挟半是谋生，带人打过惠水县失败后遁入深山。当年谣传她“百人突围击溃一个加强连”，实情是地形生猛加少量巧计，可流言一旦发酵，就成了传奇。传奇让她躲过围剿，也让她最终落网。

新生政权并没有给她戴上“带罪立功”的高帽，相反，1954年起，她被编入剿匪工作队，从斧钺相向变成手持喇叭进山劝降。她常说一句土语意为“树梢风大，不如树根土暖”，劝得不少亡命徒放下枪。1957年，她被安排到惠水城边，一所砖瓦院落、三亩水田、每月30斤口粮供应。1960年当选县政协委员时，文化程度只够写自己名字，却能在大会上提出修溉渠、兴织布厂，被书记连连称“干脆”。

故事走到1976年，木鱼声和爆竹声混杂的日子里，她让女儿挂起白布条，自己跪在堂屋土砖地。亲友来看，她只重复一句：“要不是主席，那枪口早要了我的命。”她拒绝记者采访，也不上台讲经历，觉得“还恩”二字，不需传播。

1998年10月21日，程莲珍因脑溢血去世。遗言很短：“若有机会，让孩子替我去北京磕个头。”2000年深秋，陈大莲排了两个小时队，终于在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前鞠躬三次。那一刻，她说自己仿佛听见母亲轻声应答：“恩情已还。”

程莲珍枯骨归土，但贵州山乡夜谈仍会提起“双枪陈大嫂”。有人赞她枪法狠辣，有人骂她误入歧途，也有人佩服她知错能改。然而，比起个人传奇，更让人回味的，是新政权用一次宽恕换来一方安稳的决断。没有堂而皇之的大道理，只是几句看似平常的对话，便折射出那段特殊岁月里决策者的胆识与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