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204岁碑记内容：百名乡绅商贾（行）捐资见证泉台贸易繁荣

石碑安放于世界遗产点顺济桥遗址桥头

泉州网8月7日讯（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陈淑华 刘波 蒋力耘 文/图）近日，204岁《重修顺济桥记》石碑安家于世界遗产点顺济桥遗址桥头，引发各界广泛关注。碑记内容是什么？这方碑记有何重要历史文化意义？受访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碑记为人们揭开了顺济桥一次大修过程，其中以令人惊叹的细节，揭开了从事泉台贸易的林文猷、黄清和等人发动，晋江、石狮、南安、同安（如今的称呼）等地乡绅商贾，甚至在泉州驻点贸易的台湾诸米行等，热烈响应参与的历程。

“这方碑记以实物形式，有力地丰富了历史上的顺济桥系泉州对台海洋贸易重要见证的历史价值。”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学者表示，这也充分力证了当时泉台贸易的繁华。

顺济桥昔日风采（翻拍）

碑记解读一：

实证顺济桥“商业拓展对交通系统促进”的独特传统

顺济桥位于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外，横跨晋江两岸，以临近顺济庙（天后宫）而得名。历史上，伴随海洋贸易发展而建设的顺济桥，不仅完善了泉州的水陆转运系统，也见证了商业拓展对交通系统的促进。从《重修顺济桥记》中可见，嘉庆年间的修葺，同样延续了“商业拓展对交通系统促进”的独特建桥修桥传统。

《重修顺济桥记》开宗明义，指出顺济桥自宋太守邹公建造后，历元、明、清，旋坏旋修。这些修葺过程 ，少不了“官方主导、全民合力”，“载诸旧碑者详矣”。到了清朝，又有几次修葺，均由数人共同完成。乾隆丁酉（1777），吊桥朽敝，重造者林公振嵩。嘉庆癸亥（1803），吊桥没于洪水，承造者林公文时。丁丑（1817），石板折坠，暂架以木，即黄君清和。”

己卯（1819），顺济桥遭遇狂飚，栏杆毁坏，林文猷以一人之力，伐石修整顺济桥栏杆后，工人“循桥检校，桥之第十坎、十一坎驾桥石墩已欹侧裂痕，行将倾倒。”

“根据我之前掌握的资料，黄清和、林文猷等人均是往来泉州蚶江、台湾鹿港从事航运贸易的商贾。拥有船队的他们，将当时泉州紧缺、鹿港盛产的大米等农产品运到后，会在南门德济门外的渡头上岸，进入聚宝街一带的商贸市场，然后借助顺济桥这一陆运节点，销售到晋江南岸一带。”石狮市博物馆馆长李国宏说。

交通重要节点受阻，直接影响了商贸流通。《重修顺济桥记》详细记载，在王日曜、黄清和、林文猷、陈鸿谟、石焕章倡议捐修下，“乐善者多，各宏愿力”，“遂兴工于己卯（1819）年十月十一日，蒇（chǎn，指完成）事于庚辰（1820）年十一月十八日。”

顺济桥遗址

碑记解读二：

百名乡绅商贾（行）捐资 展现清朝泉台贸易繁荣图景

道光元年正月（1821），为铭记“诸君子利济之功”，萧汉杰撰写下《重修顺济桥记》，以志善心，以劝来者。

在泉州海交馆文博研究馆员、外销陶瓷研究中心主任胡晓伟的帮助下，记者整理出了《重修顺济桥记》的内容。相比清道光版《晋江县志》中的清·萧汉杰关于重修顺济桥记录的文字，该碑记共有800多字，足足多出了500多字。当中十分严谨地记载了谁捐了钱、捐了多少、钱花在哪里、工程何时开始结束等具体信息。

记者细数发现，碑中出现真名实姓的个人、商行共有73个（家），共捐银2121元，捐银金额从10元到250元不等。另有两个集体捐银，分别为“泉南诸米行”，捐银40元；“诸碗行”，捐银30元。

“从中可见，个人、商行，加‘诸米行’、‘诸碗行’，有百名乡绅商贾（行）参与了这次修桥公益事业，充分说明了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公益行动，具体到商界，更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善举总动员。”胡晓伟说。

李国宏认为，这块204岁的碑记，既是捐资者善举的永久性表彰，也为今人展现了一幅清朝泉州海洋贸易繁荣图景。他介绍，倡议此次修桥的林文猷、黄清和家族长期从事泉台商贸生意。1784年，清政府开放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开始了长达110年的直航贸易往来。其间，泉台两地“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利之所在，群趋若鹜”。近水楼台的石狮蚶江一带，涌现了大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

在此次修桥中，从事泉台贸易的商贾就是捐资的主力。如碑记中所载的，各捐银15元的纪万兴、纪长益、欧进利、林遂春、林章兴、林晋源、林长晋、王集咸，各捐银10元的公裕行、纪协盛等。

胡晓伟介绍，鹿港获准与泉州蚶江通航，鹿港商业渐趋繁荣，嘉道年间盛极一时。当时到鹿港经商定居的富商越来越多，人口号称十万，其中很多人来自泉州，鹿港也因此被称为“小泉州”。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前，鹿港已设有泉郊金长顺等八郊。泉郊因成员众多，财力最厚，为鹿港八郊之首，还建有泉郊商人在鹿港的会所——“泉郊会馆”。道咸年间，有谓“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称，据张炳楠先生《鹿港开港史》，时鹿港泉郊所属商号最盛达约200家。

胡晓伟说，“郊”，又称“郊行”“行郊”，是清代闽台地区的商业贸易组织，由众多从事相类贸易的商号结盟组成。

碑记解读三：

工程捐资结算的“佛银”为外国银元

碑文记载，此次重修“总共捐佛银贰仟壹百玖拾壹大元”，实际支出“计用佛银贰千壹百玖拾叁大元”。这里两次出现的“佛银”究竟是指什么钱呢？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和侨批相关研究的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伯孳，为记者解开了疑惑。

刘伯孳介绍，在明史中，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而明人常将葡萄牙与西班牙混称为佛郎机。16世纪时，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发现了大量的银矿，并开始铸造银币。清代至民国初期，这些西班牙银币通过海外贸易流通开来，一度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通用货币，闽南人形象称之为“佛银”，又称佛头银、蓬头银、鬼仔脸银。

刘伯孳进一步解释说：“在那个时期，下南洋的闽南人的侨批、泉台贸易与商业往来的账簿，以及修路建桥的碑记等文献中，‘佛银’一词时常出现，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那么，佛银的购买力如何呢？显然不同时期的购买力不尽相同。刘伯孳估算，在道光元年时期，闽南人建造一座大宅院（“起大厝”）的造价大约需要四百多个佛银。由此可见，《重修顺济桥记》中记载的“林文猷捐银二百五十元”“黄清和捐银一百五十元”等捐资数额，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贡献。

责任编辑：林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