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笔记383 ：19世纪末的民主政治何以看视稳定实则脆弱？

1、1871年巴黎公社的血色落幕，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欧洲统治者：民众对政治的渴望再也捂不住了。短短几十年间，民主化浪潮席卷西方——英国1867至1883年的改革法案，让选民人数从成年男性的8%飙升到29%；芬兰1905年革命后，76%的成年人拥有了选举权；意大利1913年跟进普选，美国怀俄明州、新西兰则成了妇女投票权的先声。但民主的曙光仍有阴影：多数国家的选民占比不过30%-40%，妇女参政还只是零星星火。当民众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政治舞台，统治者终于明白：民主已无法拖延，真正的难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让民主照着自己的剧本走。

2、面对汹涌的民主浪潮，统治者们想出了各种“软阻拦”的办法。俾斯麦给德国国会套上紧箍咒，让它空有议会之名却无实权；英国用教育资格卡选票，还偷偷篡改选区边界，把支持对手的力量“稀释”掉；丹麦的公开投票直到1901年才取消，选民在地主监视下难有真实选择；1914年的英国，更靠着复杂的投票流程，让半数工人阶级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民主的大门确实开了，但统治者总想着在门缝里装栅栏——他们既怕彻底关上门引发暴动，又怕门开太大失控，这种左右为难，成了当时民主政治最真实的写照。

3、劳工阶级的声音，是民主浪潮中最响亮的一支。德国社会民主党即便被俾斯麦宣布非法，也没停下争取权利的脚步；英国1900年成立工党，1903年便与自由党达成选举协定，4年后成功进入国会；就连马克思主义内部，也爆发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辩论——他认为社会主义该在民主框架内推进，不必非要革命。但劳工运动的分裂，也给了统治者可乘之机：温和派愿意在议会里协商，激进派被孤立在街头，就像一把分散了力量的拳头，再难打破既有的政治格局。劳工们从工厂走进议会，却发现议会里的规则，早就被先到者定好了。

4、中间阶层和小农的政治动员，总带着一股焦虑的味道。法国的小商人、德国的文书们，既怕被大企业挤垮，又怕被劳工运动裹挟，他们爱把“小人物”挂在嘴边，法国激进杂志甚至直接叫《小尼斯人》《小普罗旺斯人》。反犹运动在德奥俄兴起，很大程度就是这股焦虑的宣泄——犹太人被当成“既富又左”的替罪羊。小农们虽加入合作社搞生产，却难成政治气候：美国民粹党19世纪90年代动员小农，喊的却是“反对金本位”的非农业口号。这些群体像一群站在十字路口的人，左边是他们害怕的“大势力”，右边是他们看不懂的“新运动”，只能在原地摇摆。

5、宗教在民主面前，总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罗马天主教会从1864年就抵制民主，支持保守政党，认为民主会颠覆传统秩序；1907年教皇还谴责“现代主义”，生怕信徒被民主思想带偏。但教会的算盘也有打错的时候：奥地利的卢埃格尔违抗教会，硬是建起基督教社会主义政党，靠反犹赢得维也纳中下阶级支持。新教政党更少，荷兰是个例外——那里的政治团体直接按信仰划分，基督新教、天主教和非宗教派各玩各的。宗教想给民主套上教义的枷锁，却忘了信徒们在选票面前，更关心自己的面包和工作，而非教会的训诫。

6、民族主义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乱了民主的节奏。爱尔兰民族主义者1885年选出85名议员，在英国议会里成了“关键少数”，直接让两党制瘫痪；奥匈帝国的议会更惨，日耳曼人和捷克人吵到无法开会，1907年搞普选，想拉天主教、社会主义政党来平衡，却没多大用。就连波兰人、捷克人这些少数民族，也只认自己的民族身份，不认国家的民主框架。民族认同像把双刃剑：它能让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争取权利，却也能把多民族国家的民主切成碎片，让议会变成各民族吵架的菜市场。

7、民主政治的光鲜背后，藏着腐败和不稳定的烂摊子。法国1875至1914年换了52个内阁，平均半年多就换一次，有人调侃“法国的总理比餐馆服务员还多”；英国1913年爆出马可尼丑闻，财政大臣劳合·乔治牵连其中，让民众对政客的信任度大跌；意大利的焦利蒂更直接，用政治恩惠买选票，把议会变成了“利益交换市场”。议会本应是民主的核心，却渐渐成了“权力的走马灯”——政党为了掌权频繁倒阁，政客为了利益暗箱操作，普通民众看着这场闹剧，心里的失望比期待多。

8、为了稳住民主，统治阶级开始撒“福利”这个甜饵。俾斯麦19世纪80年代搞社会保险，怕的就是工人被社会主义吸引；英国1906年起，自由党政府推出老人年薪、健康保险，想让民众觉得“跟着现政府有奔头”；法国1911年也跟上，实施年薪制度。这些福利像给紧绷的民主弦松了松劲：工人有了保障，少了些革命的冲动；中间阶层看到政府“做事”，也多了些支持。但福利终究是权宜之计——它能暂时安抚民众，却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像给伤口贴创可贴，疼止住了，伤口还在。

9、统治者渐渐发现，光靠选票和福利不够，还得用“象征”抓人心。英国1902年加冕典礼，特意让印度土邦主穿戴华袍出席，想彰显“帝国团结”；法国把7月14日定为国庆日，既纪念大革命，又给民众一个狂欢的理由；德国到处竖俾斯麦纪功柱，美国学校19世纪80年代起推广升旗仪式，就连国旗的使用都变频繁了。这些象征像无形的纽带，把民众和国家绑在一起——人们对着国旗敬礼，在国庆日欢呼，不知不觉中就认同了现有的政治秩序。统治者终于懂了：民主不只是投票，更是让民众从心里觉得“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制度”。

10. 知识分子看着民主的发展，忍不住泼起了冷水。英国政治科学家沃拉斯1908年说：“要克服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意思是别以为民主全靠理性，民众的情绪更重要；戴雪更悲观，他觉得政府搞福利、干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蒸汽压路机”，会压平个人自由。这些反思不是没道理：民主让更多人参与政治，可普通人未必懂复杂的政策；政府为了讨好民众扩大权力，又可能侵犯个人权利。知识分子像民主的“啄木鸟”，一边啄出它的毛病，一边又想不出完美的药方，只能眼睁睁看着民主在优点和缺点之间摇摆。

11、民主的好运，似乎只罩着西欧。奥匈帝国是个反面典型：多民族矛盾让民主寸步难行，议会吵到瘫痪，普选也没能救得了它；俄国1905年革命后搞了议会，却只是沙皇的“装饰品”；拉丁美洲更乱，政权递嬗频繁，民主成了军阀手里的玩具。就算在西欧，也有隐患：英国因爱尔兰自治爆发宪政危机，军官甚至拒绝听命；法国1907年葡萄酒农暴动、1909年巴塞罗那“悲剧周”，都让社会动荡不安。民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在不同的土壤里，它长出的样子天差地别——有的结出甜果，有的长出荆棘。

12、1914年大战前，民主看似稳定，实则脆弱得像层窗户纸。英国的宪政危机、法国的内阁动荡、德国的社会矛盾，都被暂时压了下去；就连社会主义政党，也大多支持本国参战，忘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但稳定是表面的：半数工人被排除在民主之外，民族矛盾像颗定时炸弹，福利也没挡住民众的不满。战前的民主，就像一场精心布置的宴会——餐具精致，食物丰盛，可赴宴的人心里清楚，宴会结束后，该面对的问题一个都少不了。当大战的炮火响起，这场民主的“美好时光”，很快就碎成了一地残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