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笔记481 ：外部冲击如何瓦解西欧的经济秩序？

1、继美元危机后，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予已然脆弱的西欧经济致命一击。这场危机并非单纯的市场波动，而是地缘政治对抗向经济领域的尖锐投射。阿拉伯产油国为抗议西方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偏袒以色列，联合实施了对目标国的石油禁运，并史无前例地行使“石油武器”，在短短数月内将油价提升近四倍。这彻底改变了能源作为一种廉价工业原料的属性，使其成为政治勒索和财富转移的工具。石油禁运造成的物理短缺与价格飙升相结合，引发了西欧社会的普遍恐慌与抢购，直接导致工业生产骤停、交通体系濒临瘫痪，将整个大陆推入了二战后最严峻的供应危机。

2、石油对战后西欧经济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无可替代的战略依赖程度。经过“辉煌三十年”，其能源消费结构已从以煤为主彻底转向以油为主。至70年代初，石油满足了西欧60%以上的能源需求，不仅是发电和供暖的燃料，更是汽车文明、石化产业、塑料制品和现代农业（化肥）的基石。这种转型建立在长期低廉且稳定的油价之上，使得欧洲工业体系、城市布局乃至生活方式都构筑于“廉价石油”的假设之上。高度的对外依赖使其异常脆弱：意大利能源需求的75%、葡萄牙的80%都依赖进口石油，经济命脉悬于外部供应链之上，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崩溃。

3、在整个“辉煌三十年”间，石油价格长期保持稳定，甚至因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大而实际价格下降。这种长达二十余年的低廉状态，助长了西欧政商界一种根深蒂固的误判，即能源将如同空气和水一样，是取之不尽的廉价生产要素。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其初衷更多是协调产量以稳定价格、维护产油国收益，而非对抗西方。然而，1973年的阿以战争彻底改变了该组织的性质。地缘政治冲突使其成员国意识到，石油不仅是商品，更是强大的战略武器和政治杠杆，能够用来直接挑战西方工业国的经济霸权和国际政治秩序。

4、石油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形成的美元浮动产生了灾难性的叠加效应。由于国际石油贸易普遍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美元此前因“尼克松冲击”而贬值，已使得欧洲等国进口石油的本币成本有所上升。随后，OPEC的提价行动是在美元已走弱的背景下进行的，两者相乘，导致欧洲国家进口石油的费用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这种“美元贬值”与“油价暴涨”的双重打击，形成了空前巨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它如同一支强效催化剂，彻底点燃了西欧各国因应对经济放缓而采取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所埋下的通胀火种，使通胀从潜在风险演变为席卷各国的燎原大火。

5、通货膨胀率从60年代年均约3%的温和水平，飙升至70年代中后期的两位数恶性区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通胀率在1973-1979年间高达11.9%。然而，各国表现分野巨大，深刻反映了其经济结构与政策能力的差异。联邦德国凭借德意志联邦银行强大的独立性、全社会对稳定文化的共识以及相对强势的工会约束，成功地将年均通胀率控制在4.7%，成为欧洲的“稳定之锚”。相反，英国、意大利等国则陷入恶性通胀漩涡，英国年均达15.6%（1975年峰值超24%），意大利达16.1%，社会承受了巨大的财富蒸发与购买力缩水之苦。

6、“滞胀”成为70年代欧洲经济无法摆脱的梦魇，即经济停滞、失业率高企与持续通货膨胀三者罕见地同时并存。这一现象彻底颠覆了战后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胀与失业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滞胀的出现，意味着传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彻底失灵：刺激经济会加剧通胀，紧缩政策则会推高失业。政策制定者陷入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任何选择都似乎会恶化另一项指标。这不仅是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深刻的宏观经济理论危机，动摇了战后技术官僚治国自信的根基。

7、企业部门在滞胀中遭受两面夹击，利润被严重挤压。一方面，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因石油危机而暴涨，直接推高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强大的工会组织为保护工人实际收入不受通胀侵蚀，发起强有力的涨薪运动，推动名义工资大幅上升。在许多行业，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激增。利润率的下滑严重打击了企业家的投资意愿，资本形成放缓，生产规模收缩，进而又导致裁员，推高失业率。高失业并未如传统理论预期的那样压制工资要求，反而因福利制度和工会力量使工资具有向下刚性，从而形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胀”与“需求不足型失业”长期并存的恶性循环。

8、若将历史视角拉长，70年代西欧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并非历史最低点，甚至高于1913-1950年战乱频仍的时期。然而，与刚刚逝去的“黄金时代”相比，其下滑堪称断崖式。例如，联邦德国的年均增长率从50-60年代的近6%骤降至70年代的约2%；英国从超过3%跌至1.5%左右；法国也从5%显著下滑。这种剧烈的心理落差——“昨日繁荣”与“今日困顿”的鲜明对比——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的痛苦感、失望情绪以及对政府的不满。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绝对水平的下降，更是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的相对剥夺感，这深刻影响了社会心态与政治风向。

9、滞胀局面使得政府财政陷入双重绞索。一方面，经济停滞和失业导致税收收入增长乏力甚至减少。另一方面，自动稳定器作用使得失业救济、社会福利等刚性支出大幅增加。同时，政府为救助濒危产业和刺激经济，还须增加补贴与公共投资。结果是财政赤字急剧膨胀，公共债务快速攀升。对于英国、意大利等国际收支本就脆弱的国家，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交织，引发了严重的货币危机和对外支付危机，国家外汇储备告急。最终，英国（1976年）和意大利（1977年）不得不屈辱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紧急贷款援助，并接受其附带的严格紧缩条件，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严重制约。

10、危机初期，各国政府本能地沿用战后“黄金时代”形成的干预主义共识政策。面对衰落的煤炭、钢铁等“夕阳产业”，政府通过国有化（如英国钢铁公司）或巨额补贴来延缓衰败、维持就业。为遏制工资-物价螺旋，政府尝试与工会、资方缔结“社会契约”，推行收入政策以限制工资涨幅。同时，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安全网，试图缓冲失业带来的冲击。然而，这些政策在全球竞争加剧、资本流动性增强的新环境下效果不彰。补贴延缓了必要的结构调整，保护主义招致贸易伙伴报复，收入政策常引发工会强烈抵制。旧有的国家干预工具箱，在应对全球化初现端倪时代的结构性危机时，显得笨拙、低效且财政代价高昂。

11、经济危机的冲击波首先且最猛烈地扫向在西欧的大批“客籍工人”。德国、法国、瑞士等国面对订单萎缩，普遍实行“本国劳工优先”政策，大规模解雇土耳其、南斯拉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外来劳工。德国甚至永久关闭了在南欧和北非的招工办事处，并明确宣称自己“非移民国家”。政府通过提供返乡补助等方式，鼓励乃至变相迫使外来工人离境。这股强大的逆向移民潮，在1970年代中期导致数十万工人及其家属被迫返回母国。此举虽暂时缓解了西欧核心国家的失业数据和社会压力，却将失业问题和经济痛苦转嫁给了南欧及地中海沿岸的劳动力输出国，加剧了欧洲内部的经济失衡与社会紧张，并留下了深刻的种族与社会排斥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