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没拍出的真相：乱世的核心不是武将作乱，而秩序的彻底崩溃

最近，历史大剧《太平年》在央视热播，将那段常被一笔带过的五代十国史，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剧集聚焦在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和平统一故事，展现了对“太平”的深切渴望。

然而，当我们看着北方金戈铁马、南方偏安一隅时，一个根本的问题浮现出来：大唐到宋朝，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中华大地陷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超级乱世？

很直白的一个理“唐末藩镇割据”。这没错，但只对了一半。藩镇是直接推手，而非深层病根。

真正的核心病因，在于地方基层秩序的彻底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底层百姓经济全面破产。

更反直觉的是，在秩序崩溃的过程中，那些被后世史书贬斥的“门阀豪门”，竟意外地扮演着地方稳定器的作用。

而军阀们铲除豪门后，并未能建立有效治理，反而导致了更严重的混乱。

五代十国的历史，本质上是一场社会秩序彻底打碎后，艰难而血腥的重塑过程。

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元气大伤，中央权威一落千丈。节度使们手握重兵、兼管民政财政，其辖区称为“藩镇”，逐渐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藩镇割据” 是五代乱世最直观的起点。

唐末黄巢起义，席卷全国，将安史之乱后勉强维系的地方秩序再次击碎。

起义被镇压后，天下已无共主，藩镇之间为抢夺地盘和人口，陷入无休止的攻伐。

朱温、李克用、杨行密等枭雄趁势而起，大唐的疆域被肢解成一个个军阀的势力范围，五代十国的雏形就此奠定。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梁，历史正式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表面上看，这就是一部军阀混战、朝代更迭如走马灯的历史。

然而，军阀混战只是症状。让乱世如此持久、惨烈的病根，是支撑社会运转的基层秩序完全瘫痪，以及最广大农民的经济链条彻底断裂。

在唐代相对稳定的时期，基层依靠“乡里制度”运转，里正、村正等胥吏负责户籍、征税、治安。

但唐末战乱频仍，这套系统首先崩溃。胥吏要么逃亡，要么与地方豪强勾结，朝廷失去了对基层社会的掌控能力。

秩序一垮，经济剥削便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后唐庄宗李存勖平定后梁后，任用聚敛之臣孔谦为租庸使。

史载其“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就算百姓的财产已被榨干，军粮仍然不够，再加上战乱和饥荒，短短三四年就导致政权颠覆。

李存勖玩弄戏子，引发政变只是这些矛盾的表面原因而已。底层百姓想活命，要么入军伍，要么叛逃他乡。

河北地区的牙兵牙将不服中央也是这些底层矛盾作怪，他们倾向于能护住他们利益的藩镇，如果不能，废掉重新选一个。

这不是个别现象。五代政权大多短命，其统治逻辑近乎“掠夺式生存”。军队无法靠正常赋税养活，战胜者入城后往往“纵兵大掠”，公开抢劫成为常态。农民在战祸、赋税、抢劫的多重打击下，纷纷破产逃亡。

《太平年》剧中，王旭烽教授指出，那个时代“长期战乱使民生凋敝，社会失序，个体生命难以保障”。

失去秩序保护的经济个体，如同狂风中的落叶。底层经济的总破产，使得任何政权都缺乏稳定的统治基础，只能不断通过暴力进行再分配，形成乱世的死亡循环。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门阀士族的消亡。从东汉到唐朝，“门阀大族” 是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垄断官途，形成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

唐末，在黄巢起义和军阀朱温的清算下，这些延续数百年的豪门遭到物理性毁灭。旧贵族退出历史舞台，常被看作历史的进步。

但若从地方治理的连续性角度看，豪门在客观上曾起到一种粗糙的稳定器作用。

他们固然垄断资源、压迫百姓，但其势力根植地方，与乡土存在长期共存关系。为了维护自身长远利益，豪门有动机在灾荒时组织赈济，在乱时组织武装保境安民。

他们的权力、财力和动员能力，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是高度集中的。这种“集中”在应对天灾人祸时，反而能做出快速反应。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大批坞堡的存在，正是这种地方豪强自治形态的体现。

军阀则完全不同。他们是流动的军事集团，其利益在于扩张和掠夺，而非地方的长治久安。

朱温诛杀唐朝门阀朝臣，并非为了解放农民，而是扫清中央集权的障碍，并掠夺他们的财富。

铲除了地方豪强之后，中央（或大军阀）却无力建立起一套深入基层的有效文官治理体系。l

于是出现了巨大的治理真空。谁来征税？谁来治安？谁来组织生产？ 这些日常治理问题，在战乱中变得无比尖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晚唐五代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军吏”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角。节度使们将地方胥吏编入军籍，授予军职，让他们以军事组织的形式来管理民政。

这些被称为“节级”、“所由”的军吏，负责在乡村检括逃户、追捕盗贼。这实质上是一种“军事化管理社会”的过渡模式。它效率低下、弊端丛生，但这是在旧秩序粉碎、新秩序未生之际，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

理解了上述逻辑，就能重新审视五代十国的历史意义。这半个多世纪，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秩序重建手术。

第一步，是武力扫平。大军阀消灭小军阀，强制结束小范围的割据，为更大区域的统一创造条件。后周世宗柴荣的南征北战，就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第二步，是制度探索。如何在“藩镇”的废墟上，重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藩镇州郡化” 成为关键。五代各朝，尤其是后唐、后周，不断尝试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将其辖区的行政、财政、司法权逐步收归中央，或拆分成更小的、不易割据的行政单位。

第三步，是基层重组。从“军吏管民”回归“文官治民”。宋朝建立的保甲制、乡役制等，其雏形都孕育于五代对基层控制方式的反复试验中。

目的只有一个：打破地方豪强或军阀对人口和资源的控制，使国家权力能直接触及基层。

第四步，是经济基础重建。郭威、柴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招抚流民、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尤其是治理黄河）、整顿赋税。其核心是让破碎的小农经济得以恢复，为国家提供稳定的税源和兵源。

《太平年》剧中，吴越国为何能“三世五王”、国祚最长？

正是因为它在乱世中奇迹般地维持了区域内的秩序与经济建设。钱鏐及其子孙，在东南一隅“保境安民，休养生息”，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缩微版的秩序重建。

其“纳土归宋”，正是将这份已重建好的地方秩序，和平融入了正在形成的更大一统秩序之中。

当我们跳出王朝更替的叙事，从社会秩序演进的角度看，五代十国便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它是一场因 “治理体系总崩溃” 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军阀混战是表象，底层破产是苦果，而豪门消亡与治理真空则是关键的中间环节。

这场漫长而痛苦的重塑，为宋朝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宋初“强干弱枝”的国策、细致的基层管理制度，无不刻着五代经验的烙印。

《太平年》的片名，取自那个时代最深切的渴望。 “太平”二字，从来不只是没有战争，而是 “衣食无忧、居有所安、农耕有序、文教得续” 的基本秩序。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秩序，尤其是关乎亿万人日常生活的基层秩序，才是文明社会最珍贵、也最脆弱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