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后，蔡孝乾又供出另一重要人物：他一家五口全是地下党

蔡孝乾的叛变，对地下工委造成了极大损失，在他的供述下，大量地下党人员名单被保密局特务掌握，特务们正是根据这份名单实施大抓捕，最终造成地下工委组织被尽数破坏，前后共有1800余人遭到特务抓捕审问。

在这1800余人之中，不乏有身居要职之人，而最让特务们意想不到的，是时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的刘晋钰。

刘晋钰与吴石将军是老乡，两人同为福州人，不过相比于吴石将军投身军旅的生涯，刘晋钰的前半生，真正可以说是用“学霸”二字串起来的。

早在上个世纪初，刘晋钰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电气系，在此之后，他又获得了前往法国深造的机会，最终在哎法国巴黎大学获得电力工程硕士学位。

硕士、还精通法语，刘晋钰当时完全有能力留在法国，除了有好大前途之外，生活也将富足安定，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毅然回国回到母校，在复旦大学里担任教授，用自己的学识来教书育人，为中国培育更多人才。

要知道刘晋钰回国的时候，是1923年，当时整个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刘晋钰明知如此，依然回来了。

不仅是回来，在面对日军入侵时，刘晋钰更是展现出了一个中国人特有的爱国情怀。

1932年1月28日，日军海军陆战队突袭上海闸北，并扬言要在三天内攻占上海，史称“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刘晋钰兼任闸北水电公司总工程师，而日军进攻的第一步，就是对闸北一带的水电设施疯狂轰炸，企图彻底切断上海电力。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作为技术人员的刘晋钰并没有躲在安全地带，而是带着工人去了一线，冒着日军的疯狂炮火紧急抢修水电设施，即便是日军一次次将刚修好的水电设施再次炸毁，刘晋钰也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而是一次又一次组织人员将设备修好，期间，他还不顾敌机盘旋在上空，亲自爬上搞出维修，最终，为保证军民所必需的水电供应做出了极大贡献。

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晋钰又去云南，当时由于战事原因，云南成了中国的大后方，因此电力需求猛增，在这种情况下，刘晋钰毅然放弃大城市的轻松，选择去了云南边陲地带，并在各种条件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持修建了昆湖电厂，不仅如此，他还鉴于日军轰炸机频繁轰炸，于1940年，开创性的在宜良与嵩明两县交界处的山洞里，修建了一座2000千瓦的火力发电厂。

这个成就，不仅保证了在日军频繁轰炸下依然可以保持电力供应，同时也是我国首个建在山洞里的火电厂。

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抗战时期的资料时，更多的关注点都在那些英勇奋战在前线的官兵身上，当然，他们不畏牺牲的高尚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敬仰，但与此同时，像刘晋钰这样的技术人员，也是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过极大贡献的一份子，他们在当时所做的工作，同样也值得后人铭记。

到抗战胜利后，刘晋钰被任命为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这个职务可以说是相当高，并且也是要害部门，整个台湾的电力供应是否正常，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而他之所以会成为我地下情报人员，这就要说到他的长子刘登峰了。

刘登峰出生于1924年的上海，少年时期因父亲前往云南，因此跟着去了边陲，并在抗战爆发后进入云南大学就读，正是在这期间，他受进步思想影响正式入党。

到1946年，刘登峰受组织委派，化名“王健”赴台，当时他的任务，是负责接受延安的新华社电台广播，并把重要内容抄送给由蔡孝乾建立的地下工委。

而在这期间，刘登峰深深的影响了父亲刘晋钰。

本来刘晋钰就是一个有朴素爱国情怀之人，在他眼中，更多的是电力技术以及该技术如何造福人民，而刘登峰也明白父亲并不是那种是非不分之人，对于老蒋的做派，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鉴于此，刘登峰通过各种方式，来潜移默化影响刘晋钰，最终成功动员父亲家加入了反蒋阵营。

刘晋钰当时告诉儿子，将来要是台湾解放，自己会尽最大努力保护电力公司的资产和档案，以便完好交给解放军。

除了刘登峰之外，刘晋钰的其他几个儿子，也全都是我党党员。

刘晋钰的次子，名叫刘登元，在刘晋钰赴台时，他还在武汉华中大学就读，到1947年，他受组织委派，与恋人匡敏一起奉命赴台，并进入台湾大学就读，以学生身份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

而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他的大哥刘登峰和三弟刘登明。

值得一提的是，老三刘登明在随着母亲赴台后，按照组织要求，需要与一位地下情报人员进行工作交接，当时他的化名为“黄若海”，等他按照组织上的指示，与接头人见面时才发现，与自己进行工作交接的居然是自己的亲大哥刘登峰。

最后就是老四刘登胜了，刘登胜出生于1932年，随母亲赴台时才14岁，入台之后不久，便在学校里秘密入了党，虽然当时他只是一个中学生，但却是一名光荣的党员。

这边是刘晋钰一家父子五口的大致情况，父子五人虽说经历不同，但最终却有了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台湾解放，他们不仅是父子，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遗憾的是，父子五人却因为叛徒的出卖，最终阴阳两隔。

1949年8月，“光明报”事件发生，保密局特务根据线索，先后抓捕了包括台工委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等多名地下工委成员，而随着抓捕范围扩大，特务们掌握的线索也越来越多，最终锁定了地下工委书记蔡孝乾的身份和住址。

之后，蔡孝乾于1950年1月份，在住址附近被蹲守许久的特务抓到，而在被抓之后，蔡孝乾一度利用特务松懈成功脱身，但却在不久后，因忍受不了乡下生活清苦，居然从藏身处主动露面，结果在去买牛排解馋的路上，被特务再次抓获。

这次被抓后，蔡孝乾很快叛变，并陆陆续续供出了大量地下情报人员名单。

而朱枫烈士与吴石将军，就是在蔡孝乾叛变之后暴露身份的，最终二人与陈宝仓将军、聂曦共四人，在当年6月10日牺牲。

吴石将军等人的牺牲，只是一个开始，当时的老蒋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只要涉及到“通共”的人，不管是谁都不会手下留情，正因如此，有不少在国民党中身居要职，甚至是将军都遭了老蒋毒手。

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李玉堂，李玉堂在解放战争时期，与李延年、李仙洲以及王耀武并称“三李一王”，加上他出身黄埔，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蒋嫡系，此外，在国军败退台湾时，李玉堂也并没有被剥夺兵权，而是担任着32军军长职务，要知道，当时老蒋手里也就32军、63军和暂1军这三支部队建制最为完整，而李玉堂能担任其中一个军长，也足以说明老蒋对他还是相当信任的。

但即便如此，李玉堂和他的妻子陈伯兰，均因为涉嫌“通共”，最终遭到了杀害。

李玉堂被抓之初，审判庭成员均是其多年同僚，如审判长便是钱大钧，因此几个人试图保住李玉堂的命，但老蒋当时已经杀红了眼，面对审判庭递上来的“重判但免死”的报告，老蒋直接批了一个“耻”字，最终干脆直接绕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判了李玉堂死刑。

这个做法，其实与吴石将军遇害时一样，当时参与审判的蒋鼎文、韩德勤以及刘咏尧，也是想保下吴石的命，可奈何老蒋根本不同意。

对追随自己多年的将军尚且如此，而对刘晋钰，老蒋更不会留情了。

老蒋不是不知道刘晋钰在电力方面的贡献，但贡献再大，只要涉嫌“通共”，那么一切归零，而当蔡孝乾被捕后，供出了刘晋钰的情况，并告诉保密局称“刘晋钰一家五口都是地下党”，于是特务迅速上门，对刘晋钰实施了抓捕。

最终在吴石将军遇害一个月后，也就是1950年的7月17日，刘晋钰也牺牲在了马场町刑场。

值得欣慰的是，刘晋钰牺牲后，他的四个儿子躲过了老蒋毒手，其中长子刘登峰在蔡孝乾被捕之前，发现与自己单线联系的地下党人员失去了音讯，马上判断出对方已经暴露，所以在报告组织后，最终奉命撤离台湾。

此外，刘晋钰的次子刘登元、三子刘登明，是在1949年4月，也就是台湾大学爆发“四六事件”后，组织上任务形势紧张，因此要求一部分骨干撤离，而他们二人与刘登明的未婚妻匡敏，均安全离开了台湾。

还有刘晋钰的四子刘登胜，父亲就义时，他只有18岁，由于学业较重，因此年龄等关系，组织上并没有对他下达过任务，所以最终躲过了一劫，在此之后，刘登胜发愤图强，在学业上取得了极大成就，后来还成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而他党员的身份，三个哥哥均不知道，一直到1974年他回国讲学时，兄弟四人团聚聊天，才知道了他的这个身份。

四人回忆起父亲，除了尊敬就是敬仰，当时父亲并不是没有走的机会，但在明知道留下来危险极大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留了下来，单是这份胆气，就让兄弟四人无比钦佩。

刘晋钰牺牲时，正值台湾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期，没人敢去收尸，在这种情况下，刘晋钰的堂弟刘晋柯，冒着危险把哥哥的遗体背了回来，并妥善进行了安葬，

2011年，刘晋钰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