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账本看真相：为何说战争对中产阶级的打击最为沉重？

1936年深秋的宿县街头，黄包车夫撩起布帘，一位穿长衫的中年人躬身下车，衣角沾着新墨香气。他掏出怀表确认时辰，随手摸出两枚铜元递给车夫，转身步入货栈。

这是董士沅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清晨——账本上工整写着：“赏车力2角，购烧鸡1元4角，付邮汇武进家用3元。”

谁也不会想到，六年后的同一天，这个体面人会在破屋中颤抖着记录：“卖字画得银8角，购杂粮3升。”

一本泛黄账簿，就这样不动声色地掀开了战争碾压中产阶级的血色真相。

鱼蟹满桌到杂粮果腹：体面生活的崩塌轨迹

翻开董士沅1936年的账册，字迹如印刷体般规整。每月103银元的收入中，46元来自货栈掌柜的固定薪资，余下则是投资分红与存款利息。他的开支清单更像一幅市井风情画：每周必有烧鸡、鱼蟹，出门必乘黄包车，连下乡收租都要专门购买开水鸡蛋。

当年12月2日那笔“援绥军捐款1.34元”，在满纸佳肴记录中显得格外庄重——这是战云密布前夜，一个中产者的家国情怀。

转折始于1937年秋。账本空白处突然出现潦草批注：“沪战起，汇武进家用倍之。”

随着南京沦陷，这位江苏武进籍商人开始频繁向老家汇款。1938年初的账目里，“购爱国公债10元”与“红十字会捐5元”并列，而肉类支出已缩减三成。

至1939年，他被迫出租宅院换取租金差，账上首次出现“卖字画得银”条目。曾经随手打赏茶房2元的阔绰，变成了“赏倒便桶1角”的窘迫。

良民证与算命钱：精神世界的双重沦陷

1940年的账本里，两项新支出刺痛后人眼睛：办理良民证1.2元，算命看相共计3元5角。前者是沦陷区百姓的生存凭证，后者则是乱世中产的精神麻醉剂。

没过多久，董士沅的体面就破碎在物价飞涨中。他依旧坚持洗澡理发，却要将这两项服务拆开消费；仍然购买书籍，但书目从《墨子汇海》变成了《心经》《金刚经》。

档案显示，同期上海米价暴涨40倍，而董士沅的月收入锐减至战前三分之一。账册里“邮递费”条目激增，透露着他对江苏老家的牵挂。

1941年某页夹着半张《申报》，报道着“沪上名流避居香港”的消息，而他的账本上写着：“购旧皮箱1只，价2元——或许这是他准备逃难的见证，但最终，这个皮箱始终没有装满远行的盘缠。”

知识分子的体面：乱世中的最后防线

在1942年2月的最后一页账目里，“购《英汉辞典》1册”的记载依然清晰。此时董家已搬进漏雨的厢房，但董士沅仍在坚持阅读。战前藏书多为《法律质疑汇刊》《铁道史》，战后新增的《金刚经》与《面相学》暴露了他的惶惑，而《英汉辞典》的存在，又隐约透露出某种不甘。

同时期《大公报》的社论或许能解释这种矛盾：“中产阶级如风中芦苇，既无劳工之无产无畏，亦无豪绅之翻云覆雨。”

董士沅的困境正在于此：他既不能像富商那样转移资产，也不愿像苦力般彻底躺平。账本里反复出现的“量入为出”四字批注，恰是这种挣扎的注脚——即便在购买咸菜时，他仍坚持用毛笔标注价格波动。

恩格尔曲线的警示：0.3到0.6的生死跨越

经济学家在董士沅账本中发现惊人数据：1936年其家庭恩格尔系数仅0.28，属“最富裕”层级；1938年飙至0.605，直接坠入“贫困”区间。这种断崖式下跌的背后，是战争对中产阶层的精准打击——他们既无土地抵御通胀，又无足够资本投机倒把。

账本显示，董士沅战前投资收益占总收入55%，而1940年后此项归零。更残酷的是，当富人通过囤积居奇获取暴利时，中产者却因“体面”束缚难以转型。他宁可绕远路花双倍路费返乡，也不肯像小贩般沿街叫卖；即便变卖家当，也要用“出租房屋”“兼职卖字”等看似体面的方式。这种精神枷锁，或许比经济困境更致命。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抗战时期社会经济调查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民国物价史资料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沦陷区经济研究（1937-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中产阶级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董士沅家庭账簿（1936-1942）》（宿县地方志办公室藏）
《申报》影印本（1936-1942年）
《近代中国民间文书与日常生活》（浙江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