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一个月，班上29人吃抗抑郁药，厌学孩子的父母有这些共性？

每逢开学后，各大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科诊室永远排着长队。

有高中家长说，孩子班上50人里，竟然有29个学生在吃抗抑郁药……

本学期开学不久，来自湖北和江苏的两例中学生轻生事件，更是让全国各地家长的心头蒙上了阴霾。

与此同时，开学后北京大学的心理健康咨询预约，每个时间段点进去，都是预约爆满。

图源小红书@芝士鱼鱼

据《柳叶刀》子刊最新研究，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约3080万例。这批孩子，是厌学乃至休学的高频群体。

根据调研，超过50%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经历过休学，平均休学通常不止一次（1.78次），多在初中期间休学（14.16岁）。

而每个抑郁症孩子身后，都站着一个同样迷茫的家庭：

有的刚遭遇“晴天霹雳”，对孩子的确诊无比焦虑却无所适从，“我们承认自己不懂，但愿意为他去学习”。

有的仍在陪伴孩子漫长抗争，“我们开始学着好好说话，孩子变成这样是我们的责任。”

有的则在教训中艰难觉醒，“我女儿被救了回来，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三个孩子的故事，更是三个家庭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呼唤着更多人关注和支持抑郁症孩子的情感疗愈。

1

孩子确诊抑郁症后

爸妈反复询问“是不是搞错了”

14岁的阿哲走进心理科诊室时，手指还在无意识地抠校服袖口。

校服上印着的校名，象征着他三年间转的第三所学校——父亲的工作调动让他从县城到地级市，再到如今的省会城市。

新学校的同学早已形成固定的小圈子，他插不进去；课本进度不一样，数学课上老师讲的函数，他连基础概念都没听过。

渐渐地，阿哲开始躲着同学，课间缩在座位上假装看书，放学故意磨蹭到最后一个走，晚上躺在出租屋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总循环着“我怎么这么没用”。

母亲最早发现他的不对劲：以前爱说爱笑的儿子，现在回家就关房门，问他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只能得到千篇一律的敷衍。

“给他买喜欢的篮球，以前都是欢天喜地去和朋友玩，现在就扔在床底下落灰。我觉得奇怪，但是问他也不说。”

直到有天晚上，母亲起夜时发现阿哲在卫生间偷偷哭，手腕上有几道浅浅的划痕，才慌了神，第二天一早就带他去了医院。

阿哲确诊了轻度抑郁症和焦虑症，拿到诊断书时，父亲的声音都在抖，他反复问医生：“是不是搞错了？孩子就是有点内向，适应适应就好了。”

母亲则在一旁抹眼泪，想起网上一些“抑郁症是矫情”“靠意志力就能好”的说法，竟真的试着跟阿哲说：“你就是太脆弱了，多跟同学打打球，别总胡思乱想。”

这话当然没起到作用，阿哲反而更沉默，连饭都吃得少了。

复诊时，医生推荐阿哲的父母去听抑郁症科普讲座，当听到“频繁转学导致的社交断裂，是青少年抑郁的重要诱因”时，父母才恍然大悟。

“我们以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环境就够了，实在是忽视了他的意愿，每次刚交到朋友就又搬家了。”

从那以后，家里的氛围慢慢变了。父母不再逼阿哲尽快融入班级，也不再催他补齐新学校的学习进度，而是帮他报了线上数学辅导班，由着他从基础学起。周末，阿哲不再参加安排得满满的补习，而是和父亲一起去公园打篮球。

两个月后再次复诊，医生说阿哲的抑郁情绪有明显缓解。那天回家，阿哲主动跟父母说：“我们班有个同学也喜欢打篮球，下次我想约他一起。”

母亲激动得差点哭出来，她看着重新打起精神的儿子，想起讲座上说到，孩子患上抑郁症时，家长的“不慌乱”比“多用力”更重要。

“我们承认自己不懂，但是为了儿子愿意去学习，愿意更耐心一些，多陪陪他，有用实在是太好了。”

阿哲的故事，是无数初遇抑郁困境家庭的影子。很多时候，家长的慌乱与误解，会成为孩子康复路上的第一道障碍。

父母的及时转向，不把抑郁症当成孩子的错，而是看作全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是缓解孩子抑郁问题的关键一步。

轻度抑郁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家庭用错误的方式将孩子推向更深的孤独。不妨听听孩子内心深处的声音，他们所需要的，或许只是来自家人的支持与陪伴。

2

孩子“满是争吵”的记忆里

填满了父母的忽视与伤害

在小棠的记忆里，父母的争吵从未停过。

从忘了交水电费到对孩子不上心，一句话不对就能摔碎碗碟。有次父母吵到要离婚，吵醒了睡觉的小棠，父母都看到了，却没人过来抱她。

慢慢的，小棠学会了“闭嘴”。一回到家，她就把自己关在房间，用耳机堵住父母的争吵声，作业本上的字越写越轻，成绩从班级前十掉到中下游。

直到升入高中那年，父母因为给她报补习班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父亲摔门时撞倒了她的书包，课本散落一地，小棠突然情绪崩溃，尖叫着把书扔得满屋都是。

那次崩溃后，父母才带小棠去看病，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母亲坐在诊室走廊里哭了很久，医生的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和丈夫的争吵，早已在孩子心里刻下了伤痕。

医生建议全家一起做心理咨询，父亲起初不愿意，觉得是孩子的问题，跟自己没关系，但看到小棠服药后仍频繁情绪低落，还是妥协了。

第一次家庭咨询时，咨询师让他们说说家里最温暖的时刻，空气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小棠小声说：“小学时妈妈带我去放风筝，风筝线断了，我们追了一路，笑得肚子痛。”

母亲听到这话，眼泪又掉了下来，父亲也红了眼眶。太久没关注过孩子的感受，他们甚至忘了，自己也曾是温和的父母。

“我们开始学着好好说话。”父母约定以后不在孩子面前吵架，有矛盾就等小棠睡着后再沟通。

如此两年后，现在的小棠，虽然还需要定期复诊吃药，情绪也会有反复，但已经能主动向父母表达情绪。“总体而言是向好发展的，我们不奢求她马上康复，只希望不要再让她更难受。”

小棠一家的抗争之路，显得十分漫长，也更加艰难。她的抑郁症，源于家庭关系的裂痕，而康复的关键，也在于家庭关系的修补。

一般而言，如果孩子患上抑郁症，其家长患病的可能性其实也很高。

根据斯坦福医学院的综述，在大多数抑郁症病例中，大约50%的原因是遗传的，大约50%源于其他因素。在一个不够健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孩子很难保持阳光向上。

很多时候，父母总以为给孩子物质就够了，却忘了孩子最需要的是温暖的家庭。

抑郁症的治疗没有捷径，但当家庭愿意一起反思、共同改变，那么爱或许也能够修补曾经的裂痕，给孩子更多与疾病对抗的力量。

3

孩子轻生被抢救回来后

一个家庭的悔恨与疗愈

林溪从教学楼坠落的前几天，外套口袋里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精神科挂号单。被送到医院抢救的那三天，父母守在ICU外，几乎没合过眼。

母亲一遍遍翻看林溪的手机，才发现女儿藏了太多秘密：

高中的QQ空间私密内容里，写着她对生命的“无意义感”，当年被自己批评为心思不正；

刚上大学没多久的第一张精神科挂号单，女儿从没跟他们提过；

没有关注任何人的社交媒体账号里，最后一条更新内容是“太累了，好想歇会儿”。

但林溪的抑郁，其实早有征兆。

高中时，她因跟不上重点班进度而焦虑，跟母亲说想转到普通班，母亲却骂她没出息；大学时，她不知道如何与陌生人相处，被室友孤立，和父母说在学校很孤独，却被要求要多适应，别总想着别人的问题。

她尝试过自救。从大一开始，她就去精神科报了到，拿到抑郁症确诊书后，也尝试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却预约了两次都没敢去。

从小到大，父母的反馈让她认为情绪问题是“没出息”的，是“羞耻”的，于是林溪把所有情绪都藏在心里，直到再也撑不住。

万幸的是，她被救了回来。苏醒后，她看着病床前憔悴的父母，没说话，只是费力转过头盯着窗外。母亲握着她的手，哭着说对不起，林溪的眼泪才掉下来。

那段时间，父母请了长假，24小时守在医院，给她擦身、喂饭，即使得不到回应，也坚持和她说话聊天。

他们还加入了抑郁症患者家属互助群，跟着其他家长学习怎么跟孩子沟通，甚至去做了公益志愿者，在医院给其他困境家庭分享经验。

病床上的林溪，身体机能依然没有完全恢复，但医生的诊断让这个家庭看到了一分希望：她的轻生倾向，已经不再强烈。

林溪家的教训是沉重的，父母的忽视和指责，把孩子推向了绝望的边缘，能在悔恨中重新学习如何爱孩子，是幸运之神的眷顾。

很多时候，家长总觉得孩子还小，不懂事，却忘了恰恰是不懂得表演的孩子，他们的情绪从来不是小题大做；总以为学习最重要，却忽视了心理健康才是孩子一生的基石。

林溪的幸运在于，轻生后能被救回来，这个家庭仍然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但不是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机会。

阿哲在家庭的陪伴下逐渐走出阴霾，小棠仍在与抑郁症的抗争中慢慢前进，林溪则在父母的觉醒中重新开始生活。

三个孩子的经历，展现了抑郁症对家庭的不同冲击，也反映了抑郁症比起个人的疾病，更像是整个家庭的痛苦。

研究表明，当孩子持续有症状未康复时，高达68.8%的家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36.6%有抑郁倾向，32.2%高抑郁倾向）。即便孩子病情好转，无明显症状回归正常社会，仍有46.2%的家长存在抑郁问题。

可以说，抑郁症是整个家庭的潮湿。

而家庭同样也是抑郁症防治的第一道防线。

面对抑郁的孩子，家长需要摒弃“抑郁症是矫情”“情绪问题不重要”的错误认知，把情绪教育纳入日常。

多跟孩子聊感受而非成绩，多关注异常信号而非表面乖巧，多给孩子试错的空间而非过高的期待。

抑郁症不是孩子的“病”，而是需要整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

它像孩子心里落了场漫长的雨，而来自家庭的温暖，会让他们知道这场雨总会停。

参考资料：

[1]男孩派：开学季两个初三学生轻生事件：为什么越是优秀的孩子，心理问题越严重？

[2]谷雨数据：孩子抑郁休学，家长也在同一个漩涡里丨谷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