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编制、零薪酬”，带领团队完成《明史》编纂

康熙十八年（1679年），身着素朴葛布长衫的万斯同，步入紫禁城东华门外的明史馆。面对康熙皇帝钦赐的翰林院纂修官服，他平静地拱手致谢，随后将官服叠好收入随身行囊。这位婉拒清廷正式官职的学者，在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间，以平民身份深度参与并主导了《明史》的编纂工作，其核心作用与贡献堪比总纂官，故被后世尊为“布衣总编”。

万斯同画像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万斯同出生于浙江鄞县（今宁波）一个世代为官的仕宦家庭。其父万泰坚守气节，拒绝出仕，亦是复社重要成员，家中常聚四方志士，浙东学派宗师黄宗羲等具有强烈遗民情怀的人物皆是座上常客。童年的万斯同常躲在屏风后，聆听长辈们痛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1645年清军南下时发生的大规模杀戮事件）的血泪往事。这种在明末清初浓厚遗民氛围中成长的独特经历，不仅塑造了他深沉的家国情怀，更在他心灵深处埋下了以史明志的种子。历史于他，不仅是学问，更是故国魂魄的寄托与文明存续的凭据。

童年时，父亲在书斋昏黄的灯火下，常将珍藏的明史残卷抄本郑重地展示给年幼的万斯同，希望他以生命守护历史记忆。成年后，为实现父亲遗愿，万斯同踏上系统研学之路。顺治十六年（1659年），时年二十一岁的万斯同拜入黄宗羲门下，这成为其人生的关键转折——他不仅系统学习了黄宗羲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考据方法，更在老师不仕新朝、坚守文化道统的榜样感召下，淬炼了遗民气节，并传承了对官方记载的批判精神。这段经历，为他日后以布衣之身担起修史重任，奠定了深厚的学养与精神根基。

黄宗羲画像

为笼络汉族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面对清廷首次大规模征召名士的行动，万斯同的选择耐人寻味。当浙江巡抚举荐万斯同时，四十岁的他正在宁波天一阁校勘史料。面对朝廷的征召，他以“经术世务非所长”为由婉拒。

然而，拒绝官方征召并非仅仅避世之举。万斯同内心深处与老师黄宗羲及甬上师友一样，怀抱着一个更宏大的志向——私修一部能存故国之真、扬民族气节的《明史》。他们曾商议搜集遗民故老手中的野史、笔记、奏议抄本，甚至秘密抄录散佚的官方档案，以期在官方修史之外，留下一部“信史”。他们深知，由新朝官方主导的史书，难免讳饰、篡改，尤其涉及明清鼎革之际的抗争。万斯同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四处访求史料，辨伪存真，其史学才华与使命感已初露锋芒。

但私修国史，谈何容易？巨大的修史工程需要稳定的财力支持、安全的环境和广泛的信息渠道。史料来源有限且零散，许多关键档案深藏宫禁或已毁于战火，遗民手中掌握的也多是片段。更严峻的是，清廷对民间私修史书，尤其涉及本朝得国历史的，监控严密，动辄以“悖逆”论罪。万斯同与师友们虽怀抱赤诚，却深感举步维艰，宏愿难酬。

正是在这种私修明史的理想遭遇现实重挫的背景下，当史馆总裁徐元文以私人身份、非官方形式发出修史邀请时，万斯同的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挣扎与权衡。他最终接受了邀请，以布衣身份参与《明史》编纂。私修之路已断，万斯同只能选择这条更艰难也可能留存更多真相的“入虎穴”之路。

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实则是遗民学者在高压政治下，为坚守气节与完成文化使命而采取的智慧策略——他选择深入官方修史的核心机构，以争夺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尽可能防止清廷主导的《明史》过度歪曲明朝历史，确保故国记忆的真实传递。

按照规定，史馆征聘的学者可享七品俸禄及“翰林院纂修官”职衔，万斯同却坚持“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史馆总裁徐元文最终破例同意。他与友人交往，自署“布衣万斯同”，从不冠以官衔，尤以黄宗羲所赠“一代贤奸托布衣”诗句自持。他拒绝领取俸禄，甘愿清贫，寄寓在时任总裁官（先是徐元文，后为王鸿绪）家中，每日步行往返于史馆与寓所之间。

万斯同为人谦逊平和，骨子里却刚正不阿。他力主并毕生坚守“据事直书”的编纂原则，反对为尊者讳的曲笔之风。当同僚试图在涉及明清鼎革的关键史实中进行粉饰或添加溢美之词时，他正色道：“史笔当如明镜，照见本相，岂可为粉饰太平而失真？”有清廷官员因与明末阁臣杨嗣昌有旧，欲为其传粉饰时，万斯同当即断然拒绝，并义正词严地历数其误国罪行。明末一运饷官临阵脱逃被处决，其孙竟携重金行贿，要求将其祖父伪称为抗敌死难者。万斯同愤然斥责，严词拒绝，并将贿金掷出门外。

尤为可贵的是，万斯同对官修实录持清醒而批判的态度。他虽主张修史应以实录为主要依据，但深知其讳饰弊端，绝不盲从。例如对于《明太祖实录》，他就颇多批评。他认为明太祖“功盖天地”，但其杀戮功臣的暴行实为历史所罕见，这是“非人之所敢谤，亦非人之所能掩”的事实。然而在《明太祖实录》中，这种事却鲜有反映。这是因为《明太祖实录》曾经三修，大量史实在重修过程中被删改。他直言此类实录已失信史价值，其内容不可尽信，学者需谨慎辨析。又如对于《明孝宗实录》，他也深为不满，因为《明孝宗实录》的总裁之一是焦芳，焦芳党附大太监刘瑾，故所修实录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处理敏感历史事件时，万斯同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他力主在《明史》稿本中设置《阉党传》《流贼传》，既如实记载魏忠贤乱政的史实，也不避讳李自成起事的经过。这种审慎的编纂策略，是在清廷划定的禁忌边缘，最大限度地呈现历史复杂性。万斯同的智慧在于，他深知历史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而守护真实需要策略。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言：“史之为道，非纪功碑，非谤书，乃天下公器也。”他毕生追求的，就是守护这“公器”的纯洁性。

在史料考据方面，万斯同系统性地实践并推进了“以原始文献证史”的方法。他主持广泛搜集、系统整理散佚的明代原始文献，如官方邸报、题本、奏议抄件、私家文集、笔记、野史等，从中严谨辑录出大量珍贵史料。这种方法论的严谨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明史》的编纂质量，确保了史实的准确性，并为乾嘉考据学乃至现代实证史学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其开创性价值被后世史家高度评价。

在编纂《明史》的过程中，万斯同贯穿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精神建构意识。他在《儒林传》中表彰王阳明、顾炎武等思想家，在《文苑传》中收录袁宏道、汤显祖等文学家，这绝非简单的史料汇编，而是通过史学书写，有意识地梳理、彰显中华文化的精神与道统传承。《明史》在他参与奠定的基础框架下，超越了政治断代的局限，成为一部承载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自信的传世巨著。

万斯同编《明史》手稿手迹

历经二十余载青灯黄卷，这位“布衣总编”的生命也即将走到终点。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六十四岁的万斯同在史馆猝然离世。相传临终时他叮嘱道：“此稿可刊不可改。”这短短七字，字字铿锵，是他对毕生史学信念的最后坚守，是对历史真相不容篡改的庄严宣告。后人感念其功业风骨，在其墓前镌刻下“班马三椽笔，乾坤一布衣”的对联。这十字精练地概括了万斯同杰出的一生：其史才史笔可比肩司马迁、班固的如椽巨笔，而其身份与精神是贯通天地间秉持气节的一介平民史家。

尽管后续王鸿绪等人对史稿多有删改增饰，尤以涉及明清易代之际史事为甚，但正是以万斯同为核心奠定的坚实史料基础、严谨编纂原则与主体框架，使得最终成书的《明史》成为“二十四史”中评价极高的断代史之一。其严谨、翔实、客观的风格，赢得了后世学者的普遍赞誉。这位“布衣总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史学理想，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信史典范。

（原文《“布衣总编”万斯同》刊于《名人传记》2026年第1期

文/苏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