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光良：“采药昆仑”石刻相关问题的探讨（全文）

摘要：黄河源区扎陵湖北岸发现37字秦代石刻，记录秦始皇遣五大夫翳率方士赴昆仑山采药。指出早在秦代已经精准探索河源，昆仑即东昆仑山脉黄河源区，改写了人们对中华早期历史中青藏高原地理的传统认知；两湖区域八千年—三千年前已有人类活动，为秦人西行奠定知识基础；与岩画、出土车轮互证，证明采药车辆到达高原腹地可行性，并将唐蕃古道历史提前。“采药昆仑”季节选择精准对应高原植被物候，显示羌人向导与后勤支持是行程成功的关键，而其中所反映“中央权威+地方知识”的互动模式，体现羌秦交融，反映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形成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基础扎实而牢靠。其发现对于青藏高原早期交通、地理及文化交流，破解昆仑神话地理密码，彰显秦帝国组织力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有重要意义，为秦史、昆仑文化、早期疆域、高原交通、民族关系及人地互动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综合研究范例。

2020年7月5日，笔者科考队在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一处“皇”字石刻，2025年6月8日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披露其为37字的秦代摩崖石刻，记载了秦始皇派五大夫翳赴昆仑山采药之事，提及“皇帝遣五大夫翳采药昆仑”。石刻内容为“ 皇帝使五大=（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行可二百五十里”（原文），认为石刻大意为：秦始皇派遣五大夫翳，带领方士来昆仑山采药，翳带领众人于秦始皇廿六年三月己卯（后经刘钊、姜生等考证，应为三十七年三月初二），乘车到达这里（扎陵湖北岸），再往前行驶二百五十里就到达目的地了。这一发现堪称学术界的重大突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现就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一、昆仑文化与《山海经》中的昆仑

昆仑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共同构建的核心文化符号，是以“昆仑”为象征体形成的包含宇宙观、政治理念、伦理价值和民族精神的复合文化系统。从字源角度考察，“昆仑”二字承载着中华先民对天空与宇宙的最初认知：“昆”从日从比，意为“日日比之为同”，表达对太阳运行规律性的观察；“仑”从亼从册，意为条理伦次，二者结合指代日行有序的天文现象。这一早期认知成为昆仑文化的天文观测基础，标志着中华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理解。

其后，昆仑与《山海经》紧密联系。《山海经》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并非一人一时所著，是先秦时期集体智慧的结晶，其记录时间段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汉代。它是中国为数不多最古老的著作之一，内容不仅涵盖了天文历法与宇宙观、地理方志与异域图景，系统性记录447座山脉方位、物产、祭祀礼仪；它更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经典，记载了流行于上古时期先民神话体系、巫医文化与万物有灵观念，其中神话传说就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堪称“上古百科全书”；它更承载着先民对世界的原初认识、思想观念与精神世界，反映了中华文明早期观念中的锲而不舍，奋斗不息的精神品质。

《山海经》对关中盆地—河南三门峡一带记述较为详细，愈往西或北或南，记载则较为粗略，反映出先民以中原为中心，分别向东西南北四方探知与认识的知识体系，可以发现这种知识体系对于中华文明早期成熟一带的中原认识较为准确和深刻，而对遥远的边疆地区认识则相对有限，较为模糊。无论如何，《山海经》作为中华先民对其所处东亚区域的山川、河流、物产等地理状况的早期认知成果，这一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山海经》中多次提及昆仑，其中《西次三经》中昆仑之丘1处；《海内西经》中昆仑之虚3处，描述集中；《大荒西经》中昆仑之丘/昆仑之虚2处，《海外南经》中昆仑虚1处，《北山经》中昆仑之丘1处，显然此处指的并非是主昆仑。由《山海经》对于昆仑记录，可以发现昆仑有以下几个特征：

1、昆仑是位于西部的实体高山，巨大且高峻，因此《山海经》描述到昆仑时主要集中在《西次三经》等西部地区，而且《海内西经》中记载“昆仑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我们知道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现三大阶梯，其中位于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是第一级阶梯，平均海拔44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是中国地势最高的一级，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世界级大河的发源地，高原上分布有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唐古拉山脉、横断山脉等高大山脉，第二、第三阶梯依次降低，第二级阶梯平均海拔在 1000-2000米之间，第三级阶梯，位于中国东部，地势地平，平均海拔基本在 500米以下。因此中国西部有高大高原和山脉，这一基本地势概况已经被古人所认识，因此把位于西部高原上高大的山脉比喻为似天一样高的天山，进而演化为昆仑山，这符合中华大地地势的基本态势。

2、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西山经》记述“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即“河出昆仑”，意思是说昆仑山是黄河发源的地方。可以看到在古人眼里昆仑山和黄河联系到一起的，二者有紧密的相关性。我们知道今天的东昆仑山主要位于青海省境内，东西向延伸约1200千米，海拔4500-5000米。包括自北向南分为三列近乎平行的山脉，包括北支（祁漫塔格山、沙松乌拉山、布尔汗布达山等），中支（布青山、阿尼玛卿山等）和南支（可可西里山和巴颜喀拉山等）。它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核心地貌骨架，也是黄河源区之所在（图1）。

图1 青海省主要山脉—河流图（审图号青S（2023）211号）

3、昆仑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上面生长有仙草仙木。《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说明在古人精神世界里，昆仑山是天帝在人间的居所和都邑，而且生长有神奇功能的仙草或仙木，食之即可以达到长生不老之功效。在现代人眼里，这种观念可笑而荒诞不经，但在东方先民的早期认知中，世界正是被神话与传说所填充。这是人类幼儿时期的共同经历，也正反映出昆仑神话等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早期特征。可以看到《山海经》中关于昆仑的记载是上古神话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描述为一座兼具神性、政治权威和宇宙枢纽意义的圣山。

二、“采药昆仑”石刻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鄂陵湖—扎陵湖（两湖）区域人类活动历史悠久

笔者团队在2020-2022年对两湖人类活动遗存进行调查，共发现的15处露天遗址，分布于鄂陵湖—扎陵湖北岸二级阶地，阶地距湖面高度介于1-7米之间。其中发现有12处细石器遗存点，自地表采集112件石器，其中包括石核1件、细石核6件、石叶5件、细石叶39件、石片27件、工具14件、断块残片20件。在距扎陵湖湖岸大约40米远的二级台地上发现石棺葬，台地高出湖面50米左右；从外形来看石棺葬长约2米，宽约0.9米，为东—西走向分布，形态呈现东窄西宽，整个石棺葬由青灰色的硅质岩石板插在泥土中围砌而成，所用石板亦未经过仔细打磨，摆放也不甚规整，石板高出地表约20cm（图2）。青藏高原石棺葬起源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宗日文化，兴盛于青铜时代（距今3000-2200年），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东部藏东横断山脉、藏南河谷及川滇青藏交界的“民族走廊”地带，是研究该区域史前文化、族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关键考古遗存。其特点是墓室用天然板岩拼砌成长方形石棺，无粘合材料，尺寸通常长1-1.2米、宽0.4-0.6米、高约0.5米，仅容屈肢葬或二次葬。

炭屑是植被不完全燃烧的产物，其浓度峰值通常对应过去自然或者人为的火事件，剖面中炭屑富集层或者高值区往往与区域人类活动相关。根据对两湖北岸自然剖面的炭屑分析表明，各粒级均在距今8.4千年、6.2千年和3.0千年处出现峰值。联系前文，我们推测细石器遗存年代在8千-6千年前，而石棺葬年代在3千年前左右。这表明，早在全新世中期和晚期，两湖区域已存在人类活动。因此距今2200年前的五大夫昆仑采药之前，两湖区域已存在一定的人类活动，这为认识黄河源头地理知识打下了坚实基础。换言之，五大夫昆仑前往河源采药之际，人们对这里的地理状况已经积累了一定认知，相信采药队也充分利用了早期积累的地理知识。

图2 扎陵湖北岸的石棺葬

（二）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车

在中原地区先秦和秦代时期，使用车（尤其是战车和礼仪用车）远比骑马普遍和重要。战车是先秦，尤其是西周、春秋时期军队的核心力量和衡量国力的标志（“千乘之国”、“万乘之君”），车是王公贵族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民间车更是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由于缺乏有效的马具及其关键驾驭技术，单独骑马作为交通或作战的情况较为罕见，马的主要用途是拉车。直到战国中后期赵国实行“胡服骑射”，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和服装，骑马才逐渐兴起，但并未完全取代车的地位，当时用车的场景和人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远超骑马。至于秦代的造车技术，以1980年于秦始皇陵出土的秦陵一号铜马车为例：单辕双轮，驷马系驾，由3064个零部件组成，结构复杂，设计精巧，制作技艺高超。

同期在青藏高原，距今3200年的昆仑山野牛沟岩画中已出现双马拉车的具象描绘，其形制与中原的骈车相当，《说文解字》释“骈，驾二马也”，专指由两匹马共同牵引一辆车的配置，甚至在大致同期的诺木洪遗址中亦出土有木质的车轮。这些车辆既便于运输，也有充当战车的功能，例如天峻卢山汉代岩画中，便有勇士驾驶骈车射猎野牦牛的场景（图3）。由此可见，车在高原使用较为普遍，以骈车为主，并从青铜时代延续至汉代，用车之风与中原大体一致。这为公元前210年的“采药昆仑”队伍中交通工具主要以车为主提供了合理阐释，也反映出该石刻鲜明的时代性和记录的准确性。

图3 青藏高原野牛沟岩画（上）和天峻卢山岩画中的车辆

（三）秦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两湖区域气候状况

引用青海高原的过去6000年气温与柴达木盆地降水变化记录来说明（见图4），秦代气温和降水在过去6000年里并不是最低值，也不是最高值，总体与现今持平，即秦代气候状况与现今类似。顺便提及距今8千-7千年为全新世大暖期，气温较现代高出1.5℃，年均降水量高出现代约一半，气候状况较佳；3千年前的青铜时代，气温比现代高0.5℃，降水量比现代略高，气候环境状况略优于现代，但不如全新世大暖期，因此推测8千-7千年和3千年前较好的气候，也是古人得以在此活动推动的因素之一。秦代昆仑采药队抵达两湖区域，参照与现今相近的气候状况推断，当时气候条件并未比现在严酷。根据现有气候监测资料，扎陵湖现在气候状况如表1所示，全年降水主要集中于5月中旬至9月下旬（占全年降水80%），7月降雨量最大（50毫米）。扎陵湖区域气温较低，年均温约为-4℃，全年基本无无霜期，10月至次年4月月均温均低于0℃。从湖区风速来看，3月达到最大值，8月降低至最低值，湖区盛行西北风和北风。因此扎陵湖区域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海拔约4294米，属典型的高原高寒气候，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冬季严寒漫长，夏季凉爽短暂，气温低没有无霜期；降水偏少，以雪为主；湖区冰冻期长，春季强风；日照时间长但热量不足，生态环境总体特征是高寒而脆弱。

从植被特征来看，扎陵湖区域以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为主，典型物种为蒿草、苔草、针茅等耐寒草本植物，群落结构简单，植株低矮（多低于20 cm），常呈垫状或匍匐生长以减少风害和热量散失。受气候条件影响，植被生长期短，主要集中于夏季6-8月，全年有效生长周期仅约3个月。

此外，两湖作为河湖一体的外泄湖，湖面较为稳定，从全新世中期至今，未出现大幅度的湖面波动，这一推断可从高出湖面不到1米的湖岸上采集到的细石器上得到证明，说明湖面和湖岸线自全新世中期以来基本平稳，并与现今状况相似。这也从侧面说明，秦代“采药昆仑”队到达扎陵湖北岸时，附近地形地貌、湖面大体与现代类似，且在秦代至现代2200余年间，也并不存在石刻地点淹没在湖面以下的可能。

最后与“采药昆仑”有关的是河源地区的药用植物资源。三江源被誉为“中华水塔”，其独特、极端的高寒缺氧环境、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巨大的昼夜温差和复杂多样的地貌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它们是适应极端环境的次生代谢产物，为适应极端环境，许多高原植物进化出产生大量具有特殊生物活性的次生代谢产物（如生物碱、黄酮类、苷类、多糖、挥发油、萜类等），这些高原特有植物拥有独特的生物活性成分，具有独特的医药价值，成为珍贵的药用植物，比如红花绿绒蒿、山莨菪、冬虫夏草、藏菌陈、红景天等。它们是中医药学体系的重要药材，是经典药方剂（如七十味珍珠丸）不可或缺的成分，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肝胆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免疫疾病、高原病等。因此独特和有显著功效的药用植物也成为吸引五大夫“采药昆仑”重要动力。以现代科学视角审视，这些药用植物虽不能达到长生不老之仙力，但其独特的药效价值确实具有客观依据。如果从此角度分析，五大夫“采药昆仑”也具有一定合理性，而并非空穴来风，毫无事实基础。

图4 青海高原全新世中晚期气温与降水演变图

注:气温距平—与现代年年均温的差，降水量—与现代年均降水之差占现代年均降水量的百分比

（四）采药季节的选择

高原旅行具有其特殊性，这是其高寒自然环境决定的。整理部分过去高原旅行记录（表2）可见，统计时段主要集中于明清至民国时期，旅行者既包括官方团队，也涵盖传教士等个体。从出发的时间来看，既有一年四季皆可出行，夏季有出行的，冬春季亦有出行，视情况的轻重缓急而定，并不存在高原旅行仅仅限于夏季和秋季的呆板认识。比如1937年夏季马鹤天从西宁到玉树考察，就是官方支持的团队旅行，历时37天，其中谈到在高原旅行的三要素是“小溪青草干牛粪”，小溪能为旅行提供水源补给，青草是给队伍中牲畜提供草料，而干牛粪是必须的生火做饭的燃料。而欧洲传教士卡布拉尔则是1627年12月从不丹出发，次年1月到达拉萨，耗时约1个月。需要强调的是夏季气候适宜、草料充足，但受高寒湿地、高寒草甸和河湖遍布影响，反不利于旅行；冬季河流、湿地结冰，路面变硬，利于快速通过，但是缺乏草粮，需提供必要的后勤补给。结合秦代“采药昆仑”队来说，秦代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大小事均取决于秦始皇一人，故“采药昆仑”显然需要秦始皇来决策，若车队按照秦始皇卅七年三月己卯（公元前210年4月14日）到达扎陵湖这一时间节点来看，则这个决策至少是在卅七年岁首做出的，因为秦始皇卅六年前后发生一系列在秦始皇看来非常不吉利的事件，首先是荧惑守心，火星运行至心宿二附近，这在古代意味着帝王将崩；当年又有陨石坠落，有人在石上刻了秦始皇死亡的诅咒；及其东郡神灵持璧遮拦秦始皇的使者，留下“今年祖龙死”之预言，这一系列事件让秦始皇心理压力极大，加剧了其对死亡的恐惧，因此秦始皇在卅七年岁首就离开首都，开始巡游天下，以躲避灾祸。

另外秦始皇一直信奉寻找仙药，以获得永生。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已经“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又秦始皇卅二年“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这一系列行为表明，在完成国家大一统之后，秦始皇对长生的渴求日益迫切，此现象既与其健康状况的逐渐恶化相关，亦折射出其对权力的迷恋。至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这种对长生不老之药的寻求更趋急切。

可以推测，五大夫于卅七年岁首授命后，就积极准备西行“采药昆仑”，如前文所述，青藏高原扎陵湖区域植被生长期非常短，仅是每年夏季的6-8月，因此采药必须也是在植被生长季节才能进行，根据石刻时间是卅七年三月己卯的记载来看，采药队于公元前210年4月中旬抵达扎陵湖北岸，该时间并非偶然，而是采药队精心计划的，因为高原地区春天来临较晚，河源地区4月中下旬才开始返青，直到6月植被才进入旺盛的生长期，选择此时间段抵达，既顺应了当地植被返青的物候节律，亦符合昆仑采药的核心目的。据此秦朝都城咸阳至扎陵湖北岸1400千米计，古代在高原旅行每天按照20-30千米的速度，则从咸阳至扎陵湖北岸，需要46-70天，即2个月左右，可推测五大夫“采药昆仑”队从咸阳出发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210年2月下旬，而到达的季节正是高原大地复苏，春天才刚刚到来，植被刚要开始生长的时刻。此时采药正逢其时。

（五）采药昆仑时或得羌人帮助

“采药昆仑”队为何能如此精准知晓河源的物候，对于3-5月在高原旅行的采药队，植被尚未返青，粮草又如何得到保障与供给，这些问题的答案一定是获得了当地人的帮助。那么秦代高原东北部生活的什么人呢？史记有明确记载，羌人生活于此。《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厉公时俘虏了一位羌人无弋爰剑，他学习了先进的种植技术等，后逃回了河湟谷地，“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并成为河湟羌人的头领。到了秦始皇时代，皇帝“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说明青藏高原东部的羌人和秦国关系非常密切，秦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羌人的生存与繁衍。到了秦始皇时代，由于战略重心在于扫合东部六国，兵不西行，使得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地羌人人口快速增殖。由此联系到河湟谷地与秦代最接近的青铜晚期卡约文化，遗址数量达到1700余处，达到史前时期的顶峰；并以河湟谷地为中心，在青海省的祁连山以南，阿尼玛卿以东的黄河上游广大地区均有分布，具有数量多，分布地域广的特点（图5），其与史书中记载羌人相联系，因此可以说卡约文化的末期大体与秦代相吻合。

《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秦朝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羌中—显然是羌人生活的地方，主要集中于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地。这表明青藏高原东北部甚至已经纳入秦代的版图之中，生活在这里的羌人理应也成为大秦子民。另据《史记》载记载，秦献公时期，羌人的一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这支羌人深入高原腹地，不排除进入到了河源地区。无论怎样，秦人与羌人关系密切，而羌人又由大小不同、地域不同的部落所组成，生活在高原边缘的羌人必然与高原腹地河源的羌人存在血缘、文化、生产等方面的诸多联系，强大的秦人应该会通过羌人探知河源的地理与自然环境状况等。

因此，推测五大夫“采药昆仑”一行人，不仅通过羌人获取河源昆仑的相关地理知识，可能有羌人在队伍中充当向导，还有可能获得了羌人的物资供给，因为3-5月高原植被还未返青，只有得到当地充足粮草保障，才有可能顺利到达扎陵湖。

图5 青藏高原东北部卡约文化遗址（黑点）分布

（六）“采药昆仑”路线

关于路线，假设“采药昆仑”队从秦朝首都咸阳出发，终点为扎陵湖北岸石刻地点，在仅考虑自然因素的情况下，选取的三个主要自然地理因素及其权重分配为：分别是坡度（占比50%）、河流距离（占比40%）、以及植被状况（10%），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中最优路径模块计算模拟而得到路线如图6。可以看到该路线首尾两段较为合理，因为这两段是旅行成本最小的最优路线，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其一是从咸阳至渭河源头，基本是沿着渭河河谷自东向西行进；其二是黄河上游进入青海南部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的路段，即图中“黄”字至河源石刻路段。但是中间路段却未必合理，因为这一段，海拔较高，地形起伏较大，自然环境相对较差，更关键的是此段路线人口稀少、聚落匮乏，难以保障物资补给。因此该模拟路线首尾两段具有参考价值，但中段可能与事实相距较远。

若综合考虑人口与聚落分布格局等社会经济因素，结合图5卡约文化遗址分布图和唐蕃古道路线，可以对中段进行修正，中段经过湟水谷地的可能性很大，则“采药昆仑”队可能路线为：咸阳—渭河河谷—湟水谷地—共和盆地—花石峡—玛多—河源石刻。

图6 基于自然地理因子模拟“采药昆仑”路线

三、“采药昆仑”石刻的价值与意义

“采药昆仑”石刻的发现与解读，其价值意义巨大，包括如下方面：

（一）改写了人们对中华早期历史中青藏高原地理的认知

青藏高原环境极为严酷，现存的先秦少数文献资料对青藏高原地理言之不详，传统观点认为先秦时期人们对中国西部认识比较模糊有限。但石刻的发现，不仅确定了河源和昆仑山位置之所在，而且比较准确，突破了以往谈起先秦时“导河于积石”等的传统模糊认知，将河源的位置大幅向源头推进，已与现代河源位置相去不远。根据“河出昆仑”，昆仑的地望问题也迎刃而解，即黄河发源的大山即为昆仑，这与现今关于河源与昆仑地理位置的认识基本吻合，印证了中华文明延续千年，一脉相承。让我们惊叹早在22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黄河源头之所在，反映出早在秦代，对青藏高原及中国西部已形成科学清晰的认识，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认知的准确性、科学性以及对未知世界大无畏的探索精神。

（二）中华早期文明的先进性

石刻以37字刻文补充了文献秦始皇遣使赴西部昆仑山“求仙人不死之药”记载的不足，成为珍贵史料与实物佐证。尤为珍贵的是，其揭示秦帝国势力已深入全球自然环境最为极端的青藏高原腹地，将传统认知的秦疆域“西至临洮、羌中”的边界向西拓展近千里。五大夫翳作为中央派遣的官员，其行程表明秦王朝对黄河源区实施了有组织的探索，为理解秦代国家边疆管控能力提供了直接证据，印证了秦代强大的组织效能，亦从侧面彰显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卓越与先进。

（三）重新刷新人们对高原古代交通的认识

石刻中“车到此”的记载，更与高原岩画中的骈车图像、诺木洪遗址出土车轮构成互证链，确凿证明秦代车辆技术已适应高原环境；而五大夫翳等抵达扎陵湖北岸的史实，将唐蕃古道的历史大幅前推，改写了古代交通史的相关认知。

（四）构建河源文明演进的新坐标

石刻发现于扎陵湖北岸二级阶地，该区域已发现细石器遗存（距今8千-6千年）与石棺葬（距今约3千年），形成从新旧过渡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完整人类活动序列。石刻的断代（公元前210年）恰填补了青铜时代卡约文化末期至汉代之间的年代缺环。炭屑分析揭示的3.0千年人类活动峰值，与羌人卡约文化扩张期高度吻合，暗示秦人“采药昆仑”行动可能依托羌人已有的地理知识网络。这一时空坐标的建立，使河源地区从“文明边缘地带”跃升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凸显了青藏高原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突出地位和作用。

（五）解密昆仑神话的地理密码

石刻将神话中的“昆仑”锚定于黄河源区，破解了千年学术争议。《山海经》所述“河出昆仑”“高万仞”等地理特征，与东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布尔汗布达山）的地理实态完全契合。秦人将昆仑视为仙药之源的行为，本质上是先秦宇宙观的实践延伸—其将青藏高原的巨型地貌结构视为“帝之下都”，将高原特有药用植物（红景天、虫草等）的神奇药效诠释为“不死之力”。这种“神话地理化”的认知转型，标志着华夏文明从想象性宇宙观向实证性地理探索的关键跃迁。

（六）揭示羌秦交融与和谐共生

石刻背后蕴含着羌人对秦人远征的深度参与。采药队选择三月启程、五月抵达河源的行程，精准对应高原植被物候期，此实践必然依赖羌人向导的本土经验。更深远的是，羌人部落充当了中原政权与高原族群间的“知识中介”—他们将河源地理信息传递至秦国，促成此次官方勘探行动的实施。这种“中央权威+地方知识”的合作模式，构成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早期范本。也充分印证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渊源与坚实基础。

（七）重构人地互动的动态模型

石刻发现地的湖岸地貌特征与细石器遗存分布位置的综合分析表明，自全新世中期以来扎陵湖岸线稳定，排除了环境剧变导致石刻湮灭的可能。气候重建数据进一步显示，秦代河源气候与今相似（年均温-4℃），采药队面临的严酷环境与现代科考并无显著差异。秦人选择植被生长期（6-8月）抵达，不仅为药用植物的采集提供物候保障，更体现对河源区域物候规律的深度认知。这种基于生态规律的行动策略，彰显了古人适应极端环境的智慧，为研究高寒地带人类活动提供了经典案例。

（八）积极推动多学科综合研究。

石刻的解读与研究工作，广泛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地质学、年代学、自然地理学、生态学等）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等）的交叉融合。这一研究方向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深入开展将有力推动相关领域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契合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发展趋势。

来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