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俄罗斯母亲面对高涨的物价，一脸茫然。普京的“三胎号召”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人口保卫战。

“养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应当成为我国的常态，成为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2025年10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人口政策委员会首次会议上郑重发出号召。这不是他第一次就人口问题发表讲话，但 urgency 感明显增强。

会议召开前公布的数据令人心惊：2024年俄罗斯人口自然下降约60万人，降幅同比增长超过20%。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继续下去，目前1.4亿出头的俄罗斯人在300年后可能“消失”。

人口危机：俄罗斯的“心头之痛”

普京与人口问题的较量已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2000年他首次执政时，俄罗斯便在应对一场人口危机。25年过去了，这场危机反而变得更加严峻复杂。1992年至今，俄罗斯人口总量连续下降，境内常住人口从1.48亿减少到1.41亿，减少了近700万人。

人口学家雷巴科夫斯基曾预测，如果俄罗斯居民自然死亡率在近期不下降，到本世纪末，俄罗斯人口可能从目前的1.5亿锐减至6000万至6500万。目前新一代俄罗斯人只能更替上一代人的60%。

俄罗斯人口的减少速度相当于“三五天就打一场第二次车臣战争”。

2024年俄罗斯出生人口仅122万，创下25年新低，与1999年叶利钦时代的历史最低值持平。俄罗斯联邦统计局预估，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到2036年俄罗斯人口将降至1.43亿，到2100年可能减少4000万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地区间的生育率差异。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所在的列宁格勒州生育率只有0.88，全俄最低；而车臣共和国生育率却高达2.67，远超2.1的人口替代水平线。这种巨大差异揭示了俄罗斯人口问题的复杂性。

俄罗斯为扭转人口趋势并非无所作为。普京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把人口问题放在军事问题之前，可见其重视程度。

2007年，俄罗斯推出“母亲资本”计划，为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补贴。这一政策在短期内刺激了生育，2015年俄罗斯出生人口攀升至194万的峰值。但这一成果未能持续，2024年活产婴儿数又回落至122万。

“母亲资本”的补贴金额不断提高，如今一个家庭生第一个孩子就能获得约70万卢布（约6.2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补贴；生第二个或更多，每个孩子再给予91万卢布（约8.2万元人民币）补贴。

2022年，普京签署法令恢复了苏联时期的“英雄母亲”荣誉，授予生养10个或更多子女的女性，每位可获得100万卢布现金奖励。这一荣誉最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期，截至苏联解体前，共有超过43万名妇女获得这一称号。

俄政府还为社会福利下功夫：多孩家庭享有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生育三孩以上的女性可获得最长四年半的产假；多子女家庭免费乘坐公交车；子女优先进入学前机构等。这些措施旨在降低育儿成本，但效果仍需时间检验。

现实困境：经济压力与观念转变

俄罗斯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迷，背后有多重现实因素。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现在只有30%的俄罗斯人愿意生两个孩子，24%的人只愿意生一个。少子化观念已深入人心。

经济压力是关键因素。根据一项调查，养一个孩子每月需要花费3到4万卢布，而全国三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名莫斯科29岁女性坦言，为避免生育话题压力，她特意选择私人诊所就医。

俄罗斯20至30岁女性基数本身偏小，而乌克兰局势导致数十万适龄男性伤亡，叠加年轻人为避兵役或政治环境外流，“潜在父母数量双双减少”。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加剧，当前全国缺少高达1000万的劳动力，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尤其严峻。

女性生育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现在俄罗斯女性普遍28岁才生第一个孩子，过去的“早生”趋势已被“晚、少、甚至不生”取代。俄罗斯育龄女性数量从2006年的3940万减少到2023年的3420万，预计20年后还会减少700万。

面对传统措施效果有限的现实，俄罗斯政府开始采取新策略。2024年开始，普京政府决定提高在校女大学生的孕产补贴，补贴金额为一次性10万卢布。许多高校设置母婴室和托育班，为学生妈妈提供更多支持。

政府的口号似乎已经从“结婚生子”变成了“上学生娃”。

与此同时，俄罗斯出台立法措施强化“家庭价值观”。2024年俄立法禁止宣传“无子女意识形态”和堕胎，限制堕胎药销售。电视、电影和教科书中不能宣传“无子女生活方式”，违反者最高罚款可达40万卢布。

2025年4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了《2036年前家庭与人口政策》新方案，内容包括发展灵活工作制度、扩建妇科诊所和幼儿园网络、提供夫妻心理咨询等。这一战略将分两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为2025年至2030年，第二阶段为2031年至2036年。

普京在最新讲话中强调，国家并非呼吁民众“盲目生育以致陷入贫困”，而是要通过共同努力，“让人们真心向往为人父母的幸福，并确信国家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这种表述显示出策略上的微妙转变。

国际视角：低生育率的全球挑战

俄罗斯并非唯一面临人口挑战的国家。许多欧洲国家在2020年至2050年期间，受低出生率等影响，人口将下降。低生育率已成为发达国家的共同挑战。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呼吁制定“大胆”对策应对低生育率。日本政府成立儿童家庭厅应对出生率下降问题。德国尽管提供高额生育福利津贴，1970年至2006年间总生育率从2.0下降到1.3。

各国尝试的鼓励生育政策五花八门。丹麦夫妻带薪产假共可达52周。瑞典设立奖金鼓励父亲休产假。西班牙一个小镇甚至推出“生娃送伊比利亚小奶猪”的政策。

比较而言，俄罗斯的鼓励生育措施相当慷慨。但这些政策效果有限，说明低生育率问题需要综合性解决方案。

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会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向移民敞开大门，认为这会导致“文化认同丧失和犯罪率上升”。俄罗斯将选择走自己的路——依靠本土生育率提升而非大规模移民。

未来十几年，俄罗斯育龄女性数量预计将持续下降。俄国家社会大学第一副校长阿利耶夫建议，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庭保障工作，在城市为多子女家庭提供优惠住房。

俄罗斯政府计划到2030年期间累计拨款18万亿卢布实施“家庭”项目。但资金并不是万能灵药。一名莫斯科居民坦言：“如果没有灵活的就业机制、完善的托育体系和负担得起的生活成本，再多的津贴也只是杯水车薪。”

普京的“三胎号召”背后，是一场关乎俄罗斯民族生存的发展战。问题关键在于，能否为年轻人创造一个“可以选择、敢于选择”的生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