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娃逃学700次，学校竟管不了？

那700次逃跑，不是调皮，是孩子在喊救命

我叫多米尼克，现在每天早上都会习惯性摸向床头柜——那里本该放着迈尔斯的小熊，可现在只有一个空盒子。上周日的阳光还没爬进厨房时，5岁的迈尔斯正光着脚丫踩在地板上，跟着《冰雪奇缘》的音乐踢腾，迪士尼的歌声里，他咯咯笑着，小胳膊小腿像只刚破壳的小鸟。我和他爸轮流捏他鼓起的脸颊，他突然把草莓酱抹在我脸上，说不出话，却把我逗得笑出眼泪。

那个早晨的阳光，会变成最后一次照在他发梢。

门铃突然炸响时，我正在给迈尔斯套T恤。“迈尔斯在哪儿？”我抓起身旁的Crocs鞋就往外冲，听见丈夫汤姆在后面喊“等我！”。邻居站在门廊上，嘴唇哆嗦着说“他跑出去了”，话音未落，我看见迈尔斯的小身影在街角一闪而过，赤脚踩过落叶，朝着池塘的方向——那是我们家门口那道防攀爬围栏外，邻居说“水不深，孩子不会有事”的地方。

12小时后，警察打来电话，说迈尔斯在池塘里。我握着电话问“为什么”，对方说“孩子可能想追蝴蝶”，可蝴蝶为什么要飞进水里？直到看到学校的报告，我才知道，那个我以为“只是跑出去撒欢”的孩子，已经在幼儿园教室和操场之间，逃跑了700次。

700次。这个数字像根冰锥，扎进我和汤姆的心里。

我们是空军退役军人，2016年结婚后定居在马里兰州沃尔德夫。迈尔斯1岁半时还不会说话，我们以为是哥哥艾登小时候也有过的“晚开口”，直到2023年才确诊自闭症。医生说“他需要结构化教学”，我们赶紧申请县里的游泳课，可老师总说“他注意力不集中”；我们托人找ABA疗法，却被列入“遥遥无期”的等待名单。疫情那几年，医疗资源像被掐断的水管，我们抱着迈尔斯的病历，在医院走廊里坐了无数个夜晚。

2024年9月，迈尔斯刚上伊娃·特纳小学的学前班。第一天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孩子跑出去了，在操场角落哭。”我们以为是偶然，直到去年12月，老师突然发了封邮件，说“迈尔斯本月逃跑12次”，附件里是密密麻麻的手写记录——2月3日，他爬上窗台；3月17日，他打开教室后门；4月22日，他差点冲进社区游泳池……每一次逃跑，都在我们的手机里留下“孩子安全”的短信，可我们从未见过“700次”这个数字。

直到迈尔斯出事，学校才承认“忽略了家长的转班申请”。我们明明在2月就提交了SOAR项目（专门为自闭症儿童设计的结构化教学）的申请，却被塞进普通“融合”班级。那里有24个孩子，只有1个老师，3个助教。每天放学，我们都要等老师确认“迈尔斯没跑”才能安心——可我们怎么知道，他每天偷偷扯纱网、爬窗台、开后门，是在喊“救我”？

学校的一位匿名老师在信里写道：“我们用塑料尺和书架堵着紧急出口，因为孩子逃跑的次数太多了。”她还说，SOAR项目的教室“像个牢笼”，但人手不足，根本管不过来。另一位家长戴莎告诉我，她的孩子去年秋天赤身裸体跑出学校，两小时后才被找到——这些话像针，扎得我心口发疼。

我和汤姆都当过兵，习惯了“服从命令”，却在迈尔斯的教育问题上屡屡碰壁。我们曾在家长会上哀求校长：“能不能把他的教室门换成儿童安全锁？”校长只是叹气：“全县特殊教育资源都紧张，不是我们一家。”直到迈尔斯的700次逃跑被曝光，查尔斯县才开始“亡羊补牢”：SOAR项目加了助教，操场装了围栏，教室门换成了密码锁。可这些措施，是用迈尔斯的命换来的。

上个月，我去学校领迈尔斯的遗物，在储物柜里翻到他的“逃跑日记”——那是老师偷偷给他画的画：一个小人举着“不要”的牌子，旁边画着池塘和蝴蝶。我蹲在地上哭了半小时，直到保洁阿姨问“需要帮忙吗”。她递给我一张纸条，是她自己写的：“我们这里有12个自闭症孩子，每天都有人逃跑，只是没人敢说。”

现在，马里兰州通过了“迈尔斯法”，要求学校必须记录逃跑事件、通知家长并制定干预计划。可我在想，如果迈尔斯能早一点被听见，如果学校的门没有那么容易打开，如果我们的求助没有被“忽略”，是不是他现在还会坐在厨房地板上，把草莓酱抹在我脸上？

昨天整理迈尔斯的玩具箱，我发现一个咬得坑坑洼洼的塑料小熊——那是他每次想说话时，都会塞进嘴里的玩具。我把小熊贴在脸上，闻到淡淡的奶香，突然想起他第一次“说”出“爱你”时，是用手指在我手心里划了圈。原来他一直都在努力表达，只是我们听不懂他的语言。

如果每个孩子逃跑时，都有人看见他手里的“求救信号”；如果每个家长说“我的孩子需要帮助”时，都有人立刻回应；如果制度能早点为这些脆弱的生命撑起保护伞……那700次逃跑，会不会变成700次被拥抱？

我现在每天都会去池塘边走一走，秋天的风还是凉飕飕的。我在那里放了一个小熊，和迈尔斯的一样。风一吹，树叶沙沙响，我总觉得是他在咯咯笑，问我：“妈妈，你今天看到蝴蝶了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