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凤英(1909-1941)

高凤英(1909-1941)

1909年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土默特旗保尔合少村东头的蒙古族农户云家,降生了一个胖乎乎的男孩,他就是高凤英。当时取名云吉祥,蒙名德勒登。

早年,云家三世同堂,家境确也不错。1914年,云家一分为三,高凤英的父亲云福海分得了100多亩土地和一处院子。三四年后,因天灾人祸,加之经营不善,光景衰败下来。高凤英12岁时,父亲病逝,15岁时,母亲也故去了。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只剩高凤英与三姐及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那是怎样艰辛的时日啊!

后来,家境日上的三叔收养了高风英姐弟三人。十七八岁时的高凤英,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跑城、拉脚、粜粮、送柴,成为一名出色的赶车能手,四季不息为三叔辛勤劳作。20岁时,他与归绥城东什兰岱村的蒙古族姑娘赵莲莲结为夫妻。这一时期,生活虽然比较安定,但依然是十分清苦的。

1929年,绥远大旱,赤地千里。村子里到处是断了炊的人家,不少人被迫卖儿鬻女,云家也面临着饥饿的威胁。目睹这一切,回想自己不得温饱的少年,高凤英开始了苦苦的思索,为什么自己终年辛劳而衣食不丰?为什么有钱人游手好闲而衣食不愁?为什么蒙古族群众倍受歧视?为什么………

堂姐夫佛鼎循循善诱的教诲,打开了高凤英的心扉。佛鼎早在北平蒙藏学校读书期间,就在中共北方区委的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和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29年秋末,他与乌兰夫等同志一起,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开展地下斗争。从佛鼎那里,高凤英第一次听到了剥削、压迫、革命这些名词,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有关情况,其中,苏联国内少数民族获得平等权利后的生活状况和政治地位等等,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在佛鼎的引导、教育下,他渐渐懂得了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存在着不合理的剥削制度;受苦受难的不只是蒙古族群众,汉族人民同样深受被压迫之苦;劳苦大众要摆脱被奴役、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就必须起来闹革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佛鼎还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是为穷苦人谋利益的政党。这些启蒙教育对高凤英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的朴素的阶级感情逐渐升华为自觉革命的意识。从此,他跟随佛鼎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党的一名交通员。不久,由佛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季,为了进一步充实、武装自己,以全力投身于革命事业,他与妻儿不辞而别,在佛鼎的带领下,乘沙漠之舟前往乌兰巴托,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高凤英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苏联革命史、蒙古革命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程。他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并结合实际,认真地与同学们探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问题。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思想基础。30年代中期,日军加紧了侵华步伐。1935年春天,高凤英奉派回国开展地下斗争。

回国后,他与毕力格巴图尔在归绥城北门外和合桥开杂货铺,在旧城南柴火市经营肉食店,以此为掩护,接应我地下工作人员,并负责对上级的联络工作。他还与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吉雅泰密切配合,搜集了不少日伪军事情报。“高凤英”就是他在这时开始使用的化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张家口、大同、归绥相继沦陷。值此危难之际,中共党员杨植霖与刘洪雄取得了联系,决定尽快建立自己的武装。为此,高凤英等秘密潜入归绥,执行策动伪军反正的任务。他和战友们活动于伪军内部,向贫苦士兵宣讲全国抗战形势,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号召他们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终于以“大青山线抗日总司令部”的名义,成功地策动了一排伪军反正。

高凤英将这支武装带到大青山哈拉沁沟魏家窑、冯家窑一带,进行改编,开展抗日游击斗争。这支武装有一挺零部件残缺的机枪。为了发挥它的威力,1938年春,高凤英乔装改扮潜入归绥城。不料,机枪零件没有搞到,反被便衣特务盯上了。被捕后,他被押往警察署,后又被转送日本宪兵队。

审讯开始了。几个打手不由分说,将他拖倒在地,拳脚相加,高风英痛得满地翻滚。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奉公守法的庄户人,不是山里的游击队。打手们又把煤油、辣椒水、洗澡水一古脑儿地往他嘴里灌,待他的肚子涨起来时再用脚猛踩他的腹部,煤油、辣椒水、洗澡水又从他嘴里、鼻子里漾出来……就这样,刑讯一连进行了几天,高风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咬定“我是庄户人”。敌人得不到口供,也拿不出证据,只好将他交保释放。

1938年夏天,高凤英上大青山参加了由中共党员杨植霖组织领导的抗日团,负责情报与军需工作。他的到来,加强了党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

长期以来,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致使蒙汉族群众间产生了隔阂。抗战爆发后,日军的民族挑拨政策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欺骗宣传,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矛盾。抗日团内部的民族关系也受到了影响。作为蒙古族共产党员,高凤英积极向战士们特别是蒙古族战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讲解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的道理,揭露日军实行民族奴化与挑拨政策的险恶用心是分裂内蒙古、分裂祖国,号召蒙古族战士与汉族同志同心同德,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相互尊重,团结抗日。在高凤英的努力下,部队中的民族关系融洽了,战士们情同手足,亲如一家。

抗日团的游击活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敌人双管齐下,一面加紧军事围剿,一面加强对山区的经济封锁。没有盐吃,没有弹药,没有马掌具……诸如此类的困难对抗日团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高凤英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下山采购军需给养,基本保证了供给。同时,侦察敌情,提供了不少及时准确的情报。为了保证部队的供给,减轻山区老百姓的负担，抗日团决定将军需供应范围扩大到京绥铁路线以南的平川地区。一次,位于归绥城东铁路线南部的黑炭板村富户,自恃有武装保甲团庇护,同邻村富户结保联社,拒绝供应军需物资。高风英摸清敌情后,立即回山与杨植霖研究,决定夜袭黑炭板。这次奔袭行动是在敌戒备森严的防区内进行的,且往返百十余里,两次穿越铁路线。由于高凤英的情报准确,计划周密,抗日团无一伤亡,便获得了胜利。从此,黑炭板及其邻村富户再也不敢抗拒供给了。

1938年7月底,八路军一二〇师奉毛泽东电令,组成大青山支队，由晋西北出发,挺进大青山。10月,抗日团在保尔合少东北的面铺窑子与大青山支队先头部队胜利会师,战士们群情振奋,欢欣鼓舞,小山村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盛况。高凤英更是激动万分。他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投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斗争。

不久,抗日团在武川县的五塔背村改编为绥蒙游击大队。绥蒙游击大队在大青山支队的领导下打了不少胜仗。游击战争的实践,使高凤英经受了锻炼与考验,逐渐成长为一名精于骑射、深于谋略的军事指挥员。他参加指挥了多次战斗,其中,霍寨村遭遇战身先士卒,机智果敢,令人至今难忘。

1938年11月下旬,土默川百里沃野降下了第一场大雪,天气骤然冷起来。一天,高凤英与连长王之德带领一个排的战士,前往归绥二区和武川五区筹集军需,半夜时分到达霍寨村。人马刚安排妥当,哨兵报警的枪声就响了。伪蒙古军约三四百人从村东冲杀过来,高凤英当即指挥战士们抢占屋后的山梁。可是,已经晚了,敌已控制了制高点黑石架。他环顾四周,又果断地命令战士们滑下雪坡,退向红圪利沟,自己则与王之德率两个战士承担掩护任务。由于地形不利,不一会儿几个战友就牺牲了,他自己也挂了花。但他仍然坚持着,利用地形隐蔽自己,或点射,或连发,打得敌人不能迅速推进,使部队得以安全转移。最后,他在战友的策马接应下脱离了险境。

1939年,高风英奉调来到归武边区地方动员委员会做群众工作,活动于奎素沟一带。动委会的任务十分繁重,不仅要动员群众,筹集军需物资支援八路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还要组织群众侦察敌情,捉汉奸,抓特务,维持地方治安。这一时期,生活十分艰苦。高凤英吃着发了霉的莜面，穿着破衣烂衫,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归武边区的山川壑岭之间,殚精竭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宣传八路军抗日救国英勇杀敌的事迹,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帮助群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动员他们积极为抗战出力献策。他还多次带领动委会的同志们外出侦察敌情,搜集日伪情报。

高凤英献身革命,一心扑在工作上,可苦了妻子赵莲莲。从他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莲莲就没有过过安生的日子。高凤英赴蒙古留学,一去五年,音信杳无。莲莲带着幼子苦熬时日,望眼欲穿。高风英上山打游击,日伪军三天两头到家寻畔。一次,他们把莲莲捆起来,逼她说出高风英的去处。“不知道!”莲莲毫无惧色。“昨天夜里还在,今天就没影儿了?”“你知道他在,还问我干什么?”“限你五天之内交出人来,不然毙了你!”“毙就毙!反正我交不出来。”还有一次,敌人用连枷杆子(打场农具)打她,连枷杆子断了两根，她也没有屈服。现在,形势日益恶化,夫家呆不得,娘家也住不成,莲莲只好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进山找自己的队伍。白天,敌人来搜山,母子三人跟着转山头;夜晚,部队要转移,母子三人也随军出发上路。高风英一家为抗日出生入死,担尽风险,战士们尊敬而又风趣地称之为“游击家庭”。

1940年秋天,高风英接到了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的通知,要他接替患病的李森担任蒙古抗日游击队队长。从这时起,高凤英改用原名云吉祥,人称云队长。

蒙古抗日游击队是党领导下的一支少数民族武装，成员大部分是蒙古族战士。除游击活动外,还担负着民族及统战工作。大青山中段的山前山后,广阔的土默川,到处都留下了这支抗日队伍的足迹。

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高风英带领战士们在万家沟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训练中,他认真地为战士们示范冲锋、埋伏等动作要领,讲解山地作战的战术原则和方法,分析战例,组织实战演习。他还积极配合指导员对部队开展政治教育。这次整训,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战士们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懂得了自己作为人民子弟兵所肩负的责任,学会了一整套山地作战的方法。

蒙古抗日游击队不仅多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而且出色地完成了独立作战任务。

1941年春天,根据上级指示,高凤英率领战士们与和林游击队一起,长途奔袭了驻扎在陈家一间房子村的伪骑兵团一部。他与和林游击队长杨华,带领部队首先摸到打一间房子村的前站——高庙子村。太阳快落山时,以班为单位,神不知鬼不觉地向一间房子村运动,在村围子外面隐蔽下来。围子里的敌兵,有的在打牌,有的在抽烟。夜幕降临,战斗打响了,毫无戒备的敌人乱作一团。我游击队战士如猛虎下山,扑进围子,仅用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凯旋而归。

1941年夏秋之交,蒙古抗日游击队与重建的和林游击队又一起执行了夜袭敌军马场的任务。在归绥城西南20里的塔尔号后营子和耿家营子,驻扎着伪蒙古军一个排,放养着数百匹军马。高凤英带领蒙古抗日游击队隐蔽在归绥城北的乌素图沟西侧,担负袭击耿家营军马场的任务。入夜时分,在青纱帐的掩护下,迅速逼近马圐圙。一部分战士爬上西房,控制了敌兵居住的翟家大院。由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这次战斗我方仅一名战士负伤,敌一个班被缴械,数十匹军马被夺走。蒙古抗日游击队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高凤英率领的蒙古抗日游击队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是一支出色的工作队、宣传队。部队每到一地,都积极向驻地蒙汉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支援游击战争。

1941年下半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高风英带领蒙古抗日游击队担负了掩护绥察区党委、绥察行署机关和绥西地委、专署的任务经常活动于绥西万家沟一带。

1941年深秋,我干部战士粮食不济,衣着单薄,急需筹集过冬给养。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蒙古抗日游击队。10月下旬的一天,高凤英一行十几人从武川三道坝一带顺沟下来,打算与分头执行任务的指导员奇峻山会合。同行的有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长王聚德和部分机关人员。

10月26日,高凤英一行宿于小火烧。

翌日,高凤英赶到杨树湾参加了由中共绥察边区委员会书记白如冰主持的工作会议。会后又返回宿营地。就在这天夜里,日军陶思浩据点根据叛徒胡定良(曾任我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九连连长)的报告,出动12辆军车，满载日伪军,赶到了小万家沟沟口,对小火烧形成了包围之势。

当晚,狡猾的敌人没有行动。

10月28日清晨,小火烧山梁在晨曦中已经清晰可辨。两个战士走出窑洞,其中一人到山下取水。突然,“喂一,喂一”的呼声在山谷回荡。他们抬头望去,对面山上,日军士兵正在向他们瞄准。他们见势不好，一位迅速折回,一位把帽子顶在灌木枝上,迅速隐蔽起来。

“嗒嗒嗒嗒”,敌人的机枪响了,子弹雨点般向小火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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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说为大火烧。小火烧之说根据1941年11月14日《姚喆、陈刚、张成功致毛泽东、王稼样、朱德、叶剑英、康生、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电一关于级西地委书记王聚德等遇难的报告》和奇峻山、王建功等同志的回忆。

上的窑洞射去。

凭着经验,高凤英与王聚德断定已被敌四面包围。他们迅速烧毁身边所有的文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高凤英所住的窑洞处在一个缓坡下面,缓坡的斜后侧形成陡势,有一道落差很大、树木丛生的深涧。只需二三十秒钟,跨过十几步远,就可纵身入涧,转入环形沟中。那样，或许能在巨岩和树丛的掩护下脱险。但是,因销毁文件拖延了时间,敌人的火力已严密地封锁了这一带。

众寡悬殊,地形也于我方不利。高凤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险恶处境。但他临危不乱,镇定地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

敌人几次发动进攻，企图攀上小火烧山梁,都没有得逞。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阵地上,不断响起高凤英那沉着而坚定的声音:“同志们!我们决不能被敌人吓倒!打呀!战士们以自己的队长为榜样,顽强地坚持着、抵抗着,使数十倍于已的敌人无法在短时间内接近我方阵地。

战斗持续到近午,手榴弹没有了,子弹打光了。我方阵地上,只剩下三位弹尽援绝的英雄战士。高凤英头、胸、腹部各中一弹,王聚德等也倒在血泊中………

敌人越过环形沟,攀上了小火烧山梁……

这次战斗,除事先下山的两人外,高凤英等12位同志壮烈牺牲。

噩耗传出,根据地军民悲痛万分。指战员们和当地群众流着泪将烈士们安葬在小火烧山梁上的槭树下。

烈士们用鲜血浇灌了小火烧山梁上的槭树。如今,这丛槭树枝繁叶茂,每到秋季,小刀状的花朵,成双成对,红得象火、红得象血,一簇簇低垂着,象是在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革命烈士表达深切的悼念之情。1951年,绥远省人民政府为12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将烈士的遗骨迁葬在大青山下的哈拉沁烈士陵园。

1980年清明,高凤英烈士的遗骨又被迁葬到新建的大青山革命烈士公墓。

1984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同志亲笔题词,誉之为“青山英烈”

(甄可君)

转自《内蒙古英烈传》1989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