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纳福#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画面总是热烈而熟悉。如今，当我们谈及龙舟，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装饰精美的船只，船头高昂的龙头威风凛凛，船身色彩鲜艳，在江河湖面上，一群身着统一服装的划手们随着激昂的鼓点奋力划桨，溅起层层水花，两岸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场面热闹非凡。

但若是将时间回溯到先秦时期，那时的龙舟又是什么模样？是和现在一样的造型，承载着同样的文化内涵吗？还是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与用途？这些疑问如同被尘封在历史长河中的密码，吸引着我们去探寻。而考古发现，就像是一把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了了解先秦龙舟的大门，逐渐揭开那段神秘岁月里龙舟的真实面纱。

先秦龙舟初印象：文献中的惊鸿一瞥

在探寻先秦龙舟的旅程中，古籍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 。虽然先秦时期距今已有数千年之久，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相对有限，但其中关于龙舟的只言片语，却如珍贵的历史碎片，为我们拼凑出那个时代龙舟的大致轮廓。

目前已知，“龙舟” 一词最早现身于先秦古书《穆天子传》。这部古籍主要记载了周穆王巡游天下的事迹，其中卷五提到：“癸亥，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 。” 短短数字，却传递出丰富的信息。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在当时，龙舟是天子出行时所乘坐的交通工具，这无疑彰显了龙舟非凡的地位，它象征着权力与尊贵，是身份等级的鲜明标志 。在等级森严的先秦社会，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乘坐龙舟，这种独特的待遇体现了龙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也暗示了龙舟与普通舟船的本质区别。

再看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其中也有对龙舟的间接描述。在《九歌・湘君》里，屈原写道：“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 。从这些诗句所描绘的情境和表达的意蕴来推断，诗中的 “桂舟”“飞龙” 极有可能指的就是在水上快速行驶的龙舟。这表明在战国时期，龙舟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较为常见，并且被赋予了浪漫的诗意色彩，成为文人笔下寄托情感、描绘场景的重要元素 。

通过这些古籍记载，我们对先秦龙舟有了初步印象：它是一种与统治阶层紧密相连的特殊舟船，承载着权力象征意义；同时，也开始在人们的日常出行或者特定活动中崭露头角，虽然其具体用途和活动形式还不够明晰，但已足以激发我们进一步探索的欲望，而考古的发现则为我们深入了解提供了更直观、更确凿的证据 。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重大考古发现

跨湖桥独木舟：最古老的舟楫记忆

如果说古籍文献是为我们勾勒先秦龙舟的轮廓，那考古发现则是赋予其血肉的关键。2002 年，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犹如一颗投入历史长河的巨石，激起千层浪。一艘沉睡了 8000 多年的独木舟在此出土，它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之一，也被称为 “中华第一舟” 。

发现跨湖桥独木舟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2002 年，考古专家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原本只是进行清理和收尾工作，没想到却迎来了震惊世界的发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11 月 11 日，发现台阶部位有大块带凹面的木板，大家还戏言要出木船了；11 月 12 日，台阶下的 “木船” 刚好在沟内，午后清掉台阶后，果真发现了一条 “独木舟” 式的凹木 ；11 月 18 日，独木舟附近横七竖八地摆放着许多木头，仿佛是个木头造船场。

出土时，独木舟呈西南 — 东北向摆放，一端已经残损。它由整棵马尾松加工而成，长约 5.6 米，最宽处约 52 厘米，平均厚度为 2 至 3 厘米 。独木舟内外表面光滑平整，侧舷上端被磨成圆角，显示出它或许是一条使用过的旧船 。其中部还有一个破损的洞孔，上面覆盖了同样大小的圆木块，后经研究证实，这是先民修补的痕迹 。

虽然这艘独木舟并非直接等同于龙舟，但它的发现为研究龙舟起源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线索。从技术层面来看，跨湖桥独木舟展示了远古时期人类的造舟技术，采用了 “刳木为舟” 的方式，船体内侧表面有多处火灼的痕迹，这是当时工人采用火焦法技艺的证据，即先将马尾松对半剖开，用火烤焦木头表面，再用坚硬的石器刨去烤焦部分，直至挖出载人空间 。这种原始而智慧的造船方法，让我们得以窥见先秦时期龙舟制造工艺的源头，或许早期的龙舟就是在这样的独木舟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和装饰发展而来。

从文化角度而言，跨湖桥独木舟的存在，暗示了人类与水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水上交通工具的需求。在远古时期，人们依靠独木舟在水域中进行生产活动、探索新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演变，独木舟逐渐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龙图腾崇拜融入其中，最终催生了龙舟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 。跨湖桥独木舟就像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先秦龙舟世界的第一扇门，让我们得以沿着历史的脉络，继续追寻龙舟的演变轨迹。

战国铜鉴与帛画：龙舟形象初显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与先秦龙舟相关的实物和图像资料被发现，其中战国时期的铜鉴和帛画，为我们直观呈现了那个时代龙舟的模样，让我们得以跨越时空的界限，一窥先秦龙舟的真实风貌 。

（一）河南辉县战国铜鉴：龙舟图的具象呈现

1951 年，河南辉县赵固镇 1 号战国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 ——“燕乐射猎图案刻纹” 铜鉴 。这件铜鉴大口，小平底，两耳垂环，口缘外折，高约 13 厘米，口径 45.2 厘米，底径约 20.3 厘米，厚不足 1 厘米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里壁用利刃精刻图像，纹细如发，展现了战国青铜器细工工艺的高超水准 。

在铜鉴所刻的众多图像中，一艘小船格外引人注目，经专家考证，这便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幅龙舟图 。这艘龙舟船首为马头状，头部较平，头上有短角，马头下颌无胡须 。船身刻有鳞状纹，暗示着龙的鳞片，船尾呈鱼尾状，整体造型独特，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 。这种造型与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对龙的描述 ——“龙是由马头、鬣尾、鹿角、狗爪、鱼鳞和须构成” 基本吻合 ，也反映了我国早期农耕文化中，马作为主要家养牲畜，鱼作为重要猎物，在龙舟创意上的体现 。

仔细观察龙舟上的人物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船上有多人，他们各司其职，有的在划船，有的在进行其他活动 。这表明在战国时期，龙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水上交通工具，还承载着特定的活动功能，或许与当时的娱乐、祭祀等活动密切相关 。从龙舟的整体造型和船上人物活动来看，它虽然与现代龙舟在外形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无疑已经具备了龙舟的基本要素，是先秦龙舟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见证 。

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帛画》

（二）长沙战国《人物御龙帛画》：龙舟意象的浪漫表达

1973 年 5 月，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帛画》，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 64 件顶级国宝文物之一 ，它为我们展现了先秦时期龙舟更为神秘浪漫的一面 。

这幅帛画纵 37.5 厘米，横 28 厘米，绢本设色 。画面正中绘有一位头戴高冠、身穿博袍、腰佩长剑的留须男子，他侧身直立，手持缰绳，驾驭着一条巨龙 。巨龙龙头高昂，龙尾翘卷，龙身平伏，略呈舟形，仿佛一艘气派的龙舟 。龙尾处站立着一只引颈向天、羽翅舒展的仙鹤，人物头顶华盖的垂穗和衣着的飘带随风浮动，营造出一种灵动而飘逸的氛围 。龙舟左下角还有一尾游动的鲤鱼，为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机 。

从画面中男子御龙的场景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人们赋予了龙舟深刻的精神内涵 。在当时的文化观念中，龙被视为通天地的神圣灵物，具有超凡的力量 。男子驾驭神龙，象征着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和驾驭，更有一种死者灵魂不灭、乘龙升天的 “引魂升天” 之意 。这幅帛画很可能是楚地葬俗中的 “魂幡”，反映了战国时期楚人信奉魂魄二元观念，认为人死之后 “魂气归天为神，形魄入地为鬼”，而龙舟则成为了引导灵魂升天的重要工具 。它不仅仅是一幅艺术作品，更是先秦时期人们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体现了他们对宇宙、生命和死亡的独特理解 。

图案里的 “神人骑龙” 蚌塑图形

蚌图遗迹：龙舟与信仰的神秘交织

1987 年，河南濮阳市西水坡墓地的一项考古发现，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考古学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组神秘的蚌图遗迹，其中 “神人骑龙” 的蚌塑图形尤为引人注目 ，它为我们揭示了先秦时期龙舟与宗教祭祀、精神信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

西水坡遗址的发现颇具戏剧性。当时，濮阳市为解决化工工业和城市居民用水问题，在老城西南隅的西水坡修建引黄供水调节池 。考古人员在配合工程建设进行文物勘探时，意外发现了这片面积达 5 万平方米的文化遗址 。经过层层上报和审批，抢救性的科学发掘于 1987 年 6 月正式展开 。

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1987 年 8 月 17 日，考古人员在 137 号探方第四层下清理出一座编号为 M45 的大墓 。这座墓的主人头南足北，其东西两侧均有用蚌壳摆组的图案，东侧为龙，西侧为虎 ，龙昂首、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作腾飞状，栩栩如生；虎则低首垂尾，四肢交叠，状若匍匐 。这一发现震惊了考古界，被称为 “中华第一龙” 。更为神奇的是，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距 M45 大墓南 20 米外的 176 号探方东部第四层下，发现了第二组用蚌壳摆组的图案，有龙、虎、鹿和蜘蛛（暂名）等 ；在再南 25 米的一条灰坑里，发现了第三组用蚌壳摆组的图案，是人骑龙、人骑虎图案 。

其中第三组图案里的 “神人骑龙” 蚌塑图形，对研究先秦龙舟文化意义重大 。从造型上看，龙的形象较为抽象，但依然可以清晰地分辨出龙头、龙身和龙尾 ，龙身蜿蜒曲折，仿佛正在水中游动 。而人骑在龙背上，双手紧握缰绳，呈现出驾驭的姿态 。这一图案与战国《人物御龙帛画》中的场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表达了古人乘龙升天的美好愿望 。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分析，这一蚌图遗迹反映出先秦时期龙舟在宗教祭祀、精神信仰层面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充满敬畏，认为龙是一种具有超凡力量的神物，能够沟通天地、掌控风雨 。龙舟作为龙的具象化载体，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神圣的属性 。墓主人身边摆放着蚌塑的龙和虎，以及 “神人骑龙” 的图案，很可能是希望借助龙的神力，在死后能够灵魂升天，获得永生 。这表明龙舟在先秦时期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态的交通工具或娱乐工具，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信仰象征，承载着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它与当时的宗教祭祀活动紧密相连，成为了人们与神灵沟通的桥梁 。

考古发现串联起的先秦龙舟脉络

从跨湖桥独木舟的古老身影，到战国铜鉴上的龙舟图案，再到《人物御龙帛画》里神秘的龙舟意象，以及蚌图遗迹中龙舟与信仰的紧密关联，这些考古发现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了先秦龙舟发展的脉络 。

跨湖桥独木舟作为最古老的舟楫记忆，为我们揭示了先秦龙舟制造工艺的源头，它让我们看到了远古人类 “刳木为舟” 的智慧，以及人类与水的早期互动 。这种原始的造船技术，是龙舟发展的基石，为后来龙舟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

战国铜鉴上的龙舟图则是先秦龙舟形象的首次具象呈现 。它独特的造型，融合了马头、鱼鳞、鱼尾等多种元素，与当时的文化观念和生活场景紧密相连 。这表明在战国时期，龙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和实用功能，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水上交通工具，而是成为了人们娱乐、祭祀等活动的重要载体 。

长沙战国《人物御龙帛画》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先秦龙舟的认识 。它以浪漫的艺术形式，表达了先秦时期人们对龙的崇拜和对灵魂升天的向往 。龙舟在这幅帛画中，成为了沟通天地、连接生死的神圣工具，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信仰和美好愿望 。

蚌图遗迹中的 “神人骑龙” 蚌塑图形，更是将龙舟与宗教祭祀、精神信仰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它反映出先秦时期人们对龙的敬畏和依赖，以及借助龙舟实现灵魂升天的渴望 。这一发现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龙舟在先秦社会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这些考古发现，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我们还原了先秦龙舟的真实面貌 。它们让我们看到，先秦龙舟经历了从简单的水上交通工具到兼具实用、宗教、文化等多元意义载体的发展过程 。每一个考古发现，都是历史的见证，它们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先秦龙舟画卷 。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研究和解读，我们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先秦时期龙舟在江河湖面上驰骋的壮丽场景，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龙舟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