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周恩来称誉为中国革命青年楷模的恽代英

文/赵赓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与他的同乡瞿秋白、张太雷一道，在20世纪20年代被人们誉为常州“三杰”。

恽代英是中共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与周恩来并肩战斗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早已为史书所载，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奋勇向前。

二人长期在工作中默契配合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旨在向中共进攻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之后，黄埔军校内部的斗争显得十分激烈。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使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内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和限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自东征结束后，实际上已调离了黄埔军校，军校政治部的工作由副主任、中共党员熊雄负责。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的领导，熊雄向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汇报，要求党组织派得力的干部来军校开展工作。

周恩来当即推荐了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恽代英去黄埔军校任职。

经中共中央批准，恽代英于1926年5月赴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政治总教官——笔者注)兼中共党团书记。恽代英到任后，临危不惧，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篡权活动，沉着冷静地与蒋介石等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利用政治教育课程和其他一切方式，教育学员要站稳革命立场，坚决贯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恽代英对周恩来创建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经验极为重视。在周恩来的支持和指导下，他先后组织编写了《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国民革命》《政治学概念》《政治讲义大纲》等教材，还撰写了《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等著名论文，将周恩来关于创建新型的“为人民所用的军队”的思想，发展得更臻完善。

周恩来与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创建和发展的政治工作制度及政治教育经验，为后来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后来，毛泽东曾说过：“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曾强调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澎湃、谭平山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恽代英坚决支持周恩来，反对张国焘不同意举行起义的错误意见，跟张国焘展开了激烈辩论，他甚至还警告张国焘：“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

8月1日，起义胜利的当天上午，代理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恽代英协助周恩来在原江西省政府礼堂召开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恽代英都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同时，发表了由恽代英起草、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以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宣告：“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还庄严地宣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实现土地革命等七大主张。

南昌起义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调兵遣将，连夜发兵围攻南昌。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开赴广东，占领海口，以便取得国际援助，恢复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再举北伐。

8月5日，周恩来、恽代英率革命委员会机关，踏上了南征的征途。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恽代英负责政治宣传，配合十分默契。

9月底，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强敌重创，损失惨重。恰在这时，周恩来不幸染上恶性疟疾，连日高烧不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周恩来抱病主持会议，决定尽可能地收集、整顿武装人员，向海陆丰撤退，坚持武装斗争。干部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和上海，继续战斗。恽代英对周恩来的身体十分关心，他和李立三以及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同志，稳妥地安排周恩来由叶挺、聂荣臻负责护送，乘小船去香港治病。然后，恽代英在沉着指挥其他同志转移后，才从海边甲子港乘船抵香港。

在1928年6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项英、苏兆征、蔡和森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由周恩来分管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

1928年秋，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任由周恩来兼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当时，很多在莫斯科学习的干部陆续应召回国工作。由于他们长期在国外学习，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不很熟悉。为了使这些同志能尽快了解国内情况，明确当前的工作任务，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上海举办干部训练班。

干部训练班的工作由谁来主持？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恽代英。恽代英接受任务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很快就将训练班在一所医院的“病房”里开办了起来。训练的内容包括军事、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科目，恽代英亲自给训练班的学员上课，给学员讲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形势和地下工作的种种情况，讲党的当前任务，介绍红区、白区党的艰苦斗争情况。

恽代英还经常请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来训练班作专题报告。只要恽代英有请，周恩来哪怕再忙也总是必到。

由恽代英主持的干部培训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增强了回国干部观察、研究中国当前问题的兴趣，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水平，还增强了实际工作经验，使他们很快地适应了白区工作环境。

1929年初，恽代英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同时还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在他任职期间，最使人折服的是他负责编写的《每日宣传要点》。这份专供党的高级干部参阅的单页16开油印刊物，每日一期，每期500至1000字。他每天早上上班，总是挟着当天公开出版发行的几家大报，从他家里开始阅读，经过路上和车上的边阅读边思考，一跨进办公室就立即动手写稿，风雨无阻。他的机要秘书张纪恩与他并坐，他每写一字，张纪恩就跟着在钢板上刻一个字，每期《每日宣传要点》总是一气呵成，并且往往不改一字。从开始动笔到印出，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并以飞快的速度发送到中央和在沪的省、市领导人手中。周恩来对恽代英的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如此迅速地写好一篇稿，从刻印至发行，只需个把钟头，这在整个世界办报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周恩来积极营救入狱的恽代英

1930年3月，周恩来离沪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就在周恩来去苏联后不久，恽代英因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遭到错误打击，被调离中宣部，到工人集中的沪东区任行动委员会书记。时年5月，李立三下达命令，为了迎接“红五月”，要发动上海全行业工人大罢工，想乘乱占领上海。

作为行委书记，恽代英是直接负责组织并指挥工人罢工的。他的夫人沈葆英的心时刻都在悬着。她知道，代英是蒋介石切齿痛恨之人，是被国民党重金悬赏缉拿的人，现在却天天在敌人眼皮、鼻尖下抛头露面，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对于妻子的担忧和关心，恽代英毫不畏惧地对她说：“党的事业现在处在最困难的关头。群众在受难，在流血。为了让群众尽量少流血，我不能临阵脱逃。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制造的人间地狱。要摧毁这座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血是不会白流的，但愿人们能够从血的代价里很快地醒悟过来！”

沈葆英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穿上短衣，一副工人打扮，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韬明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待接头、联系工作的革命同志，突然遇上抄靶子(即搜查行人)。恽代英猝不及防，也遭到敌人的搜身检查。巡捕见他短衣，又戴眼镜、水笔和手表，遂起疑心，随后又在他身旁不远处搜得一包传单，便不由分说地将他作为共产党嫌疑分子押到巡捕房。

被捕之后，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逼供，但恽代英一口咬定自己叫王作林，是做临时工的，只晓得做工挣钱吃饭，其他什么事也不关心。敌人见啥也问不出来，便将他从上海公安局转押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由于他在巡捕房内已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面部浮肿，又没戴眼镜，面容变形，所以没有被敌人认出来。

1930年8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当他获悉恽代英虽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而在这一期间李立三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营救时，非常气愤。他严厉批评了李立三，并迅速组织力量进行营救。

不久，因查无证据，恽代英被转押到清河泾监狱，以“煽动集合”的罪名判了五年徒刑。陈赓高兴地告诉周恩来，他已通过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关系，讲定提前释放。

1931年2月，恽代英被转押到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关在“星”字号牢房内服刑。

本来经过周恩来、陈赓等人的不懈努力和四处奔走，恽代英提前被释放一事已经有了眉目，周恩来让人通知沈葆英可以去南京探监，党组织也通知了恽代英，要他做好出狱的准备。

一个多月以后，陈赓火急火燎地向周恩来报告：“糟了，顾顺章叛变，为了向蒋介石邀功，把恽代英给供出来了！”

周恩来一听神色陡变，立即指挥中央机关和各负责人紧急转移，并特别指示陈赓：“立即控制顾顺章一家，想办法提前营救恽代英。”

1931年4月28日这一天，中央军人监狱内如临大敌，周围布满军警，看守长提着手枪，陪着时任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的王震南，走进了关押恽代英的牢房。王震南见到戴着镣铐的恽代英，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先生久违了！” 恽代英知道来者不善，沉着冷静地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王震南皮笑肉不笑地从黑皮包中抽出一张旧照片，对恽代英说：“先生，你认识他吗？” 恽代英用眼睛扫了一眼，这是他五年前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时的戎装照片，但他还是没有理睬王震南。

王震南得意洋洋地抖着手中的照片，冷笑说：“先生，你不必再装聋作哑了。你们中共中央上海特科头头顾顺章先生已经跟我们合作了，要不我们怎能知根知底，得悉化名王作林的那个武昌临时工就是大名鼎鼎的常州恽代英呢？”

“无耻的叛徒！” 恽代英此刻已明白自己已经被叛徒出卖了，事已至此，是无法再蒙混敌人了，便挺直了身子，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

王震南听后更加得意，连说：“先生真痛快！好！好！好！先生先委屈片刻，兄弟我还有点事要出去处理一下，马上即来请先生出去！”说完赶忙夹着皮包，连跟看守长招呼都不打一句，就屁颠屁颠地走了。

恽代英英勇就义的噩耗使周恩来默默流泪

王震南急急忙忙赶到中山陵附近的蒋介石官邸，通过蒋的副官向蒋报告：“按顾顺章供认，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已确准军人监狱那个化名王作林的就是恽代英，请示先生如何处置。”

“没有搞错吧？”蒋介石又惊又喜。那个当年被国民党右派骂作“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是他十分痛恨的人，写文章将他骂得狗血喷头，骂他蒋中正卖国、专制，号召公众起来打倒他和他的政府，对这样的敌人理当杀无赦。但此刻蒋介石却扬了一下手臂，对副官说：“你去告诉王震南，不要忙着杀，先劝导他一下，就说是我说的：你恽先生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是国家杰出的人才，希望你回国民党来工作，我蒋某绝不会亏待你的。”

王震南领受蒋的旨意后，立即又赶回监狱，一见恽代英的面便装出一副同情相，并进行威逼利诱，遭到恽代英的严词拒绝。蒋介石听了王震南的报告，见劝降失败，便恼羞成怒，当即写下手令：着立即将恽代英就地处决。敌人当天晚上就给恽代英戴上了重铐，并将其关进了“智”字号重犯牢房。

深知蒋介石对付坚决的共产党人那一套的恽代英心里明白，蒋介石已下了杀他的决心了，自己最后的时刻即将来临，只觉得满腔热血在胸中沸腾，便举起敌人妄想让他最后写自首书的毛笔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一首气吞山河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1931年4月29日中午，狱中难友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听到从阴暗的过道里传来沉重的脚镣声。难友们不约而同探头张望，只见恽代英神色坦然，昂首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唱着国际歌走出牢房。难友们噙着热泪，跟着他一起唱。武装军警把恽代英押到狱中菜场角。前来监刑的王震南色厉内荏地狂叫：“恽匪代英跪下受刑！” 恽代英双眼冒火，严词拒绝：“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下跪的！”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如狼似虎的行刑刽子手，恽代英声音宏亮地发表了最后的演讲：“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于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果……”

恽代英慷慨激昂的演讲传到不远处的牢房内，难友们听得清清楚楚，个个握紧拳头，使敌人惊恐万状。王震南急令行刑者行刑，可是执刑者竟两手颤抖，好久也扣不动枪机。王震南无奈，只得换上另一个姓朱的刽子手开枪。

枪声响了，青年导师、一代英豪、年仅36岁的恽代英身中数弹，可仍在呼喊：“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倒在血泊中。

陈赓把恽代英壮烈牺牲的消息报告给周恩来，两人许久相对无语，默默流泪。

周恩来精心培养恽代英的后代

恽代英牺牲之后不久，周恩来便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以后又和毛泽东一道指挥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多年来，周恩来、邓颖超一直深切地怀念着恽代英，曾托人到处寻找沈葆英母子。直到1938年，沈葆英才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新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安排下，沈葆英去了延安。1941年8月，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也辗转到了延安。恰巧，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由重庆返延安，在恽希仲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他们就把沈葆英母子接到家里，亲切叙谈，还留希仲在身边住了一夜，向他讲述了他爸爸恽代英的斗争故事。

后来，恽希仲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关怀下，赴苏联留学，攻读飞机制造专业。学成归来后，恽希仲在上海从事技术工作，成为新中国航空领域的一流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邓颖超不但去南京雨花台凭吊过恽代英的英灵，还在恽代英殉难十九周年之际，于1950年5月6日为《中国青年》杂志题词，高度评价了恽代英的一生：“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1953年5月，周恩来又亲笔抄录恽代英那首著名的绝句——《狱中诗》，进一步表达了对恽代英的怀念之情。周恩来留下的那苍劲雄浑的墨宝，是他与恽代英友谊的又一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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