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知名理论家，皖南事变时身患重病，为不拖累同志突围舍身跳崖

朱镜我（前排右一）与友人

朱镜我，1901出生，浙江鄞县人。

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0月回到上海，主编《文化批判》月刊，先后发表了《科学的社会观》、《中国社会底研究》等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朱镜我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筹建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兼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1934年9月，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在上海被捕，被判12年徒刑。

1937年6月，朱镜我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获释。

1938年春，朱镜我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同年秋，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编委。他还动员妻子、长子、长女参加了新四军。

1940年，钱俊瑞、任光等到皖南后，军政治部建立了一个战地文化服务处，实际上由宣教部主管。

朱镜我工作繁忙。前方送来日军俘虏，敌工部忙不过来，也请朱镜我帮忙；教导总队要他去讲课，史沫特莱采访要他帮助翻译。宣教部除了起草文稿，还先后办了《抗敌报》三日刊、《抗敌》杂志月刊、《抗敌画报》以及业余刊物《文艺》。每种报刊的选题、组稿、写稿、审稿、定稿都要花费很大精力。此外他还要指导各支队、各团队的宣传教育工作。

当年宣教部的老同志回忆时都说，夜间起来，总是看见朱部长屋里的油灯还亮着，在那里忙。朱部长消耗很大，营养却跟不上，伙食标准和一般干部、战士一样，健康状况不太好。

朱夫人赵独步是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到皖南后改名赵霞君，起初给《抗敌报》作明码新闻稿的译电员，后任教导总队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教导主任。赵独步常回来为朱镜我煮点粥、烤点馒头片或下点面条什么的。但她离开皖南以后，朱镜我的饭菜要靠警卫员来做，这对他的健康有些影响。

1940年军部召开军直纪念“三八节”大会，副军长项英在会上宣布，军直单位有三对“模范夫妇”，朱镜我赵独步即为其中一对。

1940年五六月间，为防止国民党军的突然进攻，军部疏散人员，凡能去国统区找到社会关系的人，尽量撤往国统区，赵独步因此离开皖南。她一生单独抚养了5个孩子，全力以赴支持朱镜我的革命工作。

1940年12月，军部决定撤离皖南。军部领导考虑到朱镜我和刚动阑尾手术的组织部长李子芳行动不便，要他俩一起先走，经上海转往苏北。朱镜我则认为，在处境困难时领导干部离开部队不好，应该同进退、共患难，表示愿与部队同行。

部队撤退前一天，朱镜我找儿子谈了一次话，一是给了儿子一支史沫特莱送的派克笔；二是嘱咐他：如果有什么大的困难，可以向薛暮桥老师反映；三是给了他5元钱，以备急需时使用。这5元钱不算少，在新四军比一个干部一个月的津贴要多。

行军以后，逢到大雨，浮桥倒塌，山路崎岖，连战马都难以前进。朱镜我步行困难，由警卫和民夫搀扶着走，实在支持不了，就得担架抬着前进。从7日晨3时走到中午才艰难爬上丕岭。

当天晚间，朱镜我随军部到丕岭脚下待命。半夜11点接到向后撤退的命令，必须重越丕岭，再走回头路。朱镜我因过于劳累，已无力行走，只得和李子芳躺上担架。

经过山谷间几次来回折腾，全军被搞得疲劳不堪。朱镜我本来身患严重胃溃疡，如何经得起这种折磨，旧病复发，口吐鲜血，倒下去不能走了。

9日，我军从拂晓一直战斗到下午，所有能参战的指战员都开上去作战，终未能击破当面之敌。敌军包围圈越来越小了。叶挺决定翻越东流山，穿过石井坑，向大康王方向突围。

10日清晨，朱镜我总算被抬进距高坦有十多华里的石井坑。他马上托人告诉先已到达的钱俊瑞，说他已安然来到。钱俊瑞立即来看他，他已瘦得不成样子了。

钱俊瑞告之说，叶军长说，局势十分困难，所以希望你能设法化装，躲到农民家里。他听了，只是点点头，眼睛闭起来，眼圈红了一阵。

钱俊瑞劝他，现在大家正在想方设法突围，让他不必担心。朱镜我只是说了一句，“我们最后终究会成功的。”说后无力地闭上眼睛。这一句话，实际上是他的遗言，充分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情怀。

到11日，朱镜我经过一天休息，病情稍有好转，能喝少许流食。他始终关心着战局的发展，稍微有些精神便又问起各项工作。

12日，石井坑的战斗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傍晚，东流山制高点失守，局势已不可挽回。叶挺被迫决定分散突围。12日下午，政治部一部分干部被分散到各部队，名为做反击敌人的宣传鼓动工作，实际是准备随军突围。

汪海粟在去新三团之前特地来向朱镜我告别。此时朱镜我躺在居民床上，已奄奄一息，由他的警卫员照应，但他仍决定随军突围。

晚上12时，准备突围的大血战开始。朱镜我的担架上山后，敌人就从山下开始放火，山上的草被烧着了，火势随着呼啸的北风迅速蔓延开来，火舌向他们脚跟追了上来。战士们抬着朱镜我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一直冲上山顶，四面一看，已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了。

13日晨，朱镜我的担架历经艰难终于不得不停下来。此时此地，他人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警卫员和战士们要背他下山，他拒绝了。他按着胸口，对他们说：“谢谢你们了，你们已经尽职了，不要管我了，赶快突围吧，否则大家都跑不出去了。”

战士们却不肯丢下首长自己突围。于是，朱镜我就去摸警卫员的木壳枪，边摸边说，“你们开枪吧，我不愿当俘虏，也不愿死在敌人手里。”这突然的举动把警卫员吓呆了。

他夺去了木壳枪，说：“好吧！我自己开枪。”警卫员立即夺回木壳枪，含着眼泪对朱镜我说：“首长，枪里子弹早已打完了。”说着，抡起山上的石头，把枪砸了。

朱镜我无可奈何，用尽全身力气，大声的呵斥着：“走，你们还不快走，我不能连累你们，突围出去就是胜利……”见警卫员不肯走，他咬紧牙关站立起来，纵身跳崖，壮烈地自我牺牲！

东流山敞开胸怀有幸接受了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东流山一直这样无声地诉说着它见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