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仕途，崭露头角

苏轼，这位北宋时期的文学巨星，1037 年诞生于四川眉山，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世称苏东坡、苏仙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诗、词、文、书、画等领域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还是一位有着深刻思想和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嘉祐二年（1057 年），20 岁的苏轼进士及第，自此踏上仕途，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之旅。

苏轼生活的时代，北宋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后，表面上繁荣昌盛，实则内部问题丛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财政危机、土地兼并、官僚腐败等问题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史称 “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法相继出台，试图从根本上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反对新法，主动外调

苏轼秉持着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国家治理应以民为本，注重道德教化和社会和谐。他对王安石变法中一些过于激进和理想化的措施深感忧虑，担心这些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会违背初衷，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例如，青苗法本意是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同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但在实际推行中，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往往强制农民借贷，利息也在层层加码下变得沉重，这让许多农民陷入了债务的困境。苏轼看到了这些问题，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直言青苗法的弊端，指出 “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 他认为这种做法与民争利，破坏了民间的经济秩序。

除了青苗法，苏轼对募役法也提出了质疑。募役法规定原本应服差役的人可以缴纳免役钱，由官府雇人服役。苏轼认为这一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但却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支出。而且，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出现了许多贪污腐败现象，导致百姓的实际负担并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苏轼的这些反对意见，并非出于个人的私利或政治派系的斗争，而是源于他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福祉的深切关怀。他深知，任何改革都应该谨慎推行，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可能带来的后果，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政绩而忽视了百姓的利益。然而，苏轼的这些忠言逆耳之言并没有被王安石等变法派所接受。在那个变革的时代，王安石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变法派在朝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苏轼的反对声音显得格格不入，他也因此遭到了变法派的排挤和打压。

面对朝廷中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对自己的不公正对待，苏轼感到心灰意冷。他深知自己无法改变朝廷的决策，继续留在京城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于是，在 1071 年，苏轼自请外调，离开了京城这个政治漩涡的中心，出任杭州通判。

在杭州，苏轼迎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这里的湖光山色、风土人情让他暂时忘却了朝廷中的烦恼。他在公务之余，尽情地游览杭州的美景，与当地的文人雅士交往，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便是他在杭州任职期间所作，“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 这首诗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西湖在晴天和雨天的不同风姿，将西湖比作古代美女西施，无论淡妆还是浓抹都恰到好处，展现了西湖的绝世容颜和独特魅力，成为了描写西湖的千古绝唱。

除了创作诗文，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也兢兢业业，致力于为百姓办实事。他协助知州处理政务，参与了许多水利工程的建设和修缮，为杭州的农业发展和百姓生活做出了贡献。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对王安石变法在地方上的实施情况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尽管他反对变法的一些措施，但作为地方官员，他还是尽力在执行过程中减轻百姓的负担，努力调和变法与民生之间的矛盾。

然而，苏轼的仕途并没有因为他的外调而变得一帆风顺。在杭州任职三年后，他又先后被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每到一处，他都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地方治理中，关心百姓的生活，努力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在密州，他遇到了严重的蝗灾和旱灾，他亲自带领百姓捕蝗救灾，抗旱祈雨，还写下了《和赵郎中捕蝗见寄》等诗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和自己的心情。在徐州，黄河决口，洪水泛滥，苏轼挺身而出，率领军民抗洪抢险，日夜坚守在抗洪一线，最终成功地保卫了徐州城。

在辗转各地的任职经历中，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操守，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益所动。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正直的官员应有的担当和责任，也在与百姓的相处中，深刻地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和生活的艰辛。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使他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百姓的关怀 。

深陷诗案，黄州之困

元丰二年（1079 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他在《湖州谢上表》中，以自己一贯的直率风格，表达了对朝廷任用的感激，同时也顺带提及了自己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本是一番肺腑之言，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新党中的御史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一直对苏轼反对变法的态度耿耿于怀，他们从苏轼的诗文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指控他 “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说他的诗文对朝廷和皇帝充满了诽谤和讥讽，一场震惊朝野的 “乌台诗案” 就此爆发。

“乌台诗案” 中，苏轼被指控的诗文大多是他在各地任职期间，对民生疾苦的真实写照以及对新法实施中种种弊端的忧虑。例如《山村五绝》中的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描写了农民为了缴纳青苗钱，被迫频繁进城借贷，导致孩子都学会了城里的口音，侧面反映了青苗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的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则是对朝廷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行水利变法的一种讽刺，认为如果东海之神知晓皇帝变法的意图，恐怕会让盐碱地都变成桑田，暗示变法的不切实际。

这些诗句在苏轼看来，只是他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和百姓的文人，对社会现实的如实记录和深刻思考，是文学创作中的批判精神体现。然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这些充满深意的诗句却被恶意解读，成为了他的 “罪证”。苏轼被捕入狱后，面对残酷的审讯和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充满了悲愤和无奈。在狱中，他写下了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自己当时惊恐不安的心境，宛如一只被困的小鹿，又似一只待宰的鸡，任人宰割。

“乌台诗案” 震动了整个朝廷，也牵动了无数人的心。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了救哥哥，不惜上书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苏轼赎罪；许多朝中大臣，如张方平、范镇等，也纷纷为苏轼求情，他们深知苏轼的为人和才华，不忍看到他蒙冤受屈；甚至已经退居幕后的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对宋神宗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在多方的营救和求情下，苏轼最终免于一死，但还是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就仕途不顺的他这下跌入了人生的谷底。

元丰三年（1080 年），苏轼带着家人来到黄州。此时的他，政治上失意，生活上也陷入了困境。黄州是一个偏远的小城，经济落后，生活条件艰苦。苏轼的俸禄微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有时连温饱都成问题。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无奈地写道：“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生活的窘迫和艰难 。

为了贴补家用，苏轼在好友马梦得的帮助下，向官府申请了城东的一块荒地。这块地原本是一片废弃的军营，杂草丛生，荆棘遍布。苏轼不辞辛劳，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蔬菜。他亲自耕种，体验着农民的艰辛，也从劳动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他将这块地命名为 “东坡”，并自号 “东坡居士”，从此，“东坡” 这个名字就与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符号 。

在黄州的日子里，苏轼不仅要面对生活的困苦，还要承受内心的孤独和痛苦。他远离了京城的繁华和政治中心，昔日的朋友和同僚大多对他避之不及，他感到自己被整个世界所抛弃。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他以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借月夜孤鸿的形象，抒发了自己被贬黄州后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 。

然而，苏轼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和挫折打倒。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在困境中不断思索人生的意义，开始以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在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解脱出来。他把那些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 彻底抛诸脑后，用 “又得浮生一日凉” 的旷达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 这段话充分展现了他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和乐观，以及对人生的深刻理解 。

黄州的山水也成为了苏轼心灵的慰藉和创作的源泉。他常常与朋友一起游览黄州的名胜古迹，如赤壁、沙湖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忘却了尘世的烦恼，感悟着宇宙的浩瀚和人生的渺小。元丰五年（1082 年），苏轼先后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在《赤壁赋》中，他以主客问答的形式，探讨了人生的短暂与永恒，表达了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而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他则借古抒怀，通过对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描写，以及对周瑜等英雄人物的赞美，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苏轼卓越的文学才华，更体现了他在困境中超越自我、豁达超脱的人生境界。它们标志着苏轼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璀璨的瑰宝。苏轼在黄州的经历，让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官员，逐渐转变为一个对人生有着深刻洞察和体悟的智者，他的思想和创作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也对后世的文学和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北归之路，人生落幕

元丰八年（1085 年），宋神宗驾崩，年仅 10 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向来反对变法，她掌权后，立即召回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全面废除新法，史称 “元祐更化” 。苏轼也因此迎来了命运的转机，他被重新起用，先是被任命为登州知州，后又被召回京城，先后担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重要官职 。

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里，苏轼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事务，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出谋划策。然而，随着旧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苏轼再次陷入了政治的漩涡。他对旧党中一些人全盘否定新法的做法并不认同，认为新法中也有一些值得保留的措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他的这种观点，既得罪了新党，也引起了旧党的不满，使他在朝廷中再次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

元祐四年（1089 年），苏轼再次自请外调，出任杭州知州。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杭州，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官员，而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在杭州，他继续为百姓办实事，疏浚西湖，修筑苏堤，留下了千古佳话。他还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词，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一》“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 以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其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这些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了苏轼对杭州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 。

然而，苏轼的仕途并没有就此平静。随着高太后的去世，宋哲宗亲政，他重新启用新党，恢复了部分新法，苏轼再次受到牵连，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惠州地处偏远，生活条件艰苦，但苏轼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在惠州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与当地百姓友好相处，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建设。他在惠州写下了许多充满生活情趣的诗词，如《惠州一绝 / 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苦难的超脱 。

绍圣四年（1097 年），苏轼又被贬到更远的儋州（今海南儋州）。儋州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偏远的蛮荒之地，环境恶劣，文化落后。苏轼来到这里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积极适应当地的生活，传播中原文化，培养人才。他在儋州办学堂，讲学明道，许多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儋州的文化氛围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苏轼在儋州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更加丰富和深刻。他在《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九》中写道：“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翛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当地百姓淳朴生活的赞美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

元符三年（1100 年），宋哲宗驾崩，宋徽宗赵佶即位 。宋徽宗即位后，向太后垂帘听政，她倾向于旧党，于是苏轼迎来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转机，他被赦免北归 。此时的苏轼已经 64 岁高龄，历经了多年的贬谪生涯，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十分疲惫。但他依然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踏上了北归的路程 。

在北归途中，苏轼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感慨于自己一生的坎坷遭遇，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他路过许多曾经去过的地方，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心中百感交集 。当他到达虔州（今江西赣州）时，当地百姓听说苏轼路过，纷纷前来迎接，场面十分热烈。苏轼深受感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所至，民瞻望咨嗟，意皆使之闻知。” 这充分体现了他在百姓心中的崇高地位和深厚的影响力 。

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打算让苏轼安稳地度过余生。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苏轼在北归途中抵达常州，此时他已经身患重病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享年 66 岁 。苏轼的逝世，让无数人为之悲痛。他的好友、弟子以及各地的百姓都纷纷表示哀悼，他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

苏轼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在政治上历经波折，多次被贬，但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百姓的忠诚与热爱；他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诗词、散文、书法、绘画样样精通，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之作；他的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豁达乐观、随遇而安的精神，成为了后人面对困境时的精神支柱 。

苏轼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词风格豪放洒脱，意境开阔，情感真挚，打破了传统诗词的束缚，开创了豪放词派的先河 。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说理透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欧阳修并称 “欧苏”，是 “唐宋八大家” 之一 。他的书法作品独具匠心，笔力雄健，气势磅礴，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 “宋四家” 。他的绘画作品以墨竹、枯木等为主题，寓意深刻，风格独特，对后世的文人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苏轼的人格魅力更是为后人所敬仰。他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 。他关心百姓疾苦，无论身处何地，都尽力为百姓办实事，深受百姓的爱戴和尊敬 。他与弟弟苏辙之间的深厚情谊，也成为了千古佳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句词，更是表达了人们对亲人的美好祝愿 。

苏轼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近千年，但他的名字和作品却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他的思想和精神，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要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为实现人生的价值而努力奋斗 。

东坡不朽，精神永恒

苏轼的一生，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充满了无数的传奇色彩。他的每一段经历，无论是春风得意的高光时刻，还是深陷困境的至暗岁月，都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

在政治的漩涡中，苏轼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信念，不被权力和利益所诱惑。他敢于直言进谏，即使面对强大的变法派和朝廷的压力，也毫不退缩，始终为百姓的利益发声。他的这种正直和勇敢，让他在历史的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了无数人敬仰的楷模 。

苏轼的乐观豁达，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无论遭遇多大的挫折和困难，他都能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他的诗词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对生活的赞美，如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 等，这些诗句不仅展现了他的豁达胸怀，也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境时，要勇敢地前行，不要被困难所打倒 。

苏轼的文学成就，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作品，无不展现出他卓越的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诗词，既有豪放洒脱的一面，如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有婉约细腻的一面，如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说理透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的书法，笔力雄健，气势磅礴，自成一派；他的绘画，意境深远，寓意深刻，为后世的文人画奠定了基础 。

苏轼的一生，虽然充满了坎坷和挫折，但他却用自己的才华和人格魅力，书写了一段辉煌的人生篇章。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和勇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力量。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要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勇敢地前行 。

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生活的琐碎、工作的繁忙、人际关系的复杂，常常让我们感到疲惫不堪。然而，当我们回首苏轼的人生时，会发现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问题，在他的豁达与乐观面前，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他教会我们，无论生活给予怎样的苦难，都要学会从中寻找乐趣，珍惜身边的美好，用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一切。苏轼，这位千年之前的伟大文人，以他独特的人生智慧和精神力量，穿越时空，给予我们无尽的启示和鼓舞，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