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丨王旭烽：潜伏者归来

潮新闻 王旭烽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正当天安门前礼花升空，万众高呼时，一位越东女儿别夫抛子，踏海而去，潜行台湾。她就是热播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的共产党人朱枫（1905年11月22日—1950年6月10日）。

朱枫牺牲后，遗骸去向成谜。数十年间，家人几经寻访不得。直至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发现一批老照片，有几张是朱枫，同时，南京作家冯亦同也开始了寻找朱枫的历程。2010年4月，台北市第二殡仪馆阴暗的骨灰塔，布满灰尘封闭了六十年的骨灰罐终于被打开，旧骨灰罐上红字写着“朱谌之”三字，正是朱枫的大名。

2010年12月9日，朱枫的骨灰罐由专人护送，搭乘直航班机，从桃园飞抵北京，她的外孙女徐云初和夫婿李扬在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八宝山公墓暂厝，等待未来再移灵至后人为她选定的埋骨处所。

探访朱枫的故土是从2011年盛夏开始的，当时的我正在书写一部名叫《主义之花》的反映浙江革命女性之作，其中第一位是秋瑾，最后一位就是朱枫。贯穿全书的女地下党人陈修良，恰是朱枫的同学和少年闺蜜。

我们一行来到目的地浙江镇海中学时，古城正沉默在烈日的午后阳光下。该校为浙江教育质量首屈一指、人才辈出的所在，朱枫的故园，就在今天的莘莘学子诵读之处。大户人家的房子，人称朱家花园，占据着镇海中心位置，据说是完全按照归有光的“项脊轩”建造的，其中有一小园名唤“憩园”。园内扶花木疏，曲径通幽，粉墙黛瓦。朱枫是在参加地下工作后的化名，那时她还叫朱贻荫，原来就是一位住在潇湘馆中的林妹妹呀……

1994年，镇海中学田径场扩建，周围百余户民宅即将拆迁，校方千方百计保存了朱枫故居，并建立了烈士纪念楼。楼内陈列着朱枫从1925年起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以及1948年以后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50年6月在台北壮烈牺牲的事迹和遗物。

上世纪二十年代，朱贻荫成为了浙东名校宁波女子师范学堂里一位温文尔雅的女生。其父朱云水为镇海渔业公会会长，家财万贯，育有六个女儿，朱贻荫乃朱四小姐。她有位老师，书法界泰斗沙孟海，正是他为女弟子取名朱谌之。得名师指点，果然不凡，她曾写下李白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唐人妩媚的诗句和妩媚的字迹，透露着朱谌之的当年气质。

1927年的春天，22岁的朱谌之，将自己的命运如抛物线一般甩了出去，她的初婚几乎是孤注一掷，只看了一眼她未来丈夫的照片，就决定服从父亲给她安排的婚姻，从风里夹带湿咸的江南古城，远嫁到冰天雪地的沈阳，作了奉天兵工厂一位镇海籍中年技师陈绶卿的继室。

少女突然变成了四个孩子的继母。男孩们被姑妈接走，两个女孩陈宜和陈莲芳（小名阿菊）则留在了她身边，三人又像母女又像姐妹，开始命运的生死纠缠。在沈阳度过的岁月日常又安宁，1949年她给女儿朱晓枫的信中写道：“北方的气候，风土人情，对孩子的身心有帮助，你以为对吗？”朱晓枫正是她远嫁东北时与陈绶卿所生。

九一八事变后，举家回镇海老家，丈夫陈绶卿接到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的聘书，行前参加一次宴会，突得霍乱，数日间便去世，朱谌之就这样成了寡妇。庭院深深深几许，不到三十岁的新女性把丈夫家族中的青少年们聚起来，当起了大家族的私塾先生。

抗战爆发了，她带领着弟子们一起参加了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憔悴损的少妇变成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巾帼。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高歌，才华横溢，英姿飒爽，风韵卓然，于是，一位热血男儿，也是夫家的宗族弟子，突然就一发不可收地迷恋上她。原来低眉顺眼的朱四小姐在感情上竟然是这样一个惊世骇俗之人，投身时代洪流的同时也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爱情。烈士多情，因小名中有“梅”字，朱枫后来一直称她的爱人为“梅郎”。

抗战风云迭起，身怀六甲的朱枫，与家人一路逃难，离开了镇海故乡，辗转来到战时首都武汉。她用变卖家产所得，为共产党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投了一笔高达五百大洋的款项。新知书店1935年创办于上海，发起人钱俊瑞、薛暮桥、徐雪寒等都是当时活跃在左翼文化战线上的年轻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书店是大家东拼西凑加上邹韬奋先生以生活书店名义的赞助，才成立起来的。1937年底迁往武汉时，全部股本加起来也只有五百大洋，朱枫此举，当得上毁家纾难。若无新知书店，还会有今天大名鼎鼎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吗？

武汉失陷前朱枫撤往湘西，继迁浙江，在金华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她又一次慷慨捐赠了八百大洋，使台湾医院迅速开业，同时向抗日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服、布匹、蚊帐等。1939年秋，她将14岁的女儿朱晓枫送往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于中村，在艰难环境中为新四军战士供应书刊。这一次的捐赠，朱枫已无家产可变卖，她将自己的传家之宝、她的家族记忆，一枚由外婆传给母亲又传给她的一直寄存在上海银行里的三克拉钻戒变卖，换成数千元一文不剩地捐献出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丈夫被捕入狱上饶集中营，她装扮成素未谋面的家人的朋友，前后三次进出上饶集中营送钱、送物、送药，设法营救。丈夫于次年春越狱成功，由朱枫掩护从浙南山区绕道大后方返回上海。这一段经历情深意长，惊心动魄，当得上是一个世纪前的“越狱”传奇。

抗战胜利之前，朱枫一直以阔太太形象为书店和地下共产党商业机构工作，但1944年她还是被捕入狱一次，靠她本人的机智勇敢加组织的营救，她最终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得以释放。一出狱，朱枫立刻就去买时装，烫头发，可见无论朱枫的天性、后天的教养中，就具备了特工人员所应该具备的临危不乱的品质。那可是一个从《红楼梦》中黛玉到《潜伏》中翠平的飞跃啊！

1945年，朱枫由徐雪寒和史永介绍秘密入党，从此加入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她那个鼎元钱庄邀请老师沙孟海亲自题写牌匾。1946年夏，朱枫送朱晓枫去解放区，不曾想到，母女就此永别。1948年秋，她又调至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因为公司业务和情报关系，她与商界、政界人物都有了更多接触。1949年，从小随陈宜长大并视其为妈妈的儿子朱明，与朱枫在香港度过一段岁月，才知晓了他的亲生母亲是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丈夫在上海筹建新华书店，并被批准为中共党员。翘首盼朱枫归来，一家人离散多年，终于就要团聚，朱枫何尝不如是。她给她的“梅郎”写下了不少情感细腻真挚的信件：“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而丈夫回信则说：“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此时的朱枫去台湾，是革命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命运的使然。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舟山、金门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员入台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谁能担此重任？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忠诚、机警、成熟，在台湾有社会关系，各种条件，无出其右。

朱枫的家庭关系中显现了鲜明的宁波革命特色，即一个大家族中，既有坚定的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的骨干，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枫的很多情报，就是在麻将桌和饭局上获取与传递的。朱枫去台湾，也和这样的家族背景分不开。朱枫继女中，陈宜为坚定的共产党阵营中人，阿菊则早年就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各地，1949年夫妻去了台湾。五六月间，阿菊给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很容易就办好了岳母赴台的证件。

出发前她给爱人寄去自己的最后一张相片。相片上她身着短袖旗袍，坐在茶几旁，仿佛是置身在下午的欧式阳台上，左侧一排罗马柱，光线侧着从柱子的缝隙间照进来，投在她脸上那深邃的笑意中，神态像个超脱的女神，但又好像注定了要在光明和黑暗的交界地带舞蹈。相片的背后，她用那一手漂亮的字写着：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给梅留念，一九四九·十·二十五。

1949年11月27日，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朱枫抵达台湾基隆，以“陈太太”的身份，用“朱谌之”之名，单线联系两人，一是化名“老郑”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另一位是国民党中位高权重的军界要员——“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四十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做好了离台返回的准备。在写给上海同乡好友的一封信中，她说将在月内返家，“望顺告小女及小妹，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封信中，朱枫以非常大的字体署上正气十足、从未使用过的名字“威凤”二字。

此信竟为绝笔。1950年1月的一天，蔡孝乾落入敌手。这个有着二十五年党龄、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赶赴过抗日前线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竟因为贪吃与好色被捕，全部供出党内机密，包括朱枫和吴石。

朱枫当时已乘机离开台湾岛，落地舟山群岛，与故土镇海一水之隔，不承想，缉拿“在逃女匪朱谌之”的密令已先于飞机到达舟山，在沈家门一家医院中隐蔽了两个星期的朱枫，终于在1950年2月18日被捕。

深夜之中黑暗浓稠，朱枫用滚烫的手指将贴身挂的一个带有金链条的锁片取出，手镯折为两段，和着一杯热水分四次吞了下去。第二天清晨，一架飞机将朱枫直接送往台北，朱枫并未死成。

法庭上拍下的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她双手揣在一起、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气质泰然。

数月之后的1950年6月10日4时30分，台北马场町刑场一阵枪响，震惊全岛，倒在血泊中的四人分别是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国民党中将陈宝仓，国民党上校、吴石副官聂曦，以及唯一的女性——身中七弹的中共地下党员朱谌之。

身在大陆的朱枫家人们，多年来只在内心深深怀念亲人，而事件的追踪起自2001年。他们突然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十六辑上，看到了朱枫就义的照片。照片是署名秦风的作者1999年在台湾一家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的。沾满灰尘的袋子，打开，赫然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每张照片都有明确的人名，发布时间为1950年。

2000年，这批照片以“文化局”的名义在台北公布。对朱晓枫而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相片上的重逢是多么令人悲痛感怀啊。“母亲的那件小花旗袍还是家里常穿的那件……她很消瘦，很镇定。她一生坎坷。很多年里我只知道母亲英勇就义，可是具体情况完全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起过。”获知朱晓枫的心愿后，因撰写《朱枫传》与朱晓枫相熟的江苏作家冯亦同找到了山东《老照片》的主编，得知笔名“秦风”的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将来大陆。

时值2003年新春，朱晓枫夫妇在冯亦同的陪同下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拜会已结束大陆之行即将返台的徐宗懋先生。徐宗懋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当下就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受烈士之后的委托，徐宗懋在台湾开始帮助寻找朱枫遗骨的下落。

2003到2005年，徐宗懋动用一切可用方式，终于奇迹般地在一家疗养院里找到了寡居的阿菊，而阿菊的一句“她是共匪”则又让徐宗懋深深沮丧。2005年10月，朱晓枫一家回到朱枫的出生地宁波镇海，在镇海区政府举行了一个公开的悼念活动——纪念朱枫烈士诞辰一百周年。全家人把这次一百周年的纪念看作是一个告别，“梅郎”已经去世，留下的儿女亦已白发垂老，要靠孙辈们留下心气了。朱晓枫的女婿李扬在2003年12月因公事到台湾出差，经台北马场町，过去的白色恐怖行刑场，现在已红尘滚滚，空荡荡的广场难以寻觅任何朱枫的印记。

2009年12月，同样在台湾寻找失踪革命者父亲下落的大陆人潘蓁，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名单共612人，朱湛文编号是233，而“朱湛文”和“朱谌之”字形又相似。2010年5月6日，寻访者们终于在富德公墓一处遗骨存放处角落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坛上的“谌”和“之”是连着写的，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天气出奇地好。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抵达北京。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神色凝重走进机场的贵宾厅，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他小心呵护的是袋内朱枫烈士的骨灰坛，“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刘添财说。在场的朱枫后人和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都站起来，悄无声息。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

时隔六十年，潜伏者归来了。沉默者的荣耀，如今依旧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大默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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