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天安门不悬挂毛主席的照片，反倒要挂主席的画像？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是北京的一个标志性存在，很多人在广场上抬头看时，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不直接用照片挂上去，而是坚持用手绘画像。照片技术早就成熟，放大打印也方便，但实际情况是，从1949年开国大典开始，这个位置就一直用画像形式。原因涉及历史习惯、技术局限和艺术表达的需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画像成为更合适的选择。

要理解这个选择，得从天安门挂画像的起源说起。早在民国时期，天安门就挂过领导人的画像，不是照片。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就把自己的画像挂上去，借鉴西方国家展示领袖肖像的做法。那时候摄影技术已有，但大型户外展示还是偏好手绘，因为照片放大后细节容易模糊，颜色也不持久。

袁世凯死后，他的画像撤下。1928年，北伐军进北京，又挂了孙中山的画像，虽然孙中山已故，但这成了纪念方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的画像挂上，直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可见，早期的挂像传统就是用画像，不是照片，这为后来新中国延续了基础。

1949年北平解放后，天安门挂像进入新阶段。2月12日，庆祝北平解放大会上，第一次挂毛主席画像，同时还有朱德、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的画像。这些由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师生绘制，董希文带队。他们用手绘方式，因为这是宣传工作的常态，能快速调整大小和风格。7月7日抗日战争纪念日，又挂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两幅之间夹一颗红星。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挂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任弼时、高岗的画像，加上孙中山的，总共10幅。这是天安门挂像最多的一次。这些都用画像形式，因为照片在大型户外不易固定，风一吹就可能变形。

开国大典时，毛主席画像单独挂上，这是第一次永久性安排。画家周令钊负责绘制，他是湖南平江人，早年学美术，1949年时在国立北平艺专教书。任务来自华北军区宣传部，张致祥传达，周恩来总理批准。周令钊用一张郑景康在延安拍的毛主席标准照作为蓝本，那张照片毛主席戴八角帽。画像尺寸定为6米高、4.6米宽，用铁皮做底，网格法放大。创作花了两周，周令钊分工明确，自己画脸部，妻子陈若菊画衣服。完成后，聂荣臻检查，发现领子敞开，建议扣上以显庄重。周令钊改了。还有画像下方原有的文字“人民的胜利”，领导觉得不合适，周令钊用灰蓝色颜料盖掉，改成中山装样式，加了纽扣。10月1日凌晨改完，刚好赶上典礼。这些调整说明，照片没法轻易改动，而画像能根据场合优化。

为什么不直接用照片放大挂上？一个原因是技术限制。1949年时，大型照片打印技术不成熟，户外放大容易失真，颜色褪得快。风吹雨淋下，照片纸质扛不住，而画像用油彩和帆布，耐久性强。另一个原因是艺术表达。画家葛小光后来解释，照片只抓外在形象，受拍摄角度、光线限制，只能后期轻修。

画像不同，能融入画家的理解，调整神态，突出气质。比如，照片可能眼神不准或背景杂乱，画像能优化成正面平视，传达坚定和亲切。葛小光说，这叫形似更神似，让人一看就感受到毛主席的精神风貌。照片是机械复制，画像是手工创作，带着敬意和情感。

1950年后，画像版本更新。5月1日，辛莽绘制的第四版挂上，用毛主席不戴帽的照片蓝本，因为开国后形象更适合外交场合。之前版本戴帽，显得战时风格。辛莽是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主任，助手左晖、张松鹤帮忙。但挂一天后撤下，因为市民意见，说左耳太突出，眼球上翻，看起来不自然。领导听取反馈，马上换回周令钊版。这显示画像能快速迭代，照片就难了。

从1960到1966年，天安门画像基于一张毛主席审阅认可的照片绘制。那张照片是新闻摄影局拍的，毛主席点头后正式用。但还是画像形式，因为照片直接挂不持久。1966年8月后，毛主席画像永久悬挂，不再只限节日。

这项安排延续至今，每年国庆前换新。1967年起，王国栋负责，他是北京人，北京市美术公司画家。从第三版标准像入手，确定第八版蓝本，即第四张标准像。王国栋画到1977年，然后传给徒弟葛小光。

为什么坚持画像？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传达形象。照片真实，但平面单一。画像能综合多张照片优点，避开缺点。比如，周令钊版融合了毛主席的诗意气质和口型特征。辛莽版调整了帽子，适应时代。王国栋版强调中西技法结合，立体感强。葛小光版注重耐候，颜色深浅合适。手绘过程本身是敬仰体现，一代代画家接力，保持一致性。

如今，天安门画像仍是手工活。每年9月，画家在工作室准备，尺寸不变，蓝本是第八版。挂像夜里进行，用吊车拆旧换新。人们在广场瞻仰时，不只看外貌，还感受到历史厚重。这比照片多一层情感连接。假如用照片，放大后细节模糊，风一吹就晃，远看不清楚。画像从远处看，线条清晰，神态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