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饱受牢狱之灾，聂耳经历漂洋过海，国歌的身世竟如此“坎坷”

1935年的冬天，上海街头风声鹤唳。田汉匆匆写下一纸歌词，那是一张香烟盒纸，褶皱中藏着字句，好像可以被揉进掌心然后消失不见。可偏偏，这点点墨迹和一段旋律却没那么轻易被历史吞没。彼时国民党特务盯紧了左翼文化人，田汉已经嗅到危险，手一抖，纸一合，门一开，人就消失在弄堂阴影里。没多少人知道，他正把一曲极有可能无法再传世的词句丢给了毫无准备的命运。谁会想到，一首歌就能掀起惊涛骇浪？有点不可思议吧？

田汉落网以后，夏衍像往常那样翻剧本。他不习惯浪费时间，什么都有可能遗漏，但那天，他在田汉剧本缝里找到一张香烟纸。上面有一段歌词，不甚工整，笔画断得厉害，字与字之间带着慌张。夏衍拿着纸发了会呆。正巧，聂耳来串门，气氛一时有点压抑。夏衍也没多说什么，纸悄悄递过去，这一切都好像失控了。聂耳盯着那几行字，神色逐渐变得凝重。谁能想到，短短两天，他就给了这首歌旋律，像是天降的灵感，却也可能只是当时每个觉醒者都绷紧到极致的情绪。仓促，甚至几近于仓皇，但这种仓促里本就满是刀锋与力量。有一点必须说出来——这不是普通的合作，这是一次逼近天命的交集。

夏季刚上头，聂耳被卷到日本。走得没带多少东西，怀里只有定稿的乐谱。他白天见左翼文人谈笑，夜里在旅馆里偷偷憋歌，窗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巨浪。电视里、报纸上每天都叫嚣“支那利益”，空气都像要烧起来。于是，歌曲的尾声突然变重，“前进！前进！”——一遍，两遍，三遍，节奏愈发铿锵，他不满足。有人说这是聂耳的智慧，他的才气？不，他不过是被日本人的嚣张和同胞的呻吟折磨得没法闭眼。夜深时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句叠音，就算死了，也得让敌人的大炮在节奏里炸响，如果可以。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满上海都是，电台反复播放，小报都登出来。消息灵得很，南京、北平、哈尔滨，甚至重庆，也有人对着收音机拍桌，北京胡同口卖糖的老头儿也能哼一句。不同年代的人都说，这歌像从心脏里哆嗦出来的东西。一点不夸张，你会觉得没由来的心热或者心冷。随便提个例子，1937年《申报》上一条花边新闻写，北平的学生中午下课站队，齐刷刷地把“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成口号。几个孩子甚至因为唱得太大声，跑来一队宪兵，结果宪兵站那听了一会儿，没拦，转身走了。为什么？谁知道呢，也许没人不怕外敌。

《风云儿女》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表面说的是青年诗人丧友投身抗战，可本质，它不过是在那个激烈动荡的中国给苦闷青年们一个可见的方向感。影片刚一开场，字幕还没走完，义勇军的旋律就扑面而来。人声一遍遍地和着小号和军鼓，电影和战歌合成一片。这里没有回旋余地，也没什么铺垫，不需要。大家都明白这事有多严重。至于影星多、情节紧，那只是后话。有人说，一首歌引领了一部电影，有些夸张，可在当年——可不是。

左翼电影运动到1934年渐成气候。瞿秋白是个主心骨，夏衍、田汉干劲也足。可是政治左旋总有“代价”，田汉剧本一动笔就像踩到雷。永嘉路的小屋里，“凤凰的再生”写出来仍觉没底气，后来直接换名叫《风云儿女》。夏衍把文学梗概变成电影剧本，反反复复删改，用力踩准每个节点。只是田汉刚刚插手，便被国民党关了起来，这运气，啧，也太烂。后续全靠夏衍替他圆局。有意思的是，影片名字、结构都随时能变，但主题里那点“不甘”和“团结”死活改不了。不灵活也没法灵活，就是这个味儿。

朱庆澜的举动倒也平常。他看到聂耳谱出来的乐谱，只在“进行曲”前头添上三个字，“义勇军”，就把一首歌捧出了历史甬道。其实那三字每个人都琢磨过，谁也不觉得自己是第一人。可是只有写在总谱上的，才算数。不奇怪嘛，真英雄有时候需要别人帮着取名字。

混乱之中流行的合作说，田汉和聂耳存了不少亲厚往来，也互相打气。田汉原本在上海法租界做戏剧，一直高举着“革命”二字，活得洒脱却险。聂耳更另类，他本是剧社小提琴首席，也没少受气。日军飞机轰炸时，窗外飞行员的脸成了噩梦。歌厅的繁华和枪炮的嚣叫夹杂着催促，他看腻了风花雪月，一心想唱战斗，正巧结识田汉。1932年至1935，不过三年时间，两人合作无数，到了最后，命运把《义勇军进行曲》变成绝唱，也不知到底谁更怨谁。这么说或许有点绝情，可世事常常如此。田汉坐牢后，终于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外听到熟悉乐章，却没盼到聂耳归来。聂耳溺亡的消息比《义勇军》还传得快，田汉那种落寞，一度成了圈内人心头的刀。

1937年后，田汉出狱，有人说他经常一个人呆坐，哭也不吭声，包括多年后迁葬聂耳骨灰，都用24块墨石叠成音波。有人觉得这象征24岁的短暂，也有人说，石头堆得多像没来得及唱完的乐曲。还有人讲，这墓地静极了，以至于风过时，分不清松涛和琴音。混杂的哀戚、纪念、壮烈，谁又能分清呢？

至于国歌这事，过程居然比想象中简短。1949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点名定歌，短短三个月，《义勇军进行曲》被“暂定”成了新中国的国歌。1978年又换歌词了，宣称要“集体填写”。后来觉得不妥，1982年恢复聂耳、田汉原作。再后来2004年，干脆写进宪法，再2017年有了国歌法。手续越来越完备，仪式越来越隆重，说到底还是怕太随便了出事？但这样也好，至少这段旋律不怕丢。

有人说歌声穿越时空，90年无人能敌。说得有点玄乎。《申报》记载，唱歌的不只是学生，也有老头、商贩，甚至陈年公职人员。战争最烈那几年，每次放歌，大家都忍不住抬头。1945年，美国国务院也把这首歌收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算是真正的“国家之声”了。还真是。

也许是内容太纷繁，关键处总是拧巴。有人觉得，“国歌”这事早该更换，因为旋律里有太多过去的血与泪。可你要真去换，马上又一堆人跳出来说，这气势、这情结，是新中国的根。哪一派更有道理？实在没谁能说清。

说到底，《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国歌，并不是因为它旋律怎样高妙、歌词多么不朽，而是它代表了那种咬牙切齿的民族意志——同仇敌忾。有人讲它只有37节，40多秒短短一曲，却把人心激励到炸裂。音乐人的分析都是技法上的事，在民众心里，这歌是个符号，一种可以随口喊出的信仰。

它也不是全然合乎世界潮流，在国际音乐史上亦非唯一奇迹。说跟反法西斯有最紧密联系？也许不见得，法西斯倒了，中国民众依旧唱着这歌。和平年代各类升旗仪式、体育比赛场、外交宴会都离不开。它早已超越了反侵略抗争这么直接单一的功能，成了身份，成了情感共识。想想看，多少外国歌曲能有这样的“待遇”，叫人毫无保留地唱出泪来？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么讲太情绪化了。但那时候，没有情绪的歌，怎么能活下来？或者反过来说，太理性冷静的“国歌”，反而被大众遗忘——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真不好说，每个人内心都有个不愿轻易碰触的角落。

最后，没人需要被谁说服去喜欢一首歌、记住一段旋律，毕竟选择国歌是大事却未必没随意成分。有些东西刚诞生时，带着仓促和未完成感，反而才最贴近生活、贴近命运。不完美，像每个人的过往一样。

人们一边质疑一边又一遍地高唱，习惯了那种带着杂音和回响的开场。**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上世纪的躁动褪去，时代的旋律又重来一遍，有人沉醉、有人旁观，但每个人都无意间成为了它短暂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