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逛博物馆，指着镇馆之宝惊呼：这没盖的碗，和我家盖子是一对

说起这个事儿，得从一件老物件说起，那就是西周时期的颂簋。现在藏在山东省博物馆里，算是那儿的头牌宝贝。颂簋是青铜做的盛食器，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公斤。形状是敛口鼓腹，下面有圈足，还附着三个兽面象鼻形的小足。盖子上有个圈状捉手，腹部两边有兽首耳。纹饰挺讲究，口沿和盖沿是窃曲纹，也就是兽目交连的图案，腹部和盖面有横条沟纹，像瓦棱一样，盖顶捉手里面是团龙纹，圈足上则是垂鳞纹。特别实用的一点是，盖子倒过来就能当盘子使，相当于古人的碗碟套装。

这颂簋出自西周晚期，大概是共和或者宣王那个时候。西周那会儿，青铜器不光是吃饭的家伙事儿，还带着礼仪的意味。颂簋属于一套礼器，规格是三鼎五簋二壶，这在周朝代表主人身份不低，至少是卿大夫级别。周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五簋的级别已经很体面了。铭文是它的精华所在，盖内和器内各铸15行152字，包含两个重文。字体是西周王室的标配，篆刻工整秀丽，横成行竖成列，看着就规范典雅。

铭文讲的是周王三年五月甲戌那天，在周康昭宫太室，周王晨间就位，宰弘陪颂进门立在中廷，尹氏授王命书，然后史官虢生册命颂。周王任命颂官司成周贮，监司新造贮用宫御，还赐了玄衣黻纯、赤市、朱黄、銮旂、攸勒这些东西。颂拜稽首受命册，回去献上瑾璋，感谢天子恩德，就铸了颂簋、颂鼎、颂壶来祭祀亡父恭叔和亡母恭姒，祈求康宁、纯佑、通禄、永命，子孙永宝用。这段记录反映了西周策命官员的制度，跟《周礼》里写的差不多，挺有研究价值的。通过这些字，能看出当时的社会结构，王室怎么管理仓库、建筑，还怎么赏赐官员，基本上是周朝行政的一小缩影。

颂簋的来头可不小，它出土于陕西宝鸡地区，那地方西周时候是周王室的腹地，挖出不少青铜器。到了清朝嘉庆年间，这件东西被刘喜海弄到手。刘喜海是山东诸城人，乾隆四十七年出生，早年中进士，当过刑部主事。他对金石学特别上心，收藏青铜器在全国排得上号，人称海内藏金第一人。在北京的古玩店里，他一眼看中了这件从陕西刚出土的颂簋，那时候还是带盖的完整版。他买下后带回诸城老家，当宝贝供着。刘喜海这人收藏癖重，花了不少银子在这些古董上，颂簋在他那儿保存得不错。

后来颂簋几经转手，传到李宗岱那儿，再到丁氏家族。丁树桢是晚清官员，道光二年出生在山东潍县，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后来升到山东巡抚和四川总督。他家底厚实，生意做大，收藏青铜器塞满了五间屋子。丁树桢从刘喜海后人那儿得到颂簋，把它放进自家密室，和其他商周铜器一起保管。丁家那时候是当地豪门，财产多，丁树桢在官场上也混得开，但收藏这些东西更多是个人爱好。他负责这些藏品的维护，确保不潮不锈，家族成员也参与记录。

抗日战争1937年打响，山东地区乱成一锅粥。丁家财产面临风险，家族商量后决定把颂簋拆开，器身给一支族人保管，盖子给另一支带走。这样分开藏，目标小，不容易全丢。器身那支族人把它埋在乡村地窖里，盖子那支辗转到青岛，藏在亲戚家。战争结束1945年，丁家开始收拢东西，但经济不行了，维持不了这么多藏品。保管器身的那支在1947年把东西交给胶东解放区图书馆，那地方当时管古物。图书馆收下后清理铭文，存进库房。

新中国成立后，器身转到山东省文管会。1954年山东省博物馆建起来，器身正式入藏，成了青铜器展区的重点，但一直没盖子。专家们研究它多年，知道这种器物的盖子和身铭文往往互补，没盖子研究价值打折。博物馆把颂簋当镇馆之宝展出，标签上注明西周颂簋，吸引不少人看。

张秀琳是丁氏后人，二十世纪初出生，住在青岛，丈夫姓丁。她家保留了盖子，但当普通东西搁着，用来装小米啥的。1959年，张秀琳去山东省博物馆参观，看到颂簋器身，认出跟自家盖子匹配。她告诉工作人员，馆方核实后，请她带盖子来比对。专家检查纹饰，兽面纹路对得上，铭文字体和内容一致，扣上后弧度完美。确认是一套后，张秀琳决定无偿捐给博物馆。

颂簋合璧后，完整保存到现在。铭文显示它本是一套礼器，北京故宫有件颂簋，上海博物馆有件颂鼎，其他的还散在外面，下落不明。这事儿说明文物流传多曲折，从出土到私人收藏，再到战乱分离，最后国家统一保管。颂簋的价值不只在青铜工艺，还在历史信息上。它记录周王室的册封仪式，让人了解古人怎么治理国家，官员怎么得赏赐。这些东西搁现在看，像活化石，能帮学者拼凑西周的社会图景。

古人铸这些器物，本是为祭祀和礼仪，结果几千年后，还在教我们历史。丁家在乱世分开藏，其实是无奈之举，但保住了东西。刘喜海和丁树桢这些收藏家，起初是个人爱好，但无意中延续了文物的命。张秀琳捐献盖子，更直接体现了普通人对文化的责任。博物馆现在用颂簋教育大家，办展讲它的故事，提醒人文物不是死物，而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