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洪救灾的古人智慧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夏季洪水是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据史料记载，因强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多达千余次。古人敬畏自然、尊重规律，摸索出一套完整的防洪救灾体系，供我们后人借鉴。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在古代，为应对暴雨洪灾，人们通过兴修水利、观察预判、建章立制等方式，以提高防汛抗灾的能力。

　　《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讲述战国李冰治蜀，综合考虑山形、地貌、水势，因地制宜修建都江堰、朱李火堰等，同时解决防洪、排沙、灌溉等问题，引江水灌溉千万亩良田，最终造就了“天府之国”。他总结的“深淘滩，低作堰”“遇湾截角，逢正抽心”至今仍被奉为治水圭臬。

　　李冰还建立了都江堰“岁修”制度，每年冬春之际枯水时节，对都江堰工程进行系统性维护和翻修，在此基础上还有大修和特修，“岁勤修，预防患；遵旧制，勿擅变”，全体官民共同遵守。

　　东汉王景治河，在汴渠之侧修起百里长堤，疏浚与筑防并举，使黄河安澜800年。唐代王元暐修建的它山堰，能阻咸蓄淡、引水泄洪等，是我国水利史上首次出现的块石砌筑的重力型拦河滚水坝。五代时期，吴越钱王大规模修建鱼鳞石塘，条石堆砌，糯米黏合，如巨兽鳞甲般抵御钱塘江潮灾，被誉为“捍海长城”。这些伟大的水利工程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勇气和血汗，至今仍发挥作用，是英勇无畏抗击洪灾的不朽注脚。

　　《尚书·禹贡》中记录了我国最早的系统治水——大禹治水，以疏导代替堵塞，划分九州水道。明代治水专家潘季驯在《河防一览》中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法，面对黄河携泥沙奔腾的恐怖威力，用缕堤束窄河道、“约拦水势”，借力打力，水势愈疾，河床愈深，使得黄河下游稳定近70年。

　　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孙叔敖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筑芍陂（安丰塘），湖泊平时蓄水养鱼，旱时润泽禾苗，汛期则成为吞吐洪水的巨口。西汉修建的龙首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渠，引洛灌溉，使得盐碱地变丰收田，产量增加十倍多。

　　为方便进行水文监测，李冰命人制作3个石人放于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既能监测水位，又能保证灌溉用水；还凿制石马置于江心，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位观测计量工具之一。宋代于江河要处设立“水则碑”，如苏州吴江垂虹桥畔的青石，刻着十二道横线。水越过哪道线，开闸还是闭闸，都有章可循。

　　为加强制度约束与监管，朝廷设立相关官职，以便让责任落实到人，如秦汉设“河堤都尉”，唐代设“水部郎中”，明代《筑堤令》“每里设堤老一人，夫三十人常巡守”，清代设正二品的河道总督为最高治河官。

　　洪灾降临时，堤坝在巨浪的冲击下极易决堤溃口。除转移安置民众外，如何临缺堵口、约束水流，成为提升救援效率的关键所在。

　　在蜀地治水时，李冰使用当地盛产的竹子编制竹笼，装入卵石，是谓“石囷”，这种竹石相融、外柔内刚的结构，既能沉水固基抵御冲击，损坏后又易于修复。《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熙宁十年，黄河在澶州决口，淹没45州县。朝廷急调10万民工，日夜捆扎“埽工”（以梢料、苇、秸和土石分层捆束而成），投入激流封堵决口。

　　待洪水退去，另一场赈灾救灾即刻启动。《汉书·文帝纪》中记载，“被灾者，免田租”。汉代设“常平仓”，丰年储粮，灾年开仓，平抑粮价。汉武帝时山东大水，堤溃田没，满目疮痍，120座常平仓同时放粮，米价随即回落。明万历三十五年，北京暴雨，“京师房舍倾圮，压死者众”。城郊搭起30余处粥棚，每日为灾民施粥，避免了遍地饿殍的惨剧发生。

　　清代规定，凡被淹三成田地者免赋税，房屋冲毁的每间补银五钱。乾隆二十六年黄河决口后，朝廷蠲免钱粮，并拨银两助民众修葺房舍，仅河南一省就发放修房银八万两。更具智慧的是“以工代赈”，即灾民参与堤防修复，每日得米一升半、钱二十文，既解饥荒，又固堤防，可谓一箭双雕。（裴莉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