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叙利亚战争是如何爆发的

巴沙尔·阿萨德1965年9月11日出生在大马士革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当时是空军军官，后来通过党内斗争和军事行动在1970年掌握权力，建立起以阿拉维派为核心的统治体系。哈菲兹的政权依赖军队和情报机构的严密控制，经济政策则偏向少数精英群体，普通民众面临高失业和通胀压力。巴沙尔从小接受严格教育，1982年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医学院学习眼科，1988年毕业后前往英国伦敦的圣玛丽医院进修，那里他过着低调的生活，专注于临床工作，没有显示出政治野心。作为家中第二个儿子，他原本被视为远离权力中心，长兄巴西尔才是父亲指定的继承人。

1994年1月21日，巴西尔在从贝鲁特返回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车祸身亡，这场意外彻底改变了巴沙尔的轨迹。哈菲兹迅速召回儿子，结束他的英国生涯。巴沙尔被送入霍姆斯军事学院接受加速培训，课程覆盖指挥和情报技能，1995年他已升为上校，1998年负责共和国卫队一个装甲旅。哈菲兹同时清除潜在竞争者，包括一些阿拉维派将领，确保权力向家族集中。2000年6月10日，哈菲兹因心脏衰竭去世，巴沙尔立即主导过渡过程。议会修改宪法，将总统最低年龄从40岁降至34岁，以匹配他的实际年龄。7月10日，公投以97.29%的支持率通过他的当选，7月17日他在议会宣誓就职，成为叙利亚第二任总统。

初期几年，巴沙尔试图塑造改革者形象。2000年下半年，他释放数百名政治犯，允许几家独立媒体短暂运营，还推动反腐行动，逮捕多名官员。这些举措被西方观察者称为“大马士革之春”，寄望于他能缓和父亲时代的高压统治。但到2001年，安全机构开始收紧控制，逮捕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媒体审查恢复原状。巴沙尔延续家族模式，将关键军职交给亲属：弟弟马赫尔指挥第四装甲师，堂兄海德尔掌管情报部门。经济上，2005年后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但受益者主要是拉米·马赫卢夫等亲信家族，他们垄断电信和地产等领域。普通叙利亚人失业率徘徊在20%，农村贫困加剧，2006至2010年的严重干旱进一步恶化粮食供应，数百万农民涌入城市，形成潜在不满群体。

到2010年，叙利亚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政府对言论的压制导致记者和异见者频繁入狱，人权组织报告显示，数千人因政治理由被拘留。阿拉维派虽占少数，却控制80%的军官职位，逊尼派多数派系感到边缘化。巴沙尔的外交政策依赖伊朗和俄罗斯支持，换取军事援助，但这也加深了国内宗派分歧。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浪潮从突尼斯和埃及席卷而来，推翻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政权，激励叙利亚年轻人质疑本地独裁结构。巴沙尔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否认类似动荡会发生，声称叙利亚社会更团结，但现实很快证明相反。

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的火种点燃于德拉省。2011年1月，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自焚引发全国抗议，消息通过社交媒体传到叙利亚。2月底，德拉几名12至16岁的少年在学校墙上喷写“人民要推翻政权”和“轮到你了，医生”，直接指向巴沙尔的医学生涯。3月6日，当局逮捕这些孩子，施以酷刑，包括拔指甲和鞭打。3月15日，德拉居民聚集要求释放被拘者，安全部队开枪射击，至少4人丧生。这起事件通过手机视频迅速传播，激发全国范围的示威。

3月18日，德拉爆发更大规模集会，上千人涌入街道，高呼结束紧急状态法和释放囚犯。部队再次使用实弹，造成数十人死亡，伤者被送往医院时仍遭监视。抗议迅速扩展到霍姆斯、哈马和拉塔基亚，这些城市有长期反政府历史。政府将示威定性为外国势力操控，巴沙尔在3月30日讲话中承诺改革，但同时指责示威者为恐怖分子。4月，军队坦克进入德拉，实施围困，切断供水和电力，搜捕数千人。类似行动在班尼亚斯和杰斯尔舒古尔重复，造成数百平民伤亡。到5月底，已有超过1000人死亡，数万被拘。

安全部队的镇压策略包括任意逮捕和酷刑，人权观察报告显示，监狱系统充斥虐待案例。示威者最初保持非暴力，但部队的持续进攻迫使部分人拿起武器自卫。6月，伊德利卜省吉斯尔舒古尔镇发生冲突，官方称120名士兵被叛军杀害，反对派则指责拒绝射击平民的士兵遭上级处决。这导致首批大规模叛逃，军官携带装备加入反对派。7月29日，大校侯赛因·哈穆里在霍姆斯乡村组建自由叙利亚军，标志武装反抗正式启动。该组织由叛逃军人组成，目标保护示威者和挑战政府控制。

国际社会反应分化。阿拉伯联盟在11月通过和平计划，要求部队撤离城市，但叙利亚政府拖延执行，导致联盟暂停其成员资格。联合国安理会尝试调解，但俄罗斯和中国多次否决谴责决议。欧盟和美国从8月起实施制裁，冻结阿萨德家族资产。土耳其允许反对派在伊斯坦布尔设立总部，提供后勤支持。伊朗则公开支持巴沙尔，派遣顾问加强情报网络。到2011年底，冲突已从局部抗议转为全国性对抗，死亡人数超过5000，数十万难民涌入黎巴嫩和土耳其。

2012年，局势彻底转向内战。1月，国际红十字会正式将冲突分类为公民战争。政府军使用重型武器轰击霍姆斯和阿勒颇，反对派则通过游击战术夺取乡村据点。2月，霍姆斯围攻战造成数千平民伤亡，联合国报告指责当局系统性侵犯人权。3月，科菲·安南提出六点和平计划，包括停火和释放囚犯，但执行仅持续数周。4月，部队违反协议，继续炮击居民区。6月，反对派首次袭击大马士革郊区，显示战线扩展。7月，自由叙利亚军协调多地进攻，夺取伊德利卜省部分区域。

伊斯兰主义势力开始崛起。1月，努斯拉阵线作为基地组织分支出现，利用政府镇压招募成员。11月，反对派组建全国联盟，试图统一指挥，但内部派系分歧加剧。政府依赖什叶派民兵和伊朗援助，巴沙尔拒绝下台承诺。西方国家增加对温和反对派的武器供应，但避免直接干预。到年底，控制线碎片化，北部和东部乡村落入叛军手中，城市中心仍由政府把持。死亡人数突破2万，经济崩溃，石油出口锐减80%。

这些早期发展暴露了叙利亚政权的脆弱性。巴沙尔继承的体系虽有军事忠诚，但忽略了社会公平和宗派平衡。阿拉伯之春提供催化剂，突尼斯和埃及的成功故事鼓舞民众，而利比亚的武装推翻卡扎菲则预示暴力升级可能。政府选择镇压而非让步，直接导致和平抗议转为武装斗争。国际分歧进一步延长冲突，俄罗斯提供武器换取基地使用，伊朗视叙利亚为战略缓冲。反对派虽获同情，但缺乏统一领导，易被极端团体渗透。到2012年中，叙利亚已成为地区代理人战场，平民付出最大代价。

战争的爆发并非突发，而是长期积压的产物。哈菲兹时代遗留的紧急状态法压制了任何改革空间，巴沙尔上台后虽有短暂松动，却迅速回归铁腕。干旱和腐败放大民生不满，青年失业率高达25%，推动他们加入街头行动。德拉事件的残酷处理成为转折点，视频证据激起全国义愤，部队的过度使用武力则制造了首批叛逃者。自由叙利亚军的成立标志从防御到进攻的转变，但也开启了军阀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