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吴石将军的蔡孝乾，为什么一直到死，他都没有遭到清算呢？

他能坚持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不叫一声苦，却贪图一顿牛排和美色的享受，害死400多个战友。

要不是他，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就不会死。

更讽刺的是，他居然能在台湾安然活到74岁高龄，从未遭到任何形式的清算。

蔡孝乾凭什么？

蔡孝乾的人生曾镌刻着革命的荣光。这位出生于台湾彰化的青年，早在1928年便参与创建台湾共产党（时称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成为首届中央执行委员，与谢雪红等同志共同点燃岛内革命火种。

赴大陆求学后，他在中央苏区负责宣传工作时，用通俗易懂的民谣编写宣传稿，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蔡先生”。

后更担任八路军敌工部部长，在抗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战与情报经验。

最特殊的是，蔡孝乾是唯一在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随红军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

过草地时曾背着伤员行军百余里，雪山上靠嚼草根维持体力，这段经历让组织对他充满信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看中蔡孝乾的台湾出身、长征资历与岛内工作基础，任命其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委以重建地下组织的重任。

初到台湾的蔡孝乾确实展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1946年7月他潜入台湾后，迅速联络“老台共”骨干，搭建起以陈泽民为副书记、张志忠为武工部部长的核心架构，在台北、台中、台南建立起秘密联络网。

面对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思想隔阂，他主导创办《光明报》，1949年6月发表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社论。

首次向台湾民众系统传递解放战争胜利形势，文章经油印后传遍全岛，甚至出现在火车站与学校公告栏，为唤醒民众意识发挥了关键作用。

到1949年底，地下党员从最初的百余人发展至1500人，同情者达2000人，形成了可动员5万群众的潜在力量，成为毛泽东设想中“解放台湾的内应核心”。

那时的蔡孝乾，白天以商人身份穿梭于市井，夜晚在煤油灯下绘制组织分布图。

与张志忠等人制定的“战时动员方案”，一度为解放台湾提供了重要的敌后支撑。

但随着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岛内局势骤变，蔡孝乾的思想与作风也悄然腐化。

敌后工作本应隐秘低调，他却逐渐沉溺于酒绿灯红的生活，不仅将小姨子马雯娟发展为情人，还频繁出入西餐馆，对同志“减少公开接触”的提醒置若罔闻。

更致命的是，他把党员联络地址随意夹在烟盒里，在茶馆与身份不明者公开闲聊，这些致命的松懈为日后的覆灭埋下隐患。

彼时的蔡孝乾早已不是长征路上那个咬牙坚持的革命者，内心隐藏的投机本性在安逸中暴露无遗——

长征于他或许只是求生的选择，而非信仰的坚守。

1950年1月，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乾的身份，保密局特务随即展开抓捕。

第一次被捕后，蔡孝乾趁乱逃脱，可他并未通知组织，反而因牵挂情人与腹中胎儿，冒险潜回市区。

最终在1950年3月中旬的一天，于一家西餐馆解馋时蔡孝乾再次落网。

这一次，他连伪装的抵抗都放弃了。蔡孝乾直接提出两个条件：一份牛排，以及让情人马雯娟入狱陪伴。

当特务满足这些要求后，他立刻将台工委的组织架构、联络点、400多名党员名单和盘托出，甚至主动交代了与吴石将军的秘密交接细节。

那些曾被他视为生命的秘密，在口腹之欲与私情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蔡孝乾的供词如同一把尖刀，直接刺穿了地下组织的心脏。

保密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迅速锁定“密使一号”吴石将军。

1950年3月，吴石被捕，尽管始终坚贞不屈，却仍难逃死刑判决。

临刑前，吴石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的绝笔，与朱枫、聂曦、陈宝仓一起，用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承诺。

蔡孝乾的出卖共导致约1800人被捕，1100多人牺牲，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

就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马场町时，蔡孝乾却过上了安稳日子。

1950年起，国民党不仅没有清算他，反而先后任命其为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

1956年更兼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特务机关还在芝山岩为他修建住宅，允许马雯娟与其同居生子，每月发放七千台币固定津贴。

这种“优待”背后，藏着国民党精密的算计。首先，蔡孝乾是无可替代的 “活情报库”。

作为台工委一把手，他掌握着地下党所有潜伏人员的代号、联络暗号与活动规律。

特务机关每次破获残余据点前，都会带他秘密指认现场，仅1950年下半年，他就协助破获 “基隆港运输队”“台中农学院支部”等17起秘密组织案。

更关键的是，蔡孝乾能精准区分“核心党员”与“外围同情者”，帮国民党实现了“精准清剿”，这种价值让蔡孝乾成为特务机关眼中“比十部电台更重要的资产”。

其次，他是瓦解革命意志的“宣传样板”。

国民党很清楚，活着的叛徒比死的更有说服力——若清算蔡孝乾，无异于自毁“宽待投诚者”的招牌，反而会让潜伏者断绝退路、拼死抵抗。

1952年，国民党印刷两万本《我的自白》小册子，封面印着蔡孝乾穿中山装的“悔过照”。

内文被纳入中学教材，老师讲解时特意强调“叛变可活，抵抗必死”。

蔡孝乾还在《中央日报》发表《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通过电台喊话劝降残余人员，甚至参与编写《台湾共党叛乱史》，用“亲历者视角”歪曲革命历程。

更现实的是，国民党需要用蔡孝乾维持统治的“稳定形象”。

当时台湾社会因局势变动本就人心惶惶，要是连“投诚者”都被清算，会让所有人觉得国民党“翻脸不认人”，反而可能激起更多抵触情绪。

对那些摇摆不定的人来说，蔡孝乾的存在就是一种“暗示”：只要听话就有活路。

这种心理控制远比单纯的镇压更省力，尤其在政权还没完全站稳脚跟的时候，“少树敌、多安抚”成了国民党的现实选择。

说到底，国民党对蔡孝乾的“宽容”从来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算计。

蔡孝乾活着，既能帮他们扫清隐患，又能做宣传工具，还能稳定人心，这种“一举三得”的利益，远比杀了他泄愤要重要得多。

只要蔡孝乾还有利用价值，国民党就不会轻易动他——这不是对叛徒的优待，而是濒危政权为了自保做出的必然选择。

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北病故，结束了沾满同志鲜血的一生。

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个沉默的老人，很少有人知晓他的过往。

而吴石将军的纪念碑前，常年有人献花，他的事迹被载入史册，成为永不褪色的丰碑。

这段历史留下的追问振聋发聩：英雄为信仰献身，叛徒因背叛苟活，并非正义缺席，而是乱世中权力逻辑对道义的碾压。

蔡孝乾的未遭清算，终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用主义的产物，却永远镌刻在革命先烈的牺牲史中，成为对信仰与背叛最深刻的注解。

参考消息：

【1】中国军网——《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读懂“100-1=0”的道理》

http://www.81.cn/xxqj_207719/xxjt/ll/10104011.html

【2】中国新闻周刊——《吴石将军最后的日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2941886591910875&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