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沙滩的“顶流”朋友圈

遵义以东，一个名为“沙滩”的小村落，在清中晚期至近代，上演了一场持续百年的文化传奇。

沙滩全景图

沙滩村旧照

从这里走出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代表人物，以卓绝的学识、才华，以及广阔的“朋友圈”，编织了一张辐射全国的文化网络，将一个偏隅之地推向了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

郑珍自幼受教于外祖父黎安理，师从大舅父黎恂，17岁中秀才。他一生以教育为志，三度出任府、县学训导，并主讲遵义启秀、湘川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

郑珍

莫友芝16岁考中秀才，21岁中举人，穷尽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古籍校勘、诗文创作、金石书法。1860年起，受聘于曾国藩幕府，搜集散佚古籍，传播文化。

莫友芝

黎庶昌自26岁入职曾国藩大营，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大弟子”，成为桐城派著名散文家。他历任英、德、法、西等国参赞，两度担任驻日公使，“文化外交”卓有成效。

黎庶昌

这个西南文化群体能够打入全国“顶流”圈层，靠的是多方面实力。

卓绝的学术造诣是根本。郑珍在经学、文学、文字学、史志学上取得了颇高造诣；莫友芝的版本目录学、金石学冠绝一时；黎庶昌熟读经史，酷好古文，面对清廷的求言诏令，上“万言书”痛陈时弊，尽言改良之主张。

非凡的个人魅力与实干才能同样重要。郑珍的朴拙笃实、莫友芝的温雅渊博、黎庶昌的干练通达，使他们在文化圈中备受尊敬。

共同的学术理想更是关键。他们与主流学界人物一样怀揣“经世致用”的理想，致力于在动荡时局中保存和弘扬国学，这种精神共鸣是他们获得认同的核心。

而曾国藩则是他们进入全国文化圈的核心人物。

曾国藩

1847年，莫友芝赴京应考，在琉璃厂书肆与曾国藩偶遇。莫友芝学识令曾国藩大为惊异，叹道：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于是在虎坊桥设宴，与莫友芝订交，结为挚友。

曾国藩在虎坊桥设宴与莫友芝订交图

曾国藩对郑珍颇为仰慕，盛赞其为“硕学”。1864年的春季，曾国藩致信莫友芝，希望他邀请郑珍赴金陵一晤。但此时的郑珍身患口疾，步履艰难。当年九月十七日，郑珍溘逝于禹门山。

1871年，时任清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应黎庶昌之请，为其父黎恺作墓志铭。不仅如此，该墓志铭还由直隶总督李鸿章篆盖，四川总督丁宝桢书丹，堪称清代文化圈的“顶级配置”。

李鸿章

丁宝桢

“当时三位‘重量级’人物为黎庶昌父亲的墓志铭协力合作，不仅是对黎氏家族的礼遇，更是对沙滩文化圈的极大认可，也体现了沙滩文人的影响力。莫友芝去世后，曾国藩给他撰写了一副挽联，表达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遵义师范学院原副院长、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刚这样说道。

《遵义黎君墓志铭》

通过与全国顶尖学者交流，郑、莫、黎等人接触到最前沿的思想与信息。同时，他们也将西南地区独特的学术视角输入中心圈层，丰富了主流学术构成。这种双向互动使沙滩文化始终保持活力，吸引外界关注贵州，为本地学子树立榜样，形成良性文化生态。

王刚说：“沙滩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梁启超盛赞郑珍、莫友芝合撰的《遵义府志》为‘天下府志第一’；钱仲联评价郑珍说‘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这些都是非常高的评价。”

《遵义府志》

如今，我们重访沙滩文化发展的历程，如同翻阅一份精彩纷呈的“朋友圈”记录，不仅呈现了一段段历史佳话，更展示出一种文化生长模式，让人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情感、思想与力量。

作者：向婧 徐晃

来源：遵义市新闻传媒中心

责任编辑：李俊 欧阳博婧 肖静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