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台湾地下党英烈致敬！他们的忠魂仍在等——祖国统一的那一天！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中国共产党派遣大批地下工作者进入台湾，和当地共产党组织及革命进步人士一起团结奋斗，共克强敌，展开艰险而严酷的斗争，其中有一千余人献出宝贵生命。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罗援（罗青长之子）：

黎明是光明与黑暗的交接，黎明是温暖与寒冷的轮替。黎明前的黑暗令人窒息，黎明前的寒冷令人颤栗。但是，有些人为了迎接光明的到来而逆行于如漆的黑暗，有些人为了迎接春光的明媚而潜身于刺骨的严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前面是万丈深渊也万死不辞。只要是党的呼唤，他们就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别了，年迈的父母；别了，亲生的骨肉；别了，难舍难离的爱人；别了，亲爱的同志；别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一去七十年，七十年来亲人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们，呼唤着他们，但千呼万唤终不归。

罗援

他们本可以在一觉醒来看到满地红旗招展，本可以在一觉醒来看到满天朝霞漫舞，本可以在一觉醒来享受天伦之乐。就差一夜呀，而就在这寒冷的一夜，马场町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深夜。痛心疾首，悲愤交集啊！风萧萧兮台海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他们的赤骨化作了日月潭的红梅，他们的忠魂升腾为阿里山的彩虹。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党在台湾执行特殊任务的无名英雄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曾经为这批情工人员的杰出代表吴石烈士题词：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我不止一次到西山凭吊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每次凭吊都泪流满面，感概万千。吴石烈士、陈宝仓烈士、聂曦烈士已经身居高位，官拜将校，何以抛弃荣华富贵，冒死为共产党效力？朱枫烈士，按照俗人之见已经功德圆满，可以家庭团聚，何以再次冒死赴难？刘光典烈士已经脱离虎口险情，本可以另谋生路，何以忠贞不二，宁肯掘地为穴，继续潜伏？我含泪轻轻地抚摸着纪念墙上那成百位无名烈士的英名，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何以如此悲壮？何以如此决绝？答案只有一个：信仰使然！

我继续追问，如果同样的考验也落到我辈或者我们的后辈身上，我们或者后辈能够像先烈那样忠于信仰、不忘初心、视死如归吗？这是世纪之问，这是良心之问，我们的先烈在看着！

每次到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我还有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对出卖这么多烈士的叛徒没有给予其应受的惩罚和谴责？一千五百多名烈士啊！特别是原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给我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给烈士家庭带来了永久的痛。这类人应该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老一代革命家曾经说过，战场上最恨逃兵，刑场上最恨叛徒。我们在歌颂英雄的同时，也必须鞭挞那些可耻的叛徒卖国贼。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存在着英雄文化，也存在着汉奸文化。臭名昭著的汉奸有秦桧、汪精卫等，臭名昭著的叛徒有顾顺章、蔡孝乾等。现在还有些人在为这些败类鸣冤叫屈，甚至拿他们出来戏侃。更有一些人在外敌当前之际为虎作伥，或者跪舔，或者递刀子，或者投降通敌，或者挑拨离间，或者暗算忠良，与党与国与民离心离德，干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卑鄙勾当。可见，汉奸叛徒文化一日不除，一日就难以弘扬正气，就难以一致对敌。

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题词

黎明是黑暗与光明的分野。在黎明时分，英雄迎着光明获得永生，败类向着黑暗陷入沉沦。今天，台湾又到了黎明时分，夜幕沉沉，黑云密布，外敌垂涎，“台独”肆虐。但是，黎明已经到了，光明还会远吗？让我们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去迎接祖国统一的曙光，去拥抱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魂归故里！

忆往事 怀英烈

陈仲豪（基隆中学中共党支部书记）：

从1947年9月赴台湾至1949年10月返大陆的整整两年间，我与战友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紧密配合，共同战斗，结下深厚友谊。钟浩东、林英杰、张伯哲、张奕明……许多共同战斗的同志在台湾白色恐怖浓云密布时期献出宝贵生命，他们栩栩如生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

陈仲豪，汕头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我到台湾之后的公开职业是基隆中学教师。这个岗位是由张伯哲、谢汉光两位同志找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秘书王致远（地下党员），再由王推荐给钟浩东校长。在台湾期间，不论是公开的教育工作，或者是秘密的地下革命工作，钟浩东一直是我的领导人。他是台湾屏东人，1946年8月任省立基隆中学校长。他聘请有革命实战经历的“红色客家人”和有教学经验的进步知识分子，使学校不知不觉成为台湾北部地区一所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要据点。学校党支部书记最初是钟浩东，我和蓝明谷是支委。1948年5月，基隆市工委会成立，钟任书记，我接任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由省工委宣传部长林英杰直接领导。钟浩东仍任校长，继续联系学校地下党的工作。

1949年初，省工委下达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在校内编印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省工委成立三人编辑组，由林英杰领导在台北地区工作的李和我，负责编辑和印刷。林英杰或李把在台北秘密收听到的电讯，连同其它稿件带到基隆中学，交我审稿、改稿、排版、插图，再交校内地下党员教师钟国员刻钢版，刻成蜡纸后再与张奕明协同印刷。印刷地点在后操场山坡宿舍或山旁一个穴洞里。印刷完毕，还有一项极为艰险的任务，就是把这张地下党报递送到台北另一个秘密据点，再依照省工委指示分发出去。张奕明是一位具有地下革命工作的政治素质和经验的女同志，她胆大心细，每次都安全完成这一险峻任务。张奕明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11月与丈夫方弢一起由客家朋友介绍给钟浩东校长，从广东到台湾，在基隆中学工作。方任教务主任，张任教务处职员。不久，张奕明由林英杰接上党组织的关系，与我同一党支部，工作在一起。

1949年基隆中学师生合影（前排左四方弢、左五钟浩东、左六陈仲豪）

1949年6月底，《光明报》发表社论，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文章由林英杰参照党中央指示起草，他和李带来学校，我们三个人躲在一间僻静的小房间里认真地讨论、修改。定稿后才由我把这一期全部稿件编排好，交钟国员和张奕明刻印。7月上旬，全岛很多公共场所出现《光明报》和大大小小的革命传单。台湾省工委发动的这次宣传攻势震撼全岛，也惊动了蒋介石。他大发雷霆，限期破获《光明报》。《光明报》被破获和基隆中学、基隆市工委会地下党组织被摧毁，就此拉开台湾白色恐怖序幕，大搜捕、大屠杀延及全岛。我在林英杰、张伯哲等同志安排和掩护下辗转逃过追捕，而许多所熟悉的同志却从此与我永别。张伯哲1947年1月受华南分局委派到台湾任台中工委书记，1950年4月5日被捕，12月8日被秘密杀害。林英杰1946年由上海局派往台湾任省工委宣传部长，1950年初被捕，同年7月22日牺牲。张奕明1949年9月9日被捕，12月10日英勇就义。

我深情怀念的在台湾白色恐怖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身后境遇是怎么样的呢？林英杰家属得到内务部部长谢觉哉鼎力帮助，1957年领到烈士证明。但留下三个遗憾：一是因被秘密杀害，忠骨无从觅到；二是遗留在台湾的幼子渺无踪迹；三是妻子陈绿漪在台湾虎口余生，却不幸于1968年在汕头被迫害冤死。张奕明家属经多次上书奔走，1982年领到烈士证；但其夫方弢于1950年11月3日被杀害，至今有关部门仍未确认其烈士身份。进入21世纪，据地下党老同志提供的证明材料，再查阅香港《大公报》《四十年前台湾白色恐怖大屠杀真相》，广东党史部门弄清了张伯哲被捕牺牲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埋葬的马场町墓地。经省政府批准，他被补评为革命烈士。钟浩东1950年10月14日牺牲，夫人蒋碧玉被释放，晚年回大陆找到抗战期间寄养的儿子，依靠台盟帮助领到丈夫的烈士证。台湾作家蓝博洲以钟浩东生平事迹写成纪实文学《幌马车之歌》，名导演侯孝贤拍摄了一部电影《好男好女》，歌颂钟浩东等人的正面形象。2003年中央电视台以钟家故事为原型拍摄连续剧《台湾海峡》，表达台湾和大陆的血脉亲情渊源以及两岸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共同心声。

（陈新渝整理）

狱中斗争十二年

章中（台南工委台南工学院附设工业职业学校补校党支部成员）:

1950年8月17日我被捕。时任台南市委书记郑海树上当受骗，相信特务让他自新，一再劝戒我们不要轻举妄动，被转移到军法处方醒悟，“自新”系谎话，只有等死一条路。许多难友被押出去杀害。看守所如有晚点名，转天早晨6点前一定有人要牺牲，被叫出去的烈士都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等。烈士们走出大门，房间内自然唱起“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向前走”。我印象最深的有刘嘉宪、吕国昭两位烈士，他们都很年轻。当点到名走出牢门后，刘嘉宪从容走到胞兄刘嘉武（三号房）前说了声：“哥哥我先走了。”1951年6月17日郑海树被杀害，我被判处12年徒刑。

章中，天津台联原副会长

10月20日我被送往火烧岛集中营，不久染上“火烧岛热”，每天体温在39度上下。幸由难友细心治疗及照顾，一个多月后痊愈。这里名义上称“新生训导处”，其实系关政治犯的监狱。难友之间思想分成左右两派，左派认为应该在这个监狱大火炉里好好学习，武装自己；右派认为身份己暴露，应与当局妥协，不必再做无谓的斗争。思想较先进的前辈搜集许多学习材料，例如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论毛泽东思想和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论修养等。这些资料系从敌人批判书内整理出来或者从处部偷带原书出来抄成小册子，便于携带到山上劳动时学习。

1953年，蒋经国到火烧岛视察，要求推动“一人一事良心反共救国运动”。大家对此反应较迟钝，举手参加的人超过三分之二（我是其中之一）。转天一起床，陈华即找我提醒此事的严重性，须即刻动员大家认清政治阴谋，不能参加，最后统计第四中队参加者仅有十多人。由于无法向蒋经国交待，包括陈华和我在内的29人于1954年6月30日被送回本岛，直接交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大家一致认为反对“一人一事良心反共救国运动”是对的，是成功的。10月1日我们在看守所内庆祝国庆，爪牙把此事向所方密告。1955年1月初情报处把我们一个一个叫出刑讯，每个人都是遍体伤痕累累抬回来。我几乎陷入昏迷状态，一年内走路都困难。1955年7月26日陈华被杀害，29人中13人牺牲。

章中（前左一）与难友合影

1957年10月我生病被送回看守所，1958年初看守来问我是否愿意去缝纫厂或洗衣厂当外役。我以书面报告请求，如工程队欠人我愿意去。因我有刷油漆专长且学土木，可在工程队用我的专长。随后我调入工程队。1961年拆除旧看守所时，我动员所有参与者细查地板下遗物，果然找到装在玻璃瓶内的遗书，在死囚犯独房柱及地板发现许多用血写的诗。这些遗物我们立即藏起来，现保存在中央统战部图书馆内。1962年8月17日我出狱。1965年前后，从监狱出来的难友增多。其实，我们这些患难之交的朋友只能靠在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由于有机会到处奔走，我也趁机顺路拜访难友。每个月轮换地点聚会一次，检讨过去惨痛的教训。经过那段折磨能幸存下来不易，且对那段历史能隐瞒守信，更增进我们的感情，也很怀念牺牲的同志。

寻找父亲

刘玉平（刘光典烈士之子）:

我的父亲刘光典两次被组织派往台湾，战斗并牺牲在那里。在他离家整整七十年后，我根据自己寻找父亲的历程写成的《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玉平

刘光典1949年5月离开北平的家，先赴武汉。他知道这次执行的任务与往次不同，担心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在武汉给妻子王素莲写了一封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做生意，最多一两年会回来。到那时如果找不到我，我会在报纸上用刘芳这个名字刊登寻人启事，你们看到便可找到我。这是他留给家人最后的话。

1949年9月，刘光典到达香港，化名刘先农，以做医药生意为掩护，10月到台湾。11月，他返回香港，带回一批极为重要的台湾军事情报，包括：一、陆、海、空各军情况；二、传送气象资料的密码；三、海潮涨退时间表；四、西海岸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五、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及基隆通信密码。

1950年2月，刘光典奉命第二次进入台湾，顺利取得情报，通过邮局发出信息：“货已办妥，日内运港。”因没有得到指示回港，在岛上待命。这时特务已打入他所在的情报机构并展开抓捕，刘光典所在的我有关方面精心建立的情报组织一天之内不复存在。敌人发现只有交通员刘光典没有抓到，在机场、码头、交通要道张贴通缉令：“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现年三十余岁，东北大连人，较高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和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

刘光典在抓捕中得以逃脱，除了巧合，另一个原因是战友王耀东及时将他带到台南，并在台胞帮助下进入深山。到被叛徒出卖被捕前，刘光典隐居近四年，“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生活”。1954年2月，特务机构抓获刘光典、王耀东后，先是散布谣言称刘光典经说服同意脱离共产党为国民党工作，还找到一个身高、体型与他相似的特务冒名顶替，到香港发表“为党国效忠”的声明。王耀东于次年被杀害。1958年2月4日，入狱四年，坚贞不屈的刘光典被执行枪决。他的妻子王素莲已于1955年病逝。

刘光典烈士

经过几十年努力，在组织关心、朋友帮助及子女努力下，终于从各个方面找到铁证，证明刘光典没有叛变，而是英勇牺牲。2011年清明前后，《环球时报》首次公开披露刘光典烈士英雄事迹。2008年11月，刘玉芳、刘玉胜、刘玉平三子女带回父亲一半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为什么只带一半？因为烈士遗愿还没有实现，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还没有统一。等到祖国统一那天，会把两部分骨灰合在一起。

让烈士英名永存

刘同宪（刘全礼烈士之侄）：

刘全礼，辽宁凤城人，东北名将刘多荃长子。中央军校第19期毕业，参加赴越对日作战，后在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李仙洲身边作参谋。1947年莱芜战役中被俘，经我军训练团教育，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后去北平。1947年经刘多荃（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热河省主席、陆军上将）介绍到陈诚处工作。1949年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后，在其身边作少校参谋。于是，辽东省主席刘澜波请堂哥刘多荃（刘芳波）介绍刘全礼与中央社会部洪国式建立情报关系。接父亲信后，刘全礼安排刘天民以北方企业行副总经理身份来台，又为中社部交通员刘光典以刘天民亲属身份办理身份证明，使其顺利到台取回洪国式小组提供的情报。1950年，敌特打入洪国式小组，2月28日通过诓骗洪国式将刘全礼等逮捕。此案被定名为“匪谍洪国式组织关系刘全礼等叛乱案”。刘全礼坚贞不屈，和刘天民等八人于10月1日被枪杀，时年二十五岁，尚未成家。

刘多荃全家福。前排左起：刘多荃、罗蕴卿；后排左起：刘全华、刘家菊、刘全礼

刘全礼是我的伯父。祖母罗蕴卿和他同去台湾，掩护提供情报并一起被捕。伯父就义后祖母被蒋介石驱逐出境，到北京和起义的祖父刘多荃团聚。伯父生前隶属中共中央社会部，该部对外不公开，我们以前只知道他是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的。1953年10月22日，伯父被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姓名写为“刘全理”，不知是不是为家人安全考虑？原因只有祖父和祖母知道。1982年11月15日，刘家收到民政部换发的“刘全理烈士”证书。2013年，总政联络部在北京建成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作为刘家后人，我恳请有关部门核实历史资料，将烈士英名镌刻在纪念墙上，使其永存世间。

外婆回家路

徐云初（朱枫烈士外孙女）：

2010年12月9日，我们接过朱枫烈士骨灰罐时泪流满面：“外婆，您回家了。”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等在台北就义，时称“吴石朱谌之间谍案”。谁知她的回家路走了漫漫六十年。

徐云初

1951年7月，我家收到上海市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83年又得到《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2001年，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第16辑《战争后的战争》一文配发“吴石朱谌之案”庭审照片。我们联系编辑部后得知作者和照片提供者是台湾徐先生，但他不知详情。2002年，《凤凰周刊》第13期《台湾50年前的政治血案》一文配发朱枫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的照片。我们找到编辑部，希望提供情况，不得要领。

2009年12月，根据得到的线索，我们终于在台湾徐先生、朱先生等朋友热心帮助下（其间太多艰难曲折无法一一描述），在台北六张犁公墓第二殡仪馆无主骨灰暂存处找到第77号骨灰罐。2010年4月，我们和来京开会的朱先生长时间沟通。但他回台后半个多月没消息，月底来信，“打开外包袋一看，是错的”“因山上阴气太重，我们都煞倒了”。朱先生希望殡仪管理处全面查找。5月底，管理处雷、李两位先生用三天时间把全部存放物打开逐个查找，终于在仓库隐秘处翻到有暗红漆书写的“朱谌之”模糊字样的骨灰罐。

朱枫烈士

我们希望请外婆回家的信念愈加坚定，于是争取骨灰管理部门提供法律文书证明，这后来证明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要做亲属证明，但难度很大。公证材料以相应户籍和档案资料作依据。外婆原名朱谌之，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赴台时使用“中华民国上海市民证”以假名朱静秘密潜入，没有法律文书能证明她是谁、子女（直系亲属）是谁。我们在司法部门指导下奔波多日，以恰当方式办出第一封公证书，证明妈妈朱晓枫是朱谌之女儿。后又陆续办理来往北京、南京、台北、高雄各地函件、电子邮件近百封，办成七份公证书。

2010年7月底，我们向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呈递陈情书并附有关证明材料。该会向海峡两岸关系基金会（海基会）发函，海基会回函同意直系亲属前往领取，但手续非常复杂，不可能办成。我们辗转找到中国殡葬协会。协会负责人为烈士事迹打动，委托协会成员单位——注册在台湾高雄的中国生命集团办理。该集团收到协会通知和委托书后，精心准备各种函件和证明，派专人前往领取、设置灵堂、留存全程资料，服务认真周到。办理中发生一件至今无法理解的事，最后一封公证书寄达高雄时丢失！一天后，正在焦急之时，离该集团所在大楼不远地方的看门人捡到信件，冒着大雨送来。集团董事长刘先生后来说：“老奶奶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在两岸朋友和有关部门帮助下，外婆回家之路启动，确定在2010年12月9号在北京交接。冬日午后晴冷，长荣公司航班准时到达，我们受委托与少数朋友迎候。12时半，在服务人员导引下，刘董事长将悬挂在自己胸前的安放有骨灰罐的布袋转交给我们，就是文章开头那段场景。2011年7月12日，有关部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交接仪式，随后派专机护送骨灰回外婆家乡浙江，在镇海九龙湖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仪式。

（李扬整理）

历史不能湮灭

徐博东（徐新杰烈士族侄）：

我的父亲徐森源是广东蕉岭人，中学毕业后参加由丘念台筹组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其间成为中共党员。他的同村族弟徐新杰受其影响，师专毕业后亦到东服队并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抗日同盟。1945年日本投降，东服队解散。1946年党组织派我父母、钟浩东夫妇和徐新杰等到光复后的台湾，在基隆中学工作。徐新杰任庶务组长并加入中共，又转往中坜义民中学和新竹商校任教。

徐博东

1949年5月，遵照台湾省工委把工作重心从“迎接解放”转到“配合解放”上来的指示，黎明华、徐新杰等地下党成员以各种方式熟悉周围地形、道路交通状况、海岸线和丘陵山地情况，积极发展组织，做群众工作。8月下旬，“光明报案”爆发，他们转移到竹南乡间隐蔽起来。10月1日，竹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为北京开国大典举行小型庆祝集会，因他们通过自制手摇发电机艰难地收听到新华社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广播。

1950年除夕，敌特及宪兵、警察企图诱捕黎明华、徐新杰。他们识破诡计，撤进高山密林，开辟劳动基地，准备长期斗争。此后，台湾省工委被彻底破坏。6月，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无限期推延，岛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敌人收买叛徒充当“卧底”和利用被捕“自新”的地下党领导人出面“劝降”，以图瓦解仍在坚持斗争的地下组织。7月，黎明华被捕不久后“自新”。1952年4月，因叛徒出卖，重整后的“省委”亦彻底覆灭。徐新杰开始了更为艰难的流亡生活。1953年，宪兵和特务由变节分子带领进入苗栗大湖山区鹞婆山搜捕，从鸡叫声判断出必有人家，随后发现正在锄草的徐新杰。他挥锄与敌搏斗拒捕，连中数弹。特务把徐新杰抬下山，到苗栗后他因流血过多牺牲，被草草埋在乱葬岗。新杰叔当时年仅二十九岁，未婚，无后，遗骨无处可寻。

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整理的《战后政治案件及受难者》中记载：“徐新杰，男，死刑，案号99199。”其它诸如出生年月日、籍贯、教育程度、职业、案情略述、涉案关系人等都是空白。因特务抓到他时已非“活口”，无法审讯。2019年4月，地下党老同志张皆得在台寻到一份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同案人的判决书，内书：“再据原承办该案之苗栗县警察局刑警队政治组组长周德标亦称：‘只有阿华晓得本案被告参加共匪组织之情形，但阿华于拒捕时被打死。’”“查阿华系拒捕被击毙之叛徒。”“阿华”即徐新杰化名。以上档案资料足证徐新杰是拒捕壮烈牺牲的。

在此，我郑重呼吁家乡有关单位尽快挖掘整理相关资料，上报主管部门，追认徐新杰为革命烈士，载入史册，并拨款对其故居进行抢救性修缮保护，以慰英灵，更为教育青少年世世代代继承革命传统，传承先烈红色基因！徐新杰烈士魂兮归来！你和所有在台牺牲的烈士鲜血不会白流！

临危受命 求仁得仁

陈禹方（陈宝仓烈士之女）：

我的父亲陈宝仓1900年生，河北遵化人，保定军校第九期工兵科毕业。抗战期间历经宣城战役、武汉会战、德安战役、粤北战役和昆仑关战役，历任第二兵团参谋长、第四战区代理参谋长。其间遇日军轰炸，右眼失明。“生当报国日，桴鼓忘家愁”是他的豪迈诗作。1946年，父亲任“国防部”联勤司令部第四兵站总监，负责调拨山东地区军用物资、粮饷等。他同情共产党，有意将军用物资、粮饷等遗失给我军，导致上级王耀武向蒋介石密告。

陈禹方

1948年，父亲因“资共”嫌疑被免职，赋闲在家。老同事、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来联络他，密商去台湾潜伏，并与中共香港分局饶彰风、方方等接触。年底，“资共”案撤销，父亲任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春，他受香港分局和民革中央派遣，赴台湾进行策反，配合吴石开展情报工作。父亲利用工作之便将中、南、北部各防守区部队番号、兵力部署等重要资料手写整理，绘制成表格交给吴石，比如防御部署图就有前沿及纵深防御部署图、附防御设施图、前沿爆炸物图、防御地域军事交通图等。吴石连同职务上所知悉情报，派聂曦送往香港，交何遂转华东局敌工部驻港负责人刘栋平。

陈宝仓烈士英勇就义毫无惧色

1950年初，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整体被敌破获，牵连出吴石，波及陈宝仓。父亲在狱中饱受酷刑，一字未吐。6月10日，吴石、陈宝仓和聂曦（吴石副官）、朱枫（华东局交通员）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江山浮碧血，日月照丹心”—吟咏过这样词句的父亲早把生命置之度外。母亲师文通决意让他归葬故土，设法通过友人办理火化，托我的同学殷晓霞冒险把骨灰转运到香港，自己亲自携回祖国大陆。1952年5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主持公祭，父亲被安葬于此。200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树立陈宝仓、朱枫、吴石和聂曦烈士塑像。

凭将一掬丹心在

吴红（吴石烈士孙女）：

我的祖父吴石是福建闽侯人，生于1894年，先后就读于保定军校和日本陆大。他青年从军，历经戎马，是公认的日本军事问题专家，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经同乡吴仲禧（中共地下党员）介绍，他参加民革的前身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与同乡和老上级何遂交往密切。何遂的子女是中共地下党员，经何家穿针引线，祖父先后和中共中央上海局、社会部和香港分局建立联系。他反对内战，对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认为希望在共产党一方，因此从1947年起先后将《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沪宁沿线军事部署图》及江南地区兵力部署图，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军地点、部队长官姓名、实有人数和配备、准备整编计划，川、滇、湘、粤、闽各省部队建制和兵力等核心情报提供给中共，将原定运台湾的绝密军事档案留在福州。

吴红

1949年8月15日，福州解放在即，蒋介石手谕吴石速赴台北就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此后祖父冒着极大风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1949年11月27日，他交给华东局交通员朱枫如下绝密军事情报缩微胶卷：《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海区海流资料；岛内各战略登陆点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为解放军攻台提供重要参考。因中共台湾省工委遭严重破坏，祖父身份暴露，1950年3月1日被捕。蒋介石下令判处死刑，6月10日祖父和朱枫等人从容就义。

1973年11月15日，河南省革委会根据中央有关部门意见，追授吴石为革命烈士。祖母王碧奎先于祖父被捕，入狱半年，后赴美国。1992年姑姑将祖父骨灰从台北庙中迎回，暂存郑州我父家中。1994年叔父将祖母骨灰从美迎回，吴家后人为祖父和祖母在北京福田公墓举行隆重合葬仪式。临刑前祖父留下绝笔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他在遗书中叮嘱后人：“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这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为台湾籍烈士说几句

詹志芳（吴克泰之女）：

2018年4月，中共台湾地下党子弟詹志芳、程立申和程立新等到台湾——父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故地重游。我的父亲吴克泰（詹世平）是中共台北市委学委委员，程家兄弟的父母程浩和丁宁1947年被中央机要部门派去台湾建立电台，住在吴家。敌情严峻，程浩、丁宁和吴克泰均撤回大陆。父亲和程浩叔叔前些年去世，丁宁阿姨不久前去世。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会长蔡裕荣来接我们。该会是中共地下党遗属和受过政治迫害者及其子弟的组织。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蔡裕荣因组织反美促统的“台湾人民解放阵线”被判三年监禁。我们到旅馆放下行李，换上黑衣，饭也没吃，直接去1998年建成的马场町纪念公园祭奠烈士，互助会工作人员在这里等候多时。当年这里枪杀过上千烈士，鲜血使土地板结，多少人尸骨无存。天上飘着小雨，我们向烈士墓—板结的土地上做成的大冢献上鲜花。泪水和着雨水，沾湿了所有人的面孔。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2013年建成，墙上记载在台牺牲的1100位烈士名单；还有四名烈士塑像：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他们都是大陆籍烈士。对台湾籍地下党员中的烈士，宣传相对少。在此我介绍两位，一位是省工委委员张志忠。他是台南人，在日据时期被捕入狱，像《红岩》里华子良一样装疯骗过敌人，一被释放就设法潜回大陆参加八路军。抗战结束组织上派他回来组建地下党，负责武装斗争。他跑遍台湾山山水水，寻找可以做根据地的地方。被捕后，一见有人入狱他就高喊，“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鼓励战友坚持斗争。蒋经国来劝降：“张先生，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他说：“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1954年3月16日，他在马场町被枪杀。我们在烈士侄女陪同下专门去存他骨灰的灵骨塔。夫人季沄先于他遇害，儿子自杀，女儿早逝。

还有台湾地下党第一个就义的林正亨。他是台湾有名的雾峰林家第八代，祖上是抗法英雄，多次受到清廷封赏。到他父亲这辈，为不受日本人奴役回大陆福建，在家用日本人做下人，给孙中山捐了很多钱。抗战打响，本来学美术的林正亨上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15期），参加昆仑关战役和远征军赴缅作战。他和八个敌兵拼刺刀，身受十六处刀伤，倒在血泊中。战友从死人堆里找出他送到战地医院，经过两次大手术才救活，双手残废。出院后他到重庆码头做苦工，积极要求入党，抗战胜利后回台湾做地下工作。“二·二八”起义中他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为地下党运送武器，1949年8月被捕。他是林家族长，国民党当局念他参加过远征军，答应写悔过书就可释放他。他说：“我没什么好悔过的。”蒋介石下令枪决，1950年1月30日林正亨在马场町就义。我们这次专门到林家花园见到他的亲戚。林正亨有三个孩子，大儿子是《北京日报》资深记者，大女儿是北京自来水厂高级工程师，最小的女儿留在台湾。

台湾籍烈士很多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是社会精英，他们的牺牲是巨大的损失。我们去台湾得知还有200多位烈士被漏掉。我要了名单，在2019年春节前亲手交到汪洋同志手里。烈士的血不能白流。只有祖国统一，才能够告慰烈士。

原题：《初心浴血荐轩辕 ——纪念为解放台湾牺牲烈士笔谈》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