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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古代中国明明有东南亚这片温暖富饶的热带天堂，却偏偏要在西域那片不毛之地砸重金建都护府。

这背后藏着一套精明到令人咋舌的地缘算盘，答案不在气候，而在生存。

北方铁骑决定一切

公元前200年，刘邦带着32万大军北上对付匈奴，结果呢？白登山一战，堂堂大汉皇帝差点成了俘虏。

七天七夜，刘邦被围在一座小山上，粮草断绝，援军不至。要不是陈平用美人计贿赂冒顿单于的王后，大汉朝就要改朝换代了。

这一仗打醒了所有人，威胁不是来自南方的椰林，而是来自北方的马蹄声。

匈奴骑兵一天能跑300里，你想想，早上还在阴山脚下放羊，晚上就能出现在长安城下。这种机动性，是东南亚那些被海水分割的小岛永远做不到的。

汉武帝花了44年打匈奴，国库打空了三次，为什么？因为这是生死之战，输了就亡国。

东南亚有威胁吗？当然有，海盗、瘴气、毒蛇，可这些威胁不会让大汉朝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看看地图就明白了。

中国北边是一马平川的大草原，游牧民族可以集结十万骑兵，三个月就打到黄河边。南边呢？先得造船，再得跨海，还得面对季风。这时间差，够中原王朝准备十次了。

北方游牧民族有个特点，他们不是来抢钱的，是来抢地盘的。匈奴、突厥、蒙古，哪一个不是想把整个中原变成牧场？

冒顿单于统一草原后，第一件事就是南下，他的目标不是抢几座城，而是要让汉朝皇帝给他当小弟。这种野心，东南亚那些小国根本没有。

东南亚不一样，那里的威胁是散点式的，今天这个岛有海盗，明天那个港口有冲突，麻烦是麻烦，要命不要命。

所以古代中国的战略重心，必然向北、向西，不是不想要东南亚的好处，而是顾不上。

一本万利的买卖——丝绸换战马的经济学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带回来的情报让汉武帝眼前一亮。

大宛有汗血马3000匹。

一匹好马能换100匹丝绸，一匹丝绸重2斤，100匹就是200斤。一匹马换200斤丝绸，这买卖划算不划算？

汗血马不是普通的马，它们能日行千里，耐力惊人，汉武帝为了得到这些马，不惜发动两次大宛之战。第一次派李广利带兵6万，失败了。第二次又加派10万人，终于抢到了几十匹种马。

听起来很亏？错了，这是最划算的投资。

再看看东南亚能提供什么，香料、珍珠、象牙，好东西，可问题是运输成本太高。

从广州到南洋，先得造大船，一艘能载300人的大船，光造价就够买1000匹马。船造好了，还得面对台风、暗礁、海盗，十艘船出去，能回来七艘就算幸运。

西域不一样。一队骆驼，100峰，能驮2万斤货物，从长安到撒马尔罕，来回一趟6个月，路虽然难走，可是稳。

更关键的是，西域的贸易是多点开花。

龟兹出产玉石，一颗羊脂玉能换一车粮食，焉耆出产葡萄酒，汉朝贵族喝一口就上瘾，疏勒出产地毯，长安富商抢着要。

东南亚呢？香料确实珍贵，可香料这东西，用量有限，一个贵族一年能用多少胡椒？十斤？二十斤？

战马不一样，汉朝需要多少战马？50万匹都不够，每年战损、老死、生病，起码得补充10万匹。

这就是规模效应。西域贸易做的是大宗商品，东南亚贸易做的是奢侈品，哪个更赚钱，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细节。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基本都是接力式经营，长安的商人只跑到敦煌，敦煌的商人接手跑到高昌，高昌的商人再往西跑。

每一段都有人赚钱，每一段都有人维护道路安全。

这套体系一旦建立，就有了自我维护的能力。敦煌的商人发现路不好走，会主动修路，为什么？因为路修好了，自己赚得更多。

西域各国的国王也乐意配合，商队路过，要交税，税收越多，国库越充实。

东南亚海路呢？一条船从广州出发，要一口气跑到马六甲，中间出了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文明的十字路口——和尚西行与胡商东来

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

他为什么不走海路？技术上完全可行，从广州坐船到印度，比走陆路快多了。

因为西域是现成的文化高速公路。

从长安到印度的这条路上，每隔几百里就有一个佛教据点，高昌王鞠文泰亲自给玄奘当向导，龟兹国王白纯陀为玄奘提供补给。

这是几百年文化积淀的结果。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贵霜帝国、康居国、大月氏，全都是佛教中转站。一路上有翻译，有向导，有同行。

玄奘在高昌停留了两个月，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学当地语言和文字，这些语言文字，在东南亚根本用不上。

更要命的是，西域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中国的造纸术传到撒马尔罕，当地人改进了工艺，改进后的技术又传回中国，效率提高了30%。

东南亚呢？文化交流基本是单向输出。中国的瓷器、丝绸到了南洋，当地人只会使用，不会改进。

技术进步需要对话，不是独白。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西域的胡商不光做买卖，还做技术中介。

康国的胡商萨保，既懂中文，又懂波斯语，还懂梵文，他们把中国的发明传到西方，又把西方的技术带回中国。这种跨文化的知识传播，在东南亚根本做不到。

西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宗教包容性强。

撒马尔罕城里，佛教寺庙、拜火教神庙、基督教堂并排而立，不同信仰的商人可以在同一个市场做生意。

东南亚的宗教生态要复杂得多，印度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混杂在一起，经常爆发宗教冲突。

商人最怕什么？不是盗贼，是不确定性。西域虽然环境恶劣，可规则明确，东南亚虽然气候宜人，可局势多变。

帝国的管理学

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

第一任都护郑吉，手下只有1500人。

1500人管理整个西域？听起来不可能，可这套制度运行了700多年。

秘密在哪里？

不是直接统治，是间接管理。

郑吉的策略很简单，控制水源，控制道路，控制关键城市。

西域36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王。汉朝都护不推翻他们，只要求他们履行保护商路安全，提供军事协助，定期朝贡三个义务。

作为回报，汉朝保证他们的王位不被邻国威胁。

这套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成本极低，效果极佳。

唐朝的安西都护府更进一步。设立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每个镇驻军不超过5000人，却能控制比整个东南亚还大的区域。

最令人佩服的是，这套制度连安史之乱都没能摧毁。

公元755年，内地打得天翻地覆，西域的唐军照样坚守岗位，直到公元790年，安西都护府才被吐蕃攻陷，整整坚持了35年。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好的制度一旦建立，就有强大的生命力。

为什么？因为西域是绿洲经济。

每个绿洲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彼此之间被沙漠分隔，控制了绿洲，就控制了整个区域。

东南亚不一样，那里是海洋经济，需要强大的海军。

明朝郑和下西洋，每次出动的舰队规模都是200多艘船，2万多人，成本高得吓人，可控制力还不如西域一个都护府。

为什么？因为海洋无法分割。今天你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明天敌人可以绕道苏门答腊。海上没有天然屏障。

更要命的是，海军需要持续投入，船要保养，水手要训练，补给要运输，一停下来，控制力立刻消失。

陆军不一样，修一座要塞，能用100年，训练一支骑兵，能传三代。

所以古代中国选择经营西域，不是因为喜欢沙漠，而是因为这里的投入产出比最高。

参考资料：

《求是》杂志2019年第1期《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澎湃新闻《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亚在丝绸之路发展中的作用》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