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记忆是老时灵魂的陪伴

夜里醒来，总要好一阵子才想起身在何处。

搬来这公寓已有五年，陈设却依然简单得像旅馆。只在床头柜上，留着一个胡桃木相架。照片里是个穿象牙色丝袍的年轻女子，靠在维多利亚港的栏杆上，背后是八十年代中环的灯火。那时霓虹招牌还层层叠叠，衬得人脸都是五颜六色的。她微微侧着脸，眼角有粒小小的痣，像是不经意溅上的墨点。

医生说我这记忆，像用久了的橡皮，擦什么都留痕。新近的事转眼就模糊，倒是几十年前的片段，冷不防就跳出来，清晰得吓人。

我起身，从五斗柜最底层抽出那本厚重的相册。封面是黯绿色的天鹅绒，已经磨得发亮，边角处露出底下的硬纸板来。不必开灯，窗外的城市光足够我看清这些沉默的见证。

第一张是黑白的。十七岁的我穿着浆洗得笔挺的护士制服，站在玛丽医院的拱廊下。头发紧紧挽在护士帽里，露出光洁的额头。那时以为能拯救整个世界，至少能拯救眼前这一个。照片背面有铅笔字，淡得几乎化进纸纤维里去：“实习第三日，李医生夸我手稳。”

往后翻，色彩渐渐鲜明起来。三十岁生日，在浅水湾的沙滩上。穿一袭胭脂红的泳衣，那时真是瘦，肋骨都看得分明。朋友围着我，有个戴宽檐草帽的，是美玲罢？她后来嫁去温哥华，头两年还有圣诞卡寄来，再后来，地址改了几回，终于失了音讯。照片里大家都在笑，牙齿白晃晃的，像某种年轻的兽。

四十岁上下的照片突然多了起来。多是些宴会场合，穿着缀亮片的晚装，端着香槟杯，笑容是恰到好处的弧度。背景里总有人，男人的领带，女人的耳环，水晶吊灯碎钻似的光。奇怪的是，我几乎记不起这些场合的具体情形，只记得高跟鞋磨脚，以及回家后卸妆时，镜子里那张疲惫得陌生的脸。

然后，是那张在海边的。我穿着米白色的麻质长裤，赤脚站在礁石上。风把衬衫吹得鼓起来，像帆。那是在南丫岛，一个春天的午后。拍照的是谁呢？我竟怎么也想不起。只记得空气里有咸腥的海味，和远处渔船马达闷闷的声响。那个下午真长，长到以为永远不会结束似的。

手指停在最后几页。照片忽然又少了，稀稀疏疏的，像秋后树上的叶子。六十岁退休那年，同事在酒楼设宴。我穿着绛紫色旗袍，胸前别着朵绒花。大家都说颜色衬我，只有自己知道，选这个颜色，是为着显得庄重，压得住场面。席散时，总经理过来握手，说些“贡献良多”的场面话。他的手很软，像浸过水的棉花。

再往后，竟是一段长长的空白。

相册最后几页完全空着，只夹着几张零散的纸片。一张是手写的食谱，字迹娟秀：“莲子百合糖水，冰糖须后放。”一张是干枯的枫叶，从温哥华寄来的，叶脉都脆了。还有张电影票根，《卡萨布兰卡》，日期早已模糊。

窗外的天开始泛起蟹壳青。我把相册合上，天鹅绒封面在手心里温温的。忽然想起许多年前读过的一句诗，说是“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其实相思也渐渐忘了，忘不了的，反是这些琐碎得不成样子的片段：实习时消毒水的味道，浅水湾沙子的温热，南丫岛那天的风。

它们没头没尾地存在着，像沙滩上被潮水冲上来的贝壳，早就空了，凑近耳边，却还听得见当年海的轰鸣。

我把相册放回原处，摆正那个胡桃木相架。照片里的女子依然年轻，依然望着八十年代的香港。而我已经老了，老到记忆都成了奢侈品，要省着点用。

但或许，记忆从来就不是用来“用”的。它只是存在着，像旧房子里总也除不尽的潮气，慢慢渗进墙壁，渗进木头，最后和屋子本身长在一起。等你发现时，早已分不清哪些是砖瓦，哪些是往事。

天光完全亮了。远处有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我起身，走到小小的厨房，烧水，准备泡茶。动作是缓慢的，一步，再一步。茶杯是普通的白瓷，边缘有道细细的裂痕，不仔细看是瞧不出的。

忽然觉得，人老了，大概就是这样罢——带着满身的裂痕，依然盛着滚烫的茶水。而记忆，就是这裂痕里渗出的、微温的水迹，证明这只杯子，曾经被好好地使用过。

水开了，蒸汽模糊了窗玻璃。我抬手去擦，看见自己的倒影，和窗外渐渐苏醒的城市重叠在一起。这一刻如此真实，真实得像四十年前浅水湾的阳光照在背上。

原来我们从来不曾真正拥有什么，除了这些不断消逝、又不断重现的瞬间。它们堆积起来，在灵魂最寂寥的时辰，成为唯一的、沉默的陪伴。

茶泡好了，我端着杯子走回客厅。晨光正好落在相架上，年轻女子的脸笼在一片柔和的光晕里。我们对视了片刻——隔着四十年的光阴，隔着生与死，隔着所有记得与遗忘的。

我微微举起茶杯。

敬记忆。

敬这老去灵魂里，最后的、最忠实的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