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菊，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官至正国级，69岁病逝从八宝山葬回上海

“2005年12月11日，洋山深水港正式开港——我这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下了。”黄菊扶着栏杆，对值班海事人员说。那天冬阳很冷，海面起浪，他却执意站在甲板上看完首艘巨轮靠泊。谁都看得出，他的眼神里有种难得的放松，好像自己和这座城市一起，完成了一次长跑冲刺。

时间往回推二十多年。1963年，21岁的黄菊从清华动力系毕业，只带了一个藤编书箱就踏进上海。那时的他，头发还凌乱，个子不高，但说起机器却滔滔不绝。师傅笑他是“书生技工”，他却乐在其中，白天钻设备，晚上琢磨改进图纸，一干就是十六年。有人回忆，那台轰隆作响的冲床边常能看到他攥着铅笔比划压力曲线的身影。

80年代的春风，先吹深圳、珠海，又拐进浦江。上海想追，可口袋空空，企业设备老旧，亏损连连。1982年，黄菊被调到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当副局长。一到任，他第一件事不是开会，而是跑车间。半个月里，他挤公交、拎饭盒，走遍十几家厂，看完一摞厚厚的报表后才开口：“先补课，再谈改革。”这种“笨办法”让很多基层工人觉得这新领导“像个内行”。

1990年春节，邓小平南下途中再驻上海。浦东滩涂冷风凛冽，黄菊随队汇报，当时还是市里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邓公只说了两句话：“浦东要赶紧动，上海不能慢。”夜里回办公室，黄菊拍桌子：“再拖，真成后卫了。”就这样，他成了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的第一任组长。

钱从哪儿来？地怎么用？外资信心如何稳？一摞摞难题摆在面前。黄菊把几位专家关在市府小楼整整三天，商量出来“土地批租”四个字。消息一出，质疑如潮，有人甚至写匿名信骂“卖祖宗地”。他没生气，对着电视镜头举了块被规划的旧棚户示意：“要么继续漏雨，要么拆掉盖新楼，你们选一个。”这一段直白解释，让无数普通上海人开始理解改革这件事不是空中楼阁。

1992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出现“三二一”产业思路。文件干巴巴，可听黄菊讲就鲜活起来，他用手指点桌面：“搞金融，是让钱动起来；做贸易，是让货动起来；修交通通讯，是让人动起来。三件都动，城市才活。”短短几年，外滩一带的脚手架此起彼伏，老弄堂里也能飘出咖啡味，市民才真切感到“上海速度”不再只是口号。

1994年春节，邓小平第七次在上海过年，那天去浦东工地，黄菊陪同。大桥、隧道、货场一溜看下来，老人家摆手说：“好，好。”车里，黄菊轻声跟同事说：“他说一个‘好’，我心里能安好久。”旁人调侃他“像个学生守着老师评分”，他嘿嘿一笑，没反驳。

1995年，黄菊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办公室灯常亮到凌晨两三点，保安小王偷偷数过，一个星期里只有周六凌晨三点半那盏灯熄过。家里电话偶尔深夜响起，夫人余慧文温声问：“还忙？”黄菊夹着文件快步出来，边系风衣扣子边安慰：“马上结束，别等我。”他嘴上说“马上”，可经常一去又是两小时。

有意思的是，身居高位的黄菊并不推崇“强首长”风格。市委常委会上，他常常让年轻干部先发言，“别怕讲错，错了改。”遇到意见相左，他就把椅子往后一靠，双手抱胸听完，最后才慢慢总结。熟悉他的人知道，真正决策时他半句不拖，落笔如刀，方案立刻能推开。

2003年，黄菊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金融、工业、交通等多项工作。最忙的时候，他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三个不同行业座谈会，中午就在车里扒几口盒饭。同事劝他别这么拼，他摆手：“上海那几步棋是大家帮我下的，现在到中央，就该下全国的大棋。”

可身体敲响了警钟。2006年，他在青藏铁路格尔木段调研时，高原反应几乎没有，可回京后一次常规体检却发现异常。医生建议住院观察，他说工作太忙，把药揣兜里继续跑会。直到年底，一纸确诊，把他硬生生按在病床上。马弘去探望，他还开玩笑：“我耐力好，住几天就出院。”几句话却带着虚弱的喘息。

2007年6月2日清晨，北京协和医院的监护仪静止下来，黄菊走了，享年69岁。遗体按惯例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可夫人清楚，丈夫最挂念浦江两岸。反复思量，她向有关部门提出，想把灵盒迁回上海。申报手续颇为繁复，最终获批。2015年11月29日，一架东航客机平稳降落虹桥，机舱最后走出的，是护送黄菊灵盒的小分队。为了不影响其他乘客，他们等旅客全部离席才缓缓推着灵盒下机，依旧贯彻那句“不扰民”。

青浦福寿园，秋叶飘落，小雨淅沥。灵堂内，余慧文轻轻念：“老黄，回家了。”朴实无华的一句话，让在场老部下忍不住红了眼眶。有人说，黄菊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不是官至正国级，而是“把上海推到世界地图新的坐标”。洋山深水港十周年的庆典上，人们再度回忆主导者——那位身材不高却步伐稳健的工程师出身干部。

浦东的高楼仍在刷新纪录，新航线、新码头依旧扩建。每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映在黄浦江水面，总有人会想到那个在大桥上迎风而立、把“上海速度”写进城市血脉的人。或许这就是他想要的归宿：与上海同呼吸，同节奏，再无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