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赵

编辑|赵赵

南京博物院，中国第二大博物馆，馆藏43万件国宝。

90年历史，11任院长，却有两位以自杀结束生命。一位从灵谷塔纵身跃下，一位在家中卫生间自缢。

她们的死相隔整整20年，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灵谷塔下的绝命书

1964年12月22日，南京，冬日的寒风刮得人睁不开眼。

南京博物院的司机老张像往常一样，开车送院长曾昭燏去医院看病。这位55岁的女院长最近精神状态很差，已经在丁山疗养院住了大半年。看完病出来，曾昭燏突然对老张说："我想去灵谷寺散散心。"

老张没多想，便驱车前往紫金山。灵谷寺是南京名胜，院长工作繁忙，偶尔散散心也是正常的。车子停在灵谷寺门口，曾昭燏下了车。她转过身，递给老张一包苹果："你在这儿等我。"老张接过苹果，看着院长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寺门内。他点了根烟，靠在车上等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老张开始焦躁不安。他掐灭烟头，走进灵谷寺寻找。问了几个游客和僧人，都说没见过这样一位中年女士。直到有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喊："灵谷塔下面……有人跳下来了！"老张的心猛地一沉，拔腿就往塔的方向跑。

灵谷塔高66米，是南京的标志性建筑。此刻，塔下围满了人。老张拨开人群，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正是曾昭燏院长。她已经没有了呼吸。人们在整理遗物时，从她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短短一行字："我的死与司机无关。"这是曾昭燏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消息传回南京博物院，全院震动。

几天前，曾昭燏刚刚收到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书。有同事亲眼看见她拿着证书，神情复杂地说了一句话："这个也救不了我。"当时没人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如今，一切都明白了。曾昭燏为什么要死？什么东西连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都"救不了"她？

曾昭燏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这位传奇女性的人生起点。曾昭燏1909年出生于湖南湘乡荷叶万宜堂。这个名字或许陌生，但她的曾祖父却是大名鼎鼎的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潢。没错，曾昭燏是曾国藩家族的后人。

曾氏家族的家训流传百年，核心就是"读书"二字。曾昭燏的二哥曾昭抡是著名化学家，后来当了教育部副部长；她的堂姐曾宝荪创办了艺芳女校，是中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学位的女子。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曾昭燏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1929年，20岁的她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拜在国学大师胡小石门下。1935年，她远渡重洋，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那个年代，中国的考古学才刚刚起步，女性考古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曾昭燏不仅是先行者，更是开拓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曾昭燏正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伦敦大学还给她发来了助教的聘书。但她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回国后，曾昭燏加入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她跟着考古队辗转于川滇一带，在云南大理主持发掘了马龙遗址等五处遗址，命名了"苍洱文化"。她是中国第一位在野外主持考古发掘的女科学家，在学术界与北京大学的夏鼐并称"北夏南曾"。

1948年底，国民政府准备将大批珍贵文物运往台湾。曾昭燏坚决反对。她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写了一封信，措辞严厉："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她不仅写信抗议，还拒绝跟随文物赴台。1949年，南京解放，她留了下来。

原中央博物院

1950年，中央博物院更名为南京博物院，曾昭燏被任命为副院长。1955年，她升任院长，成为这座国家级博物馆的掌门人。在她的主持下，南京博物院完成了南唐二陵的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曾昭燏亲自主编的《南唐二陵》一书，至今仍是研究五代史的必读经典。

她还给南博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绝对不准私人收藏文物，永远不玩古董。**这条规矩后来被国家文物局写进了文博工作者的职业守则。曾昭燏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南京博物院。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南博就是她的家。员工们经常在深夜看到院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那是她在整理文物资料。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学者，为什么会选择自杀？答案藏在她留下的那句话里："这个也救不了我。"

1964年，政治风暴的阴云已经开始聚集。曾昭燏出身"封建官僚家庭"，曾国藩的后人这个身份，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她的二哥曾昭抡已经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各种批判会、检讨会接踵而来，压得她喘不过气。

从1964年3月开始，曾昭燏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被确诊为抑郁症，住进了疗养院。但疗养并没有让她好转。12月22日，她走上了灵谷塔，纵身跃下。

消息传到广州，年迈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悲痛不已。他写下一首挽诗："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白璧"是美玉，比喻曾昭燏的品格和才华；"青蝇"出自《诗经》，比喻那些颠倒黑白、中伤贤良的小人。陈寅恪的诗，点破了曾昭燏之死的真正原因。根据曾昭燏的遗愿，她被安葬在南唐二陵的左侧——那是她亲手发掘的考古遗址，也是她一生事业的见证。

一位55岁的女考古学家，终身未嫁，把一切献给了文物事业，最后却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人间。

但更令人唏嘘的是，20年后，悲剧在同一个地方重演了。

一篇报道杀死一个人

1984年11月8日凌晨，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的家中。

姚迁的家人发现，卫生间的门反锁着，怎么敲都没有回应。破门而入后，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58岁的姚迁，悬挂在卫生间里，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地上散落着一大堆烟头，旁边还有一摊泪水的痕迹。显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姚迁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挣扎。

就在几天前，著名红学家冯其庸从北京给姚迁寄来一封信，表示支持他，让他不要灰心。姚迁的家人说，姚迁收到信后泪如雨下，反复念叨着一句话：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

姚迁的死，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这已经是南京博物院20年内第二位自杀身亡的院长了。

姚迁和曾昭燏不同。他1926年出生于江苏如东的一个农民家庭，1944年入党，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他从儿童团辅导员、小学校长一步步做起，1962年调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1964年曾昭燏去世后接任院长。

在南博工作的20多年里，姚迁主持编写了《南朝陵墓石刻》《太平天国壁画》等重要著作，还担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会员。他是业内公认的专家型领导，为江苏省的文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样一位资深的老党员、老干部，怎么会走上绝路？一切都要从1984年8月的一场"舆论风暴"说起。

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发表重磅报道：《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姚迁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与此同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三篇文章的核心指控是：姚迁在1979年至1982年间以个人名义或联合署名发表的二十多篇文章，没有一篇是他自己写的，全是侵占下属的学术成果。

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八十年代初，国家刚刚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光明日报》作为知识分子的喉舌，发出这样的报道，分量极重。

文章一出，舆论哗然。江苏省委宣传部随即组织了对姚迁的批判。一个入党40年的老同志，一夜之间成了"剽窃者""以权谋私者"。

姚迁的名字不仅在国内被搞臭，还传到了海外。台湾的媒体借机炒作，把姚迁事件当作攻击大陆的素材。

姚迁觉得天塌了。他是个文人出身的干部，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名声。如今被扣上"剽窃"的帽子，而且是登在《光明日报》上，他感到有口难辩。

但事情的真相，远比报道复杂得多。

所谓的"署名风波"，起因是这样的：南京博物院收到一件文物，姚迁作为院长做了鉴定，并口述了具体意见。一位工作人员把姚迁的话记录下来，后来整理成文章发表。这位工作人员觉得自己不是权威，就把姚迁的名字也加了上去，事后才告诉姚迁，还把一部分稿费给他。

姚迁当时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不经过我同意就署我的名？

这本是一件小事，前因后果都很清楚。但偏偏有人要借题发挥，把它上升为"剽窃"。

更深层的原因，据冯其庸后来透露，是姚迁得罪了某些省里的领导。

这些领导喜欢收藏字画，经常到南京博物院"借"馆藏文物回家欣赏。按规定，博物馆的藏品是不能外借给私人的。但他们是省级领导，姚迁拦不住，只能让他们借。

但姚迁有个"毛病"：他把每次借出的文物都详细登记——谁借的、借什么、借多久。到了期限，他就去催还。催不回来，他还是催。时间一长，那些领导就不高兴了。

一个博物院院长，天天追着省领导要东西，这像什么话？

于是，有人开始找姚迁的麻烦。先查他的生活作风问题——查了个遍，干干净净；再查他的经济问题——一分钱贪污都没有。最后发现了这个"署名"的事，如获至宝，立刻上纲上线。

从1982年冬天开始，姚迁就一直处于被调查的状态。《光明日报》在1983年就想发文章批判他，但被江苏省文化局党组拦下了。可是到了1984年，报社不顾反对，强行发稿，三篇文章连珠炮一样打出来。

姚迁彻底绝望了。

他不是不想申辩，而是申辩无门。在那个年代，报纸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何况是《光明日报》这样的大报。

1984年11月8日凌晨，姚迁走进了家中的卫生间，关上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没有留下遗书。但那一地的烟头和泪痕，诉说着他最后的痛苦。

迟来的正义与历史的镜鉴

姚迁死后，事情的走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冯其庸在北京得知消息，悲愤交加。他立即联系了多位中央领导，强烈要求彻查此案。

当时的中央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下令组织调查组赴江苏，"一定要平反、昭雪、见报，才准许调查组回来。"

中纪委的调查组进驻南京，开始了全面调查。他们逐一核实了姚迁署名的25篇文章，走访了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档案。

调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光明日报》的报道严重失实，所谓"侵占""剽窃"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调查报告指出：姚迁是入党40年的老同志，学习刻苦，事业心强，是懂行的领导干部，对江苏省文博事业和南京博物院的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他在国内外博物馆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报告还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光明日报》在发稿前，仅仅找了控告方了解情况，根本没有听取姚迁本人的陈述，就做出了定性。这严重违反了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

1985年8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姚迁同志的错案得到纠正。

同一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刊播这一消息。《光明日报》编辑部还专门发表了《关于姚迁事件报道严重失实的检查》，公开承认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被撤职。

1985年11月18日，南京博物院为姚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冯其庸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姚迁的反是平了，"冯其庸后来写道，"但人已经没有了。"

从曾昭燏到姚迁，两位院长的悲剧相隔整整20年，但其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把一生献给文物事业的人。曾昭燏终身未嫁，姚迁一辈子清正廉洁。他们都坚守原则，绝不妥协——曾昭燏反对文物迁台，姚迁坚持追讨被借走的藏品。最终，他们都被时代的浪潮吞噬。

曾昭燏死于政治运动的前夜。作为"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她背负着无法卸下的历史包袱。那个年代，像她这样的人，注定无处可逃。

姚迁死于舆论的"误杀"。一篇失实的报道，就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名誉，逼死一条人命。他的死，是新闻伦理缺失的惨痛教训。

2005年，南京博物院出版了《姚迁纪念文集》，收录了冯其庸、徐湖平等人的纪念文章。

2009年，曾昭燏诞辰100周年，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岸三地的文博界人士齐聚南京，举办追思研讨会。

2023年，曾昭燏的墓地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终于还他们以公道。但这公道来得太迟太迟。

回望南京博物院的90年历史，这两位院长的命运，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的悲剧处境。他们的专业能力毋庸置疑，他们的职业操守无可挑剔，但他们无法对抗时代的洪流。

曾昭燏留下的那句"这个也救不了我"，姚迁临死前的"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至今读来仍令人心碎。

今天，南京博物院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每年接待观众超过500万人次。那座仿辽宋风格的大殿依然巍峨矗立，馆藏的43万件文物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的故事。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座辉煌建筑的背后，有两位院长用生命写下了悲壮的注脚。

他们的名字，不应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