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佐证了司马迁《殷本纪》的史实

殷墟博物馆镇馆之宝

文／周斌

清末民初有两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王国维和罗振玉提出了“二重论据法”，通过对“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论证。

通过这一研究方法，他们做实了二千多年前司马迁所写的距写《史记》一千多年前的殷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这是一件具有中华文化里程碑式的事件。上世纪初，世界历史界进入“信史时代”，也就是讲对于任何历史文献都必须要有实证了进行佐证。虽然《史记》中有对殷商的历史记述，但是一直没有文字佐证，让中华民族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停留在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时代。因为从那一年起中国朝代才有了正式的纪年文字记载。而甲骨文的出现让有实证的中华历史至少有提前了1500左右，也就是中华文化有物证的历史至少有3500年以上。

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作为百年前甲骨文出土地，也成为人们了解、研究三千年中华文化史的重要地方。

这次我们跨越三千年中华文化豫晋蒙冀自驾旅行，首站就从苏州驱车近千公里抵达河南安阳。从了解甲骨文开始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安阳：一座被严重低估了的文旅之都

袁世凯墓地“袁林”

熟悉中国文化历史的人，一定会知道安阳，了解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也会知道安阳，而今天爱好中华文化之旅的游客也都会来安阳打卡。

我们一圈走下来，安阳三个博物馆陈列的文物应该是在中国属于顶流的，其历史和文化价值应该远在隔壁的山西之上的。山西最近之火至少借助了《黑神话悟空》游戏而已。

袁世凯生前遗嘱要求过世后在安阳而非老家项城落葬，1952年毛主席去袁世凯墓地“袁林”参观，他的一句“袁林要作为反面教材好好保护好”，让袁世凯这位在历史上背负恶名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陵墓能够躲过后来的各种文化冲击。

安阳在解放后的工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1958年建设了安阳钢铁公司，1968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心下建设了安阳化肥厂。改开后的1984年安阳建设了当时鼎鼎大名的安阳彩色显像管玻壳厂，当时是全球最大的彩色显像管玻壳生产商，巅峰时期，平均每 3 台电视机中就有 1 台使用其生产的显像管玻壳。

如今的安阳其经济实力大不如从前，其经济总量在全省17个市中排名12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0亿，而开销却要450亿。

即便如此财政压力下，安阳一座小城市居然有着三座国家一级博物馆，安阳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安阳殷墟博物馆。每家博物馆藏品都应该是世界级的。尤其是距今3500前发掘出来的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古玉、甲骨文、战马车等等让每个参观者都感到无比的震撼。

以前去其他地方博物馆，包括洛阳博物馆，见过不少青铜器出土文物，都觉得已经非常震撼了，但是这些青铜器很多都是西周时代的，也就是至少比商代要晚了近千年，而在安阳的殷墟博物看到的大批商代青铜器，是在距今3500年前的文物，安阳殷墟博物馆的青铜器餐品不是一件一个展柜，而是整排、整排地像超市货柜一样陈列的，每件物品上标注一个编号，然后集中一张卡片上说明。一位曾在甲骨文中多次提及殷商叫“妇好”的王后和女将军的古墓出土的青铜器、古玉等文物，让我们惊叹在3500年，没有电、没有机械材料等等，他们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密的物品的？从这些文物中，感受到了商代晚期，人们在精神层面尤其是艺术追求层面上，完全不是一个物质贫乏、温饱不能解决的时代，而是物质高度发达，工匠技术高超，艺术创作细腻的“武丁中兴”时代。

甲骨文：中华文字的鼻祖

中国文字博物馆

如果说眼见为实的青铜器是“眼证”，那么同时期大量保存下来的甲骨文字，就是对这段历史最有力的“史证”。

在安阳，建有全球唯一的一座以文字为中心的博物馆，全面展现了中华文字数千年的变化过程，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甲骨文的发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189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大学校长）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他开始以一两银子一个字的高价收购这些本来用于中药材的龟甲片。后来《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从王懿荣过世后的家人中买下了这些甲骨，又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专心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奠定了两位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权威。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安排董作宾这位王国维弟子的河南人到安阳进行专题考古发掘。由此拉开了近百年的甲骨文殷商文物的研究。

如今学者收集到了4500个字的甲骨文，破译的只有1500字。中国文字博物馆还悬赏社会民间学者破译甲骨文，破译一字奖励四万，据说上海复旦大学一位蒋姓研究员破译了一个字，获得十万元奖金，这个字就是“蠢”。

司马迁的殷本纪二千年后得到了实证

市内国宝文物文峰塔

通过甲骨文的破译和殷墟大量出土文物，实证了二千年前司马迁所写殷本纪历史人物，王国维对当时甲骨文上殷商时代历代帝王名字进行了考证，写了一本《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文中他以《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的殷商先公先王世系为线索，对照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证实了文献中多数商王名号（如上甲、报乙、武丁等）的真实性，同时纠正了文献中的世次错误（如报乙、报丙、报丁的顺序）。

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非凡意义，进一步做实了司马迁所作《史记》在史料方面的权威性。

司马迁是在公元前104年开始动手写作《史记》的，这是他遵照同样是太史公父亲的遗嘱要求进行的历史资料汇编写作。他写了十年，期间还被朝廷受“宫刑”处罚，终于写出了六十万字的史诗级史料书。

在《史记》最后一篇中，司马迁写了一篇题为《太史公自序》的文章，对自己做了自我介绍，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我通过豆包进行了白话文的翻译：“二十岁时，我向南游历长江、淮河一带，登上会稽山，探寻禹穴；又前往九疑山，考察舜的遗迹；接着乘船在沅水、湘水之上漂流。之后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都城（曲阜、临淄）研习学业，感受孔子遗留的教化风气；还在邹县、峄山参加了乡射礼（古代射箭礼仪）。途中曾在鄱县、薛县、彭城遭遇困境，最后经过梁地、楚地返回”

我请豆包按照现在公路情况，走完上述地方大概需要多长距离，它的计算是3780公里。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样的长途考察至少要花费数年时间。

如果再深究这些地名，发现梁地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东部、安徽省北部，战国时魏国别称、楚地就是今天湖北省、河南省南部及安徽省部分地区，战国时楚国疆域。

这说明，司马迁在20岁左右就在全国各地进行考察，也是对他当时掌握的史料进行“实证”的。一直到27岁时他在安心动笔写作，这一写就写了十年，按照当时书写材料的分析，应该是写在竹简和木牍上的，难以想象六十万字的竹简要堆多高。我请豆包做了计算，它分析按照25公分长度，大概要有近八公里的长卷。

司马迁作为太史公，他能够查阅历代资料文献，经过他各地游历和考察，所以他写的《史记》读起来有很多叙述情节和人物个性描述，更有地理地貌的叙述。我想这一定与他走遍这些山山水水是有关系的。今天，没有实证司马迁当年到过安阳，但是也不能给与否认的答案。安阳就在河南的东南部，就是魏国范围。这次我自驾也是在安阳、邯郸的大名地区穿行考察，再进入山西境内的。

我们大胆设想一下，或许司马迁当年就到过安阳的小屯村，也见到过殷墟的物品和史料，才让他对殷商的介绍如此的详细，一口气写下了六千字的《殷本纪》。

可惜，司马迁走遍山山水水没有留下《司马迁游记》，但是留给我们一份宝贵的真实的历史史料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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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8日